玩伴之殇系列之六 有薛勇的日子

玩伴之殇（系列之六有薛勇的日子）
　　“老薛！老薛！老薛……”
　　友友、三厂、我和小军，躲在一道壕沟里，隔着没过头顶的杂草，直着嗓子对着三连的营房大叫着。在姥爷家的村子里，喊大人的名字，是最好的骂人方式，如果能喊出对方大人的外号，就被视为最刻毒的骂人了。我们既不知道薛勇爸爸的名字，也不知道老薛的外号，更不敢靠近三连营房的跟前，只能在营房的外面高喊着“老薛”来发泄我们心中的怒气。
　　营房门前站岗的当兵的不知道我们这样喊是为了什么，歪歪头朝我们躲藏的草丛看了一眼便懒得再理我们。日头火毒，热气从草棵子里蹿出来，没命地在我们身上烤，热的我们像烤熟的蛤蟆，浑身都气鼓鼓的，汗水虫子一般一绺一绺在身上爬。
　　“再骂一遍，薛勇再不出来，明天到学校谁都不要再跟他玩！”友友说话的声音软软的，似乎被当头的日头烤糊了。
　　“老薛！老薛！老薛……”被晒蔫儿的我们再次鼓起精神对着三连的营房喊了起来。
　　“喊！喊！喊什么喊？！”
　　薛勇瘦瘦高高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营房的门口，对着我们躲藏的地方大声的喊着。
　　“薛勇，你糊弄我们，你是小狗！”看到薛勇走出营房，我们站起已经酸了的身子，向他干嚎。
　　跑到我们跟前，薛勇的脸已经彤红，他拿眼睛扫了一眼愤怒的我们，很快便低下了头，用脚搓着盐碱地上的一簇铃铛草：“我爸爸的手枪，从来没让我动过，我说让你们玩我爸的手枪是吹牛。”
　　“你混蛋，吹牛就吹牛，让我们等你半天！”三厂上前推了薛勇一把，差点把他推到壕沟里。
　　“这样吧，我爸的手枪你们不能玩了，我把我的手表给你们每人戴一晚上。”
　　“手表？！”
　　薛勇那块亮得晃眼的手表，在我们眼里，绝对是稀罕的东西。要知道，当时在我们学校里，所有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有手表，上下课的时间，全凭教师办公室灰败的墙上挂的那台老掉牙的挂钟。常常的，那台挂钟会停下脚步，让负责值日的老师无所适从，那口挂在教室前面老槐树上的铁铧犁片，敲响的时间不是早了就是晚了，有的时候，我们放学回家，不是在地里干活的大人们还没有回来，就是早已吃完饭下地去了。薛勇来到我们班后，他手腕上那块亮晃晃的手表就成了全校唯一的时间定时器。值日的老师习惯了在差不多的时间到我们班门前观望，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常常是上课前就把薛勇的手表放到教桌的中间的，下课的时间到了，就会向教室外边溜达的值日老师一个手势，老槐树上的犁铧片接着就会准点清脆的响起。直到薛勇跟随老薛离开三连，离开我们学校，上下课的时间再没有错过。
　　我们平时连摸都没机会摸的手表，薛勇居然要让我们每人戴一晚上！这虽然比不上玩他爸爸的真正手枪刺激，却也足以让我们得意忘形。
　　靠包袱剪子锤定输赢，我排到第一晚上戴那块手表。说是戴，其实我根本就不舍得把那块亮晃晃的手表戴在自己的腕子上。放学的时候，我从薛勇手里接过手表，心不在焉地应付着他的嘱咐，巴不得他快点离开。等薛勇走了，我避开友友、三厂他们，小心翼翼地用纸一层层把手表包了起来，揣进口袋，双手捂着急急跑回了姥爷家。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跟友友他们出去疯玩。吃完饭，早早吹熄了煤油灯，把那块手表从纸包里取出来，在透过窗户纸的黯淡月光下仔细地抚弄着，一次次把手表贴在耳边，静静地聆听那一声声清脆的表针转动的滴答声。十几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块手表，当我把自己的手表踏踏实实戴在手腕上，轻轻抚摸着晶亮的表壳，静静聆听那一声声滴答的声音的时候，还会想起那个夜晚我独自躲在土炕上把玩薛勇的手表的情形。
　　姥爷家的村子，孤零零地凸显在潍北平原的北端，四下里二十几里地都看不到一个村庄，一缕缕炊烟缥缈着酸涩，和那些漫无边际的杂草一起，静静地守候着这一片贫瘠的盐碱地。在村子东边的丰产河对岸，一南一北坐落着两座营房，当地的百姓不想去弄清两座营房里到底驻扎着多少当兵的，只是习惯地称他们为三连和七连。
　　三连和七连的当兵的平日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是负责清理警戒一下最北边的潍北靶场，再就是自己开垦一些盐碱地，种点粮食和菜蔬。在我的记忆里，姥爷家村子里的人，跟三连和七连当兵的关系一直很好，那是因为，这两座营房，都有各自的医务室，那些穿着整洁的白大褂戴着草绿军帽的军医们，一直免费为村里人看病治病，有的时候，还会到姥爷家的村子里巡诊，让人们感受到了子弟兵的温暖。还有，他们种的那些粮食到了秋收的时候，任村子里的人们收割，那些收成全部归了村里人，很多的时候，营房里当兵的还会将一些粮食直接送到村子里。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这些粮食，有的时候会胜过当地人的生命。而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中，这两座营房里，时不时会放电影，我们结伙去看电影的时候，在营房门前的哨兵不但不会阻拦我们，还会得到营房里当兵的一些糖果和其他好吃的东西，这让我们一直盼着能多到营房里看几场电影。
　　薛勇就来自三连。他的爸爸老薛调到三连当连长，薛勇和他的一家也就随军到了这片盐碱地上，插班到了我们的学校。
