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那片山林

       大姐采了一篮子蘑菇，还撸了半饭盒牙疙瘩。牙疙瘩！叫我和淑云眼睛放光，牙疙瘩酸甜，虽说尝点正好，吃多了倒牙，比不上高粱果的味儿，只让我和淑云过足了眼瘾，可舌头在嘴里绕来绕去。
       天蓝幽幽的，西边浮着粗粗的灰黑的云，像小上海叔家的吴明的大布衫，大布衫是他大上海大爷的大衣改成的。吴明可喜欢了，上学穿放学穿睡觉也舍不得脱。
       我和淑云，吴明，沿着小火车道，一路向东。我们一门心思想着牙疙瘩。我和淑云，吴明戴着红领巾，吴明说红色吉祥，得戴着。我和淑云照着大镜子摆弄着，她帮我系，我给她当镜子。红领巾和山间的浓绿浅绿，小黄花，小紫花一样，好看极了。我们三个前后蹦蹦跳跳，脚底的枕木向后退，前面的枕木一根接一根。小火车道像一条细长的小青蛇，弯弯曲曲，在林子里时隐时现。
      吴明说，红领巾高举空中，我和淑云照着做，摇摇，甩甩，刷刷啦，刷刷啦，真好玩。吴明大我两岁，他去过有牙疙瘩的地儿，他说啥，我和淑云都信。吴明转着头瞟着我俩，看着天空，晃着红领巾，大声唱起来：“红星闪闪放光辉，红星闪闪暖心怀。”布谷鸟也和吴明一起唱起来，“布谷，布谷！”吴明一句，布谷鸟一句。我和淑云笑着咯咯，咯咯的。吴明说：“上！”吴明在采出道儿的高坡爬上去，草丛里的他半个脑瓜冒出来，一会儿没了影儿。我和淑云扒拉着草，拽起树杈，挺直身子。吴明大喊，跟上。吴明埋头在平地的松林里。
      牙疙瘩，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缀满在落地的松针上。牙疙瘩长得小，就像老李家老五，小名叫疙瘩。大概是林子里野果里的老丢儿。但味道不差哦，甜滋滋，面嘟嘟。它匍匐在树的脚下，贴地皮。解下斜挎肩的包笼皮的饭盒，小红豆的牙疙瘩不楞不楞落在饭盒里。林子静极了，鸟扑楞着翅膀。吴明不知何时喊起来：“甩红领巾啦！”我和淑云，不情愿起来，好像红领巾是吴明的命。但我和淑云还是听从了他。
      大姐说，小孩干啥一阵风。我和淑云，吴明就是一阵风。这一会儿刮到了小火车道上了，吴明大喊：“黑瞎子来了！”“甩红领巾啦！”红领巾如三朵火苗，越烧越旺。我和淑云撒腿拼命跑，像后面真有黑瞎子。逃出大老远，吴明才追上我和淑云。吴明上气不接下气，大笑说，吓唬我俩呢。
      我问大姐，吴明总让我和淑云摇红领巾，啥意思。大姐说，当火用，瞎玩呗！
      傍黑了，小火车道前后的林子黑黢黢的。月亮还在等，没来我家呢，家家点上了煤油灯。好多火把出现在横在我家的小火车道上，不一会儿，人越来越多，火把越来越多，我家院子通亮通亮的。老爷们，还有半大小子，吴明也跟在后面，像个尾巴。火把向东面移动着，吴明被大人喝着折回来了。“吴明，吴明！”我喊着他。吴明说大上海他大爷到现在没回来。山上伐木的工段的工人坐小火车像鸡鸭鹅早回窝了，他大爷顺山脊走的，天黑了，没个影儿。怕被山上的野兽祸祸了，小上海他爸才喊的大家。我好像知道了吴明叫我和淑云戴红领巾的意思了。
      月亮挂上了树梢。我倚着小凳，踩在鸡架上，爬上猪圈，蹬着木栅子，柴禾垛，攀上了仓房，我和月亮一般高。小火车道的火把比过年提溜的灯笼还亮，渐渐地，一点一点的，火把像我班的红领巾系在一起，又像星星，闪闪烁烁，最后消失在小火车道里的东面林子。
       我戳在仓房顶，一手一条红领巾，一手两条红领巾，那两条是大姐，二姐的。我拿出摇大绳的劲，左右抡起来，一道道白光，出现在我身边。大姐叫我下来，说油纸踩漏了！我不能停下，东西南北，抡了不知多少圈儿。西面淑云家透出昏暗的黄光，东面吴明家也是，再远一些的，黄豆粒大小的光，再远的，针尖儿的微光。
       大姐说我傻了，像小疯子。
       吴明没骗我，黑瞎子不敢来我们林场，我有红领巾。白天夜里火把在林子里闪进飘出，我在仓房顶上上下下，七八天了。我刺挠挠的，听大家说大上海大爷像人们说的没了，八成被黑瞎子掏了。我问大姐，大上海大爷为啥不坐小火车。大姐转着眼，说我啥都好信儿，为了点儿山货呗，捡麋鹿角，鹿角，下个套，套个啥的。我想来了，我还吃过麋鹿肉，比饽饽香，一条条的粗丝肉，半天也不知饿。
       牙疙瘩捂了七八天的，又红又面又起沙，像大姐说的。月光洒进来，地上铺了一扇窗子，白亮白亮的。我躺在火炕上，牙疙瘩在口里咕噜来咕噜去，咋就没那天大姐撸的好吃呢。
      几年后。调度伐区的一行人，在小火车道上的大山的山杠上，发现了人的骨头，胳膊和大腿，这一块儿，那一块儿的，桦树旁倒着一个白茶缸，上面有四个字“抗美援朝”，依稀辨析出红色儿。
这一行人，找到大上海大爷的家里人，他家里人认出是大上海大爷的茶缸。
      大上海大爷，惦记黑瞎子半年多了，铁丝套，下到黑瞎子常出没的山杠，可有人说黑瞎子灵着呢。
      我跟吴明说，他大爷是不是没戴红领巾啊。要是大上海大爷的白茶缸的“抗美援朝”红艳艳的就好了。吴明说，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