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积案

　　 一件积案
　　
　　1982年5月，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大理师范工作的我，突然接到原宾川东风公社党委副书记杨维泉同志的一封来信。信中问我曾经手的张学安一案的情况。我大吃一惊，此案我早在1970年就查得清清楚楚，怎么变成一件积案，时隔十多年，还在调查呢？
　　我立即回信，详细说明了我调查的经过和结论。回信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往昔的一幕立刻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70年8月，当时全国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由于我在文革初期做过干部调查，因此从插队的生产队抽调到公社专案组工作。我先被派往公社拖拉机站，与工作组的其他同志一起，查清了该站三名人员贪污的事实，获得了确凿的证据。经我整理上报的材料，开始因缺乏经验，有些瑕疵，后来十分完满，受到上级表扬。由此奠定了我在公社专案组的地位，专案组的人员几经调换，我都安然不动，直到离开农村。
　　从拖拉机站回到公社，我收到大新大队关于张学安贪污一案的上报材料。材料是厚厚的一本，有五、六十页，是由一位很有文才的知青整理的。字写得漂亮不说，里面记录的群众发言，其逻辑之严密，语言之生动流畅、用词之准确，连我都自叹不如。其中领导老张的讲话就更胜一筹，理论性、政策性极强，可与当时“两报一刊”的社论媲美。材料的末尾是全队老少爷们的签名、盖章或手印，更显得证据确凿，众口一词，无可辩驳。负责调查此案的老张是一名复员军人，阶级斗争观念很强，工作积极性很高。材料送来后就一再催我赶快批准结案。
　　此案说的是大新大队6队保管员张学安（化名），在出售生产队棉花时，贪污售棉款二千七百多元。根据是在收购棉花的县经作部底单中，查到一张1969年7月19日，张学安盖章的领款单。但张学安对此抵死不认，说当天卖棉花的钱款已全部交回生产队，自己根本没有贪污。于是，在大队专案组老张的领导下，生产队多次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张学安，讨论研究此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笔棉花款就是张学安贪污的，上报公社，作为“一打三反”的典型案例，从严处理。
　　我仔细查看了全部材料，感到材料虽多，但华而不实。材料缺乏关键的证据和对关键证据的认定，大多是些主观猜想和大批判式的发言。例如领款单上的章是不是张学安的，当天卖了多少棉花，棉花款到底是多少，交回队上多少，都没有调查结论。就连那张最关键的领款单，也不见踪影。（这倒怪不得他们，领款单在经作部，他们无法得到，当时又没有复印手段）因此我决定从章、售棉花和领款单三个方面展开调查。
　　我还没来得及行动，就被老张叫去参加生产队的大会，说去听听群众的“呼声”。
　　群众的“呼声”果然很高。这也难怪，在当时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天，只有四、五毛钱的收入，两千多元绝不是小数目，这么大一笔钱落入了个人的腰包，谁都接受不了。因此，大家纷纷要求严惩张学安，追回贪污款。我对大家的革命热情表示赞赏之后，坦率地告诉大家，这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落实。这一来炸开了锅，他们想不到，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搞定的案子，竟被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小知青给否定了。在老张的推动下，纷纷向我发难。我沉着镇定，据理力争，形成了一个“舌战群儒”的场面。幸而生产队长老余，很有头脑，又是我在出席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认识的熟人，听我说的有理，便帮我压住阵脚，说服社员，使我得以全身而退。
　　为了让事实说话，我迅速开始了调查，首先，查看了生产队7月19日的账目，发现确有一笔棉花款入账。然后查问了当天参与卖棉花的人，当天到底卖了多少棉花？不知是时间太久还是别的原因，说法不一。于是我找到该队的知青，他们不但参与了卖棉花，而且与此事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清楚地说出了当天所卖棉花的数量，其数量与实际交回的棉花款相符。我还不放心，又调查了该队1969年和1968年两年的棉花产量和棉花款的收入情况。得知，棉花产量与上年持平，而队上收到的棉花款也与上年相当。由此基本可以断定棉花款并没有丢失，也就是说张学安没有贪污生产队的棉花款。
　　那章和领款单又是怎么回事呢？张学安究竟有没有贪污钱？我来到经作部，从堆得高高的几大捆底单中，找到了那张盖有张学安私章的领款单，与张学安用过的几个章作了对照，发现都不尽相同，这就无法证实章是张学安盖的。我调查了宾川所有刻制私章的工匠，其中有一个说，好象有人找他刻过这个章，但什么时间，是谁来刻的，就记不清了。这样我想通过查找盖章者，找出嫌疑人的愿望自然落空。