　　那个清晨，天阴沉的厉害，整个天空黑乎乎的似乎被一个密不透风的凝滞的固体紧裹着，闷滞的湿气惶急的在四下里拥挤回旋着，撕扯的俯伏在树梢上的蝉喘不过气来，叫声嘶哑，细弱游丝，仿佛哪只蝉只要大声尖叫一下，就会刺破天上黑沉沉的那层纸。那层黑纸越来越低，闪电肆无忌惮地在纸上划出诡谲的线条，雷声把黑沉沉的那层纸一点点挤压下来，几乎伸手就能摸得到，隆隆的雷声翻滚着撞过我们学校的上空，从教室的门前肆虐着掠过，教室的破门窗不安分地摇动着，把能挤出水的空气挤进教室，让我们一起烦躁不安。
　　薛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早晨走进我们那间破烂阴暗的教室的。如今我已不记得那时薛勇的面容，但我却清楚记得那个早晨出现在我们教室里的他的装扮：整整齐齐的平头，一件雪白的短袖衬衣扎在天蓝色的短裤里面，印着红五星的草绿色书包斜挎在肩上，脚上是一双雪白的球鞋和雪白的袜子，而手腕上，那只明晃晃的手表在暗黑的教室里闪着光亮。这，就是那个早晨跨进我们教室的薛勇的装扮。
　　三厂在以后的作文里写道：“洋气的薛勇走进教室的时候，身后亮了一道闪电，把我们的眼照花了。不知道他身上插（搽）的什么，从来没问（闻）过的味儿，让我受不了，我只抬头看了他那身衣服一眼，跟我的衣服一比，（我）差点钻到桌子底下。”
　　薛勇这样的装扮，我们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是晚上偶尔在三连或七连的操场上为当兵的放的电影里看到的。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遮满小路的茅草、节箍草、铃铛花草已经挂满露水。顶着星星和月光，趟着露水，我们的脑子里回味着电影上的每个情节，嘴里啧啧羡慕着电影上孩子们的装扮，装模装样地学着那些孩子们的语调和动作，一路欢笑，一路打闹，而我们身上那些阔大或者窄小的补丁摞补丁的衣着，在月光下同脚边的杂草一起摇摆，惊起草丛中栖息的鸟儿，噗噜噜向远处飞去。
　　我们不知道薛勇是否厌烦这片贫瘠的土地，或许他不知道，他的到来，彻底颠覆了我们此前在贫瘠和饥饿里的自得其乐。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的肚子在大多的时间里饥饿着，贫瘠苍茫的盐碱地，从来没有给我们填饱肚子的机会，对衣着的欲望，更成了一种奢求。当奢求无望的时候，奢求就变得毫无意义。我和我的伙伴们正是这样的，在那个贫瘠的岁月里，用填饱肚子的欲望，把无望的奢求冷酷地压制在心底，那些一次次在电影上看过的景象，成了我们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抵达的风景，我们也就不再用我们苍白的心去触摸那道风景，只是把那道风景当作了一种梦想，把这个梦想放飞在那片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随着黄茜草红茜草红荆刺篷一年年疯长又一年年在秋风中枯黄荣衰。
　　薛勇来了，让我们无限接近了电影中我们看到的一切，而这一切，就实实在在的停留在我们的眼神里。每一天，当薛勇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的时候，他的那些装扮，那些物件，甚至他的笑容和走路的样子，就开始深深印在我们心里，也扯着我们心中那些无望的梦想，一点点生发萌芽，让我们原来的狂野逐渐在他的笑容里安静下来。现在回过头来再想，薛勇在我们身边的那些日子，似乎成了我们岁月长河中一段无法剪除的胶片，甚至永远都不能曝光，那些或黑白或彩色或明或暗的底片，涂抹着我们各自的眼神，一点点印刷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很快，薛勇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跟我们一起上树爬房，下河摸鱼，偷瓜摸枣，一起在盐碱地的草丛中疯跑乱窜。我们心疼着他的那些我们眼馋的衣服一次次被杂草树枝刮破，一次次被泥土弄脏，他的脸上，却是跟我们一起疯玩后的兴奋。
　　薛勇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算起来也就是一年，第二年的秋天，他随着老薛的调任，离开了三连，离开了那片贫瘠的盐碱地。我们不知道，薛勇是不是会留恋那片铺满红茜草黄茜草刺篷红荆和绵槐的土地，是不是会感受到我们在那片土地上，在无时不在的饥饿里疯玩的情趣，我们已无从知道，他，就像一只脱群的鸟儿，只是在那片土地上停留了片刻，便飞离了我们的视野，从此杳无音信。薛勇留给我们一个无法抹去的背影，那个背影里，写满了他的所有，也写满了我们心底的艳羡和悄然的变化。
　　三厂后来在作文中还写道：“薛勇走了，我感觉他插（搽）的那种东西的香味，还留在教室里，我也知不道（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穿上他那样的衣服，能骑上一辆自行车，能有一快（块）手表，我也知不道（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
　　在送别薛勇的那天，我们看到，薛勇跨进了老薛的绿色吉普车，向我们挥挥手，卷起一阵尘土，渐渐消失在那条铺满杂草的土路的尽头，那条土路，阳光下，密密实实的杂草，绿毡一般，一直延伸到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盯着吉普车卷起的尘土很长很长时间，不约而同，三厂、友友、我和小军的脚步，在那条土路上向前跨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