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一株禾穗弯腰

      快醒醒，母亲摇着我。她摇我的时候我身上的神经首先跳起来应答她。睡梦中打了一个激灵，这个激灵我使劲摁都没摁住。
     母亲的声音不算大，但在清晨的凉风中却很有穿透力地击中我，把我从一个混沌的梦里拽出来。梦里真切地笼着一层意境，这种意境不可言说，一说就错。也不能醒，一醒意趣全无——以我十一岁的年龄，虚景和现实总是反差太大。
     只要我稍微磨蹭一下，等她第二声响起来，就没有好果子吃。她站在脚地呸呸往梳子上吐着唾沫，然后利索地把头上的短发梳开。她板结的头发长期被汗水濡湿，还沾着草屑，已经掰断几根木梳齿。放下豁口的梳子，她对着我安卧的小床黑桑着脸，猛不丁走过来呼一下揭起被子，让我身上的热气跑光，眼见山野间的寒气在高潮时攻击我滑爽的皮肤，在上面凝结出密集凸起的小疙瘩。我缩着膀子睡眼朦胧，她又一声呵斥，像兜头的凉水直接将我泼醒。她常年没有男人浸润，没有肩膀依赖，只得把自己当做男人，上山拾柴下沟担水，做事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
    该死的鸡，叫的这么早这么急，有机会了杀一只吃哩。心里这么想，可是从未吃过鸡。鸡在院子里跳上跳下，我总是看成一坨肉在滚，那应该是一坨香喷喷的肉。馋水掉八尺也没有用，鸡是母亲的摇钱树，家里油盐都是鸡蛋换。一次鸡瘟家里鸡一只连着一只死掉，家里就一天连着一天煮鸡吃。我家踢踢踏踏操弄死鸡的响声惊动了邻居二丫，她跑回去看着自家的鸡窑，瞪着眼睛盼着鸡死，她妈过来揣她一脚，把她轻飘飘地弹向鸡窑边的柴草堆。
     母亲喊我是让我起床和她一起往田里拾麦穗去。我成长的过程，是跟在母亲身后不断捡拾的过程。母亲在山间小路身轻如燕，崖畔，沟脑和谷底，她绿色的涤纶上衣和那些绿衣的庄稼融合一起，母亲的气味就是庄稼的气味。她从小跟着姥姥在田间，四肢发达，手脚迅疾。
     我比她逊色，但拾麦，拾豆，秋天割倒的棉花秆上，偶有一个被晒的半开不开的棉花骨朵，我像一个飞越千山万水寻寻觅觅的鸟儿看到食物，扑上去满把指头撮住。大部分时间在早晨的寒凉里，像一个沮丧的捕猎者，用手掰开一个个胎死腹中的棉花疙瘩。这样的棉花一点点积攒起来，絮进我的棉衣中，虽然比别人厚重，但抵挡风寒的力度却轻。入冬，我的手脚开始肿痛溃烂，正走着路，急惶惶地停下来，痛快地抓挠一番。辣椒秆煮水洗，麻雀脑子涂，冻疮还是跟着季节年年生发出来。
    麦地在半坡上，空濛的雾气中影影绰绰已经有不少人在干活。生产队的麦子已经装上架子车，同伴二丫也在拾麦的队伍中。二丫寸步不离跟着装麦人，装麦人是她的父亲，他的杈柄三抖两抖，抖给二丫一把一把的麦穗。还有那些苍蝇一样飞来飞去的机灵鬼，捡麦子的速度堪比迅雷不及掩耳，我灰暗怯懦，父亲在远方的矿上，一年是个来去的影子。我选择不去他们那里凑热闹，远远地一穗一穗捡拾着籽粒干瘪的麦子。太阳升高，麦子的芒刺把手脸扎出红疹，麦子一束一束整齐堆叠，很多束在生产队的称上也换不来一点点工分。他们有的人手里拿个耙子，耧出叶叶蔓蔓夹杂其中，再说掌握称杆的人对他们也格外恩宠。
     母亲的捡拾包罗万象，跪在收拾干净的秋野，从潮湿的泥地上，翻开豆叶，捡起一粒黄豆，一颗两颗无数颗，直至下一顿锅。一粒黄豆的芬芳包含母亲对土地的一次跪伏，一次倾情的虔诚。潜于土层的红薯，花生，白菜根，母亲的手指是精确的探测仪，从指上肉纤的隐痛中，为孩子们掏出保命的吃食。母亲的手指粗糙，指甲下陷，捉住她手的时候，荆棘刺一样扎人。
     我们次第长大，母亲得以闲暇去父亲的矿上生活一段时间，回来后她的手看起来像一双女人的手了。捡拾渐行渐远，成为母亲日常的过去时。但是今年夏天，六十多岁的母亲又匍匐在地里了。她的手指已经不灵活，关节已经僵硬，家里也不缺粮食，但是她还在地里捡拾。母亲简朴一辈子，她看不得白白糟蹋的东西，她为此宁可一次次俯下身。
     俯下身——是对一棵克服雨雪障碍，终于跨越季节抵达圆满庄禾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