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以言

                                    无以言
                                          楚些

    愤怒如海啸席卷，却又无以言，底线彻底洞穿之后，置身绝对的荒凉与绝望之境，依然无以言。无以言是因为那道高墙在，如同《1984》中的电幕，无处不在，它冰冷如铁，不可逾越，又能幻化为粒子，横亘在脑部神经区域，规定着我们活着或者言说的边界。
    证据，逻辑，话语权，由这道高墙所把控，敏感词，删除，空白，声东击西，只不过是它的衍生品。
无以言的对面，是可以言或者部分可以言，比如江歌案，我们可以就如何识别人渣、远离人渣，提供解决思路和方案；就如何交友，如何自我保护，发出声音；对极端的自私与冷酷心肠大家可以大力讨伐。再比如携程幼儿园的虐童事件，也可以援引法律条款，参照国外的案例，就家庭安全教育展开话题；或者对幼教的无序提出解决办法；或者就资本逐利的肮脏一面著文揭批。但在三种颜色的幼儿园事件上，我们却无以言，真相不是会迟到的问题，而是永远不会有。
    我们都不信仰上帝，因此也不存在上帝之眼。大先生曾言，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猜测国人，结合报社记者，受害儿童家长，众多网友，听闻这个消息后的全身发抖，颤栗，这两个普遍反映，也是两个最直接的反映，大约可知这个事情对公众信心、安全与希望的损毁程度。我们没有能力掌握真相的所有细节，我们有的只是集体无意识形成的经验。
    他们是谁？在唐末是以虐杀为乐的黄巢，在南朝是以杀人为乐的刘昱，一天不杀人，刘昱便浑身难受，“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 “尝以铁椎椎人阴破，左右人见之有敛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过”。在这种恐怖气氛下，“内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忧遑，夕不及旦”（《宋书》）。如果说他们是集生杀大权的单个人，那么到了元代，律令上蒙族杀死汉人或者南人，也就赔偿两头驴即可结案，机制和制度为人性的残忍释放提供了足够的动能。但即使是这样，他们的残暴终会由史书加以昭明。权力带来的任性终究要付出代价，就像跋扈嚣张，虐待下人的朱元璋的两个儿媳，照样被朱一个斩杀，一个赐死；凶横淫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乘坐马车照样被人截杀于道上。过去，还能够相信因果报应，而回到当下现实，则是无所有中见到一切深渊。
    地狱空空荡荡，魔鬼皆在人间。这句话在微信、论坛上不停地翻卷，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则说：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不如去死！我大体能感知他的沉痛。在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作为成人，我们皆知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联。
    恶行的妄为，多来自我们过度的沉默！因此，恶行一旦莅临，请记住，可以撑开你的喉咙，如果实在无路可走，还有最后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血亲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