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那些事儿

　　
　　一、蒸饽饽
　　我们当地称呼干粮，比如豆包、馒头等为“饽饽”。过年了，家家总要蒸一些的。
　　妈妈和奶奶把两个“二大盆”（一种黑陶的大盆）和上面，放到炕头，再盖上盖帘儿，蒙着家人的棉大衣。我们就知道，开始发面了。这是个浩大的工程，为了保持温度，炕总要刻意地多烧些柴禾。
　　一天后，妈妈和奶奶总要不时地掀开盖帘儿看。当然，我们好奇地掀大衣，总要被禁止的。碰见谁出门把大衣穿走，还要从被阁里拿下一个褥子替换上。
　　待屋中弥漫着一股儿酸味，面发酵的已差不多。奶奶就开始朝面里放碱，揣面了。二大盆被拽到了炕边儿。奶奶尽管系着围裙，但黑棉袄的袖头还是粘了些白面粉，她还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和在厨房忙着的妈妈，喊着商量着什么。父亲在屋里和厨房之间走来走去，一开门，都要涌进屋一股儿热气的。冷暖交汇之际，我们怕鼻涕流出来，大声地朝里吸。奶奶也是。
　　此时，我们都趴在被窝里，看着奶奶的一举一动呢！弟弟问：奶奶，你的鼻涕能不能流到面里啊！奶奶不自觉地摸了下脸，脸上立马就白了一块儿。“你怕埋汰（方言，脏的意思），你就不吃呗”。可我们如何舍得呢！
　　等面揉好，也饧了一会儿。奶奶就从面团上揪下一小块儿，拿到灶火口儿烧熟，看看面碱是否合适。她和妈妈分着吃，讨论着滋味和口感。可我们不知道内情，只见一个黄澄澄的熟面团儿，在她们的手里传来传去。想象中好吃极了，但却没有一点分给我们的意思。
　　我们各自咽着唾沫，找茬儿喊来喊去。太阳本来升起老高，我们躺的地方，要倒出来放面板的。可我们嫌棉裤腿里凉，如何能够下得决心朝里伸腿呢？我们找着借口懒着不起。
　　为了哄我们，妈妈放下柴禾，从厨房进来，喊住强让我们起床的爸爸，不让他厉声吆喝我们，还拿去我们的棉裤，把裤腰儿冲着灶火口烤热，然后趁热塞到我们的被窝里或套在我们的腿上……
　　奶奶负责把豆馅攥成团，妈妈负责包。偶尔奶奶也包上几个，她刚攥完豆馅的手，包出的豆包都粘了豆馅儿的颜色……所以，豆包出自谁的手，我们一眼就能分清楚的。
　　我们收拾完毕，洗净手、脸。第一锅的馒头、或者豆包已经熟了……当做早餐吃正合适。
　　就这样，馒头、豆包轮流着做，一锅一锅地蒸，要持续好几天呢！仓房里，屋里内外都摆上了豆包，馒头。等他们冻得一个不挨着一个，就都被装到小缸里，封好口。
　　这是差不多整个正月的干粮了。除了米饭，饺子、饽饽都是现成的。家家减少了繁琐的烧饭活动，串门、叙旧，娱乐就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了。
　　二、烀肉
　　我家都在腊月二十九烀肉。
　　妈妈要提前两天，把在仓房里冻着的肉，拿进屋里化（解冻）着。
　　这些肉，刚买回来的时候，都被卸成规矩的几块。按照不同的材质，被分好了：这块儿炒菜，那块儿烀着吃，而另一块儿适合剁饺子馅。猪腰梁骨是不可少的，偶尔还有猪头，肘子，下水等。
　　放肉的盆，放在北屋的炕上，我们经常去探头探脑，按按肉皮，试试化没化透。直到盆里有少半盆血水，而肉块颤颤的，失去了端正的外形，才算正好。
　　有的猪毛没刮净，爸爸总用借来的喷灯，在炉子边儿烤，听着肉皮被烤焦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焦糊味直冲鼻孔。我们的心里就乐开了花儿。
　　中午还没有过，妈妈出去抱柴禾，不是往日烧的玉米秸秆了，而是零碎的木头或者枯树枝，有那么一大抱儿。把它们按在膝盖上弄断，咔嚓，咔嚓地发出很大的声音，尤其令人兴奋。