　　在调查中，我又了解到一件事，大新大队在经作部发现张学安的领款单时，还发现一张大新8队一个叫王兴文（化名）的保管员，在1969年8月15日的领款单，领款一千六百多元，上面同样盖了王兴文的章。只是因为王的儿子在部队当官，才没有对他批斗和上报。听到这一消息，我一阵苦笑，怎么同样的事情，只因为家庭条件的不同，竟有完全不同的待遇？但这一消息却使我眼前一亮，我想起有一个知青，曾经偷了盖有章的购粮本，自己填上姓名、定量，就可以随意到粮食局购粮，甚至以此卖粮赚钱。这两张领款单值得怀疑！我再次来到经作部，仔细查验了这两张领款单，发现这两张领款单的字迹完全相同，但与其他收据的字迹却不相同。这两张领款单可能有假！
　　我找到经作部的领导，说明了这一情况，他们也感到问题严重，决定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讨论研究这一问题。第二天我早早来到会场，首先介绍了调查的情况，然后，拿出含有那两张领款单的两大沓票据让大家辨认。很快事情就水落石出了，大家一致认定，这两张收据不是他们开出的。因为这两张收据的字非常隽秀，而且能在不同栏目中使用不同的字体，整个经作部没有人能写出这样好的字来。显然是有人偷了经作部的单据，自己填写后，来套领经作部的棉花款。一位职工还讲出了一件有人冒领棉花款未遂的真实事件。那是在69年9月25日的下午，他上班时，有两个年轻人拿着一张太和五队卖棉花的领款单，找他领棉花款。他随口问了一句：“你们什么时候交的棉花？”那人回答：“今天早上。”他感到奇怪，说：“今天早上没有收棉花呀！我去问一下。”那两个人一看不对，急忙转身溜走了。现在再把这三张领款单一对，字迹完全一样。至此，张学安一案已彻底侦破，是一起使用假单据骗取棉花款的诈骗案。罪犯就是以太和五队名义来领款的两个年轻人及其同伙。犯罪的手法是，盗取单据，自己填写后，到经作部领款。作案至少三次，两次既遂，一次未遂。其中既遂的两次，分别盗用了张学安和王兴文的名义，致使二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会后，我与经作部的领导商定，待他们工作稍松之后，他们派那位见过犯罪嫌疑人的职工和我一起，在宾川全县逐村逐寨查找罪犯。我认为根据罪犯的口音，是宾川本地人。他们能准确了解蒋、王二人的保管员身份，熟悉卖棉花领款的过程，说明他们离县城不远，很可能还卖过棉花，还找人刻过章。能在领款单上填写出那样不同字体而秀美的字的人，全县也屈指可数。因此，根据三张票据的字迹和对那两人的记忆，只要下工夫，查到犯罪分子是完全可能的。
　　我兴奋万分，想不到这样一个老张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兴师动众地搞了几个月的大案，我用了短短几天，连犯罪嫌疑人的面都没有见，就彻底查清了。不仅还了张学安的清白，还顺带查清了王文杰的案子，并有可能抓到犯罪分子。如果饱受折磨的张学安，知道案子已破，冤屈可白，将会何等高兴。我感到有些飘飘然。回到公社，立马向主管专案工作的老杨作了汇报，自然获得他好一阵赞扬。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我，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我犯了两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使这个简单的案子，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竟变成了一个拖延多年的积案，也造成了我长久的遗憾。
　　第一个错误是，这个重要的会议我没有叫上老杨和老张去参加。特别是老张，他本来就对我推翻他苦心调查的结论十分不满，我把经作部会议的结果告诉他，他根本不相信。让他到经作部去证实，他又不去，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他参加了会议，态度必然会有所转变，对问题的解决大有好处。如果老杨参加了，不论事情怎样变化，至少有一个人能为我作证。
　　第二个错误是，我盲目轻信经作部会按照约定，派人与我去抓骗领棉花款的罪犯，没有在当时要他们将会议结果写成书面材料，盖上公章，以得到直接证据。
　　结果，以后我多次找经作部领导，要求按约定派人查找罪犯时，他们总是找各种理由借口一拖再拖，最后明确表示不派人去了。此时，我再要求他们把会议的结论写成材料，再加盖公章，他们也不干了。其实细想一下，原因很简单，这份材料一写，经作部领导对大量棉花款被骗负有直接而重要的责任，他们怎么愿意让这样重要的证据落到我手里呢？我只得向县“一打三反”办公室反映这一情况，却得不到支持。甚至要求将几份假单据单独保留下来，或拍成照片，作为破案的重要证据，竟然也遭到拒绝。
　　我曾想过自己去查找罪犯，但我一无含有罪犯字迹的领款单，二没有见过罪犯本人，根本无从去查。
　　这样上面不支持，下面老张顶着，中间经作部不提供关键证据，根据我曾经上报的拖拉机站材料的经验，我清楚的知道，如果材料不充分，不严密，只会遭到打回重做的命运。于是，我明明已将案件查得清清楚楚，却无法结案。对我十分关照的公社专案组组长老杨只得对我说：“先放一放吧。”给我安排了其他案件。谁知，这一放就放了十几年！
　　一个多月以后，杨维泉副书记来信了。信中说，看了我的信，认为我办案的思路完全正确，按照我的方法，他们先到经作部查找那三张单据，却因年代过久，那些单据已被销毁。单位领导已更换多任，单位职工或走或退，都说记不得当年的事了，因此案件仍然无法查清。唯一值得宽慰的是，张学安、王兴文二人，以证据不足而解除审查。
　　听到这些，我只能无语。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1-17 10:0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