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身后事

余光中身后事
　　楚些
　　从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所在的中原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小雪。街道和楼群因此斑驳起来，中午时分，翻阅微信朋友圈，得知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于今日在台湾离世，享年89岁。内心有所感，但还不至于潸然。
　　不到两个小时，在各种媒介上，就遭遇了来自文化人群体趋于两极的态度，尤其是在诗人群体之中，意见与观点的对立特别鲜明。紧接着，关于他的作品，关于他与台湾本土几位学者文人的交集，以及过往的一切，皆汹涌而来。传媒时代下的信息增量，使得个体的私密很难有藏身之所。这让我想起《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一个被观看的角色设定，决定了他的生活360度无死角，而楚门最后的逃离与凄楚，如同波涛翻卷间的一叶扁舟，那么地触目惊心！
　　寒冬时节，一位老人，一个文学前辈的逝去，当然令人悲伤，满屏的哀思，也是人之常情。在这里，我不想就其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时的行为展开辨析，也对其在两任“蒋总统”逝后呈现的颂诗保持缄默，至于告密与人品间的关联，也非本文论述的主题。汉代的杨雄所言的心画心声说，钱钟书所阐发的巨奸做忧国语的观点，皆指向文品与人品间的裂缝式存在。回到余光中先生逝后的公众反应这个事情上来，我觉得致敬和悼念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诸多人惯性地越界行为，即遵照人死为大的原则，无限夸大对象的事功，并迅速地为其加冕分封，这种人为的运动，不仅仅发生在余光中身上，几乎成了一种惯性行为。这个时候，谈谈他在文学上本来面目，实在很有必要。
　　余光中先生无疑是位时代性的文学符号人物，时代性本身就意味着局限性。台港地区，琼瑶，金庸，三毛，余光中，皆是这样的时代性人物，他们的影响力过于蓬勃，往往遮盖了作品之本体。百年文学史上，类似的时代性人物还有戴望舒，杨沫等人。余先生的长处在于其写作时间的绵延，所谓著作等身是也！虽然有左手写散文，右手写诗歌的美誉，也有广为天下传唱的诗歌、散文文本，不过，客观而言，其诗歌成就，别说难以媲美于狄金森、里尔克等人，就是在新诗序列中，与其同代的艾青、穆旦两人，在诗艺上，他也是比不上的。而散文上，他与前面的林语堂、梁实秋二位有明显差距，与同代人中的汪曾褀，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有大陆作家曾赞誉其作品中的文化气象与传统积累，今天看来，不过是得其形而忘其神尔！过度堆砌使得其散文作品如同山间石屋，而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散文系列，则是真正的青石板路，有跫音破空而来。以我多年的散文阅读经验看来，他的散文有着两个明显的毛病，一是主观性太强，符合刘勰为文而造情的判断；二是语言上不节制，漫漶之处太多，画面感与场景的精细意味被破坏殆尽。尤其是后者，在汉语传统中，如果语言上不节制，基本上就意味着难以进入一流作家的行列。莫言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愿意用所有作品换鲁迅的一个短篇。散文也是如此，当代散文作家中，没有几位作家有勇气敢于陈述，用自己的所有作品，置换不到一千字的野草题辞。如果让文学的事情回归文学的话，我认为在艺术本体上去客观评价一位作家，是最好的尊重，而封圣则是羞辱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