　　等到锅盖上冒出很大的气，蒙上了抹布，还嫌不够，再蒙个麻袋，蒸汽依然朝外冒的时候。就可以安心等待了。
　　厨房热气浮着，人的上半个身子都在热气里，看不清东西。妈妈有一次，在灶上忙着，有人来找父亲，她口里尊称来人为大哥，告诉他父亲不在家。可等来人转身，妈妈站在门口才看清楚，原来是她的小学老师……后来有一段时间，她总是讪讪，学生管老师叫大哥，这叫什么辈份呢？
　　而狗啊，鸡啊，涌进了厨房，却在热气的下面，我看它们很清楚，而它们看不见我，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好极了。
　　等开锅了N次，妈妈用筷子把肉一块一块地扎出来。放到盖帘儿上晾着，并且留出来待客的份儿：这块儿等你老姑回来吃，这块儿给你的姨们，还有奶奶的侄子啊，外甥的。再留出来自己家过节的份儿，剩到这顿吃的肉，就不算很多了。
　　烀肉的老汤，一般人不喝的。但我和妈妈尤其喜欢。酸菜切细丝，用热汤浇好多遍，放点盐，上面洒些蒜苗。妈妈偶尔还偷着朝我的碗里，放几条瘦肉丝……
　　尽管，桌上摆着一盘瘦肉，一盘肥肉，吃光了还给添。我们吃饱了，还有富裕。可是，大人们能吃饱么？
　　当时我心里就抱怨，他们怎么不一起来啊，大家一次吃个够好不好呢？
　　当天晚上的火炕，烧得特别热，烙得人几乎睡不着。有那么几次，我硬睡在上面，第二天早晨，嘴唇上起了泡，要肿好几天呢！
　　三、放炮
　　鞭炮多数是成挂的小鞭、二踢脚（响两声）和麻雷子。家里每样都会买一些。买回来塞到炕席下面，说是怕捻子受潮，点不着，放不响，而炕又烧得那么热。现在想起来那个存放的环境，真是后怕。但当时，想不到这些，也就不以为然了。
　　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吃饭的时候，爸爸就会去院里放几个鞭炮。
　　妈妈听见邻居家，前街、后街想起零星的鞭炮声，就开始着急。饭刚做了一半，就招呼我们放桌子，拿筷子。等打开锅盖的一霎那，喊爸爸出去放炮的话，也随着说出来。
　　我们曾经建议过，那就先出去放一个呗，反正，真不真吃饭，别人也不知道。奶奶瞪了我们一眼，谁也没有说话。难道我们说错了么?
　　村里的秧歌队，总要挨家拜年。只要撒出两盒香烟，由女主人一人一根地发到每个人手中，就皆大欢喜。可若不放几只“二踢脚“欢迎下，气氛似乎冷场。于是乎，表示欢迎的鞭炮都在秧歌队的周围炸响。
　　尽管秧歌队员是挣工分的，和生产队出工一样，甚至待遇更好。可是近距离感受鞭炮炸在跟前，而神态，动作不走样，还不真容易做到。
　　记忆中，鞭炮一直是父亲放。弟弟尽管已经长成半大个孩子。当地的俗语称为“淘狗嫌”的年龄。但他性格文静。有一次，爷爷在房门口放一只小烟花，，以便我们看得更清楚，大家都挤在门边，他见到飞溅的烟火，竟躲在柜子边的空隙里哭了……
　　弟弟这么小心，是不会惹祸的。当时，村里有两个小青年打赌。一个对另一个说，你敢拿着放二踢脚，我就给你买两包果子（蛋糕）。而燃放二踢脚的方法多是点燃药捻子，响第一声后赶紧撒手，鞭炮自己冲上天，在空中爆炸，发出第二响。

　　两包果子是很诱人。小青年为挑战胆量，也是无知者无畏。结果，二踢脚“一响”之后，他还攥住不撒手，“二响”也在手里炸了。尽管戴着棉手套，手掌还是被炸烂，鲜血淋漓不止……而打赌对手没有食言，真的跑步去了供销社，兑现了两包蛋糕。
　　被炸烂手的小青年，吃着两包果子，不知道他的心里啥滋味，手是否留下残疾也不得而知，但是此事隔了三十年，我还没有忘。
　　 [ 本帖最后由 黑龙江小龙女 于 2011-2-6 21: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