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终将怀念的青春

   

      1

　　秋天一到，梧桐就开始落叶了。三湖中学的梧桐叶纷飞如雨，不分昼夜风雨兼程地和季节告别，它们以轻盈的方式赶赴故乡大地，中途与几片绿叶匆匆拥抱，顺势亲吻一下斑驳的树干，有时还偷偷瞭望几眼坐在教室里的我们，默默传递一线关于岁月和离别的隐秘。西风扫过，干枯的叶子满地翻翻滚滚，嘎嘎作响。踏上脚去，叶片在一阵喳喳声中碎成齑粉。碎成齑粉的，不仅是梧桐叶，还有梧桐树下那些渺远的时光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浓烈的记忆。

　　梧桐树就种在教学楼的前面，我们进入学校时，它们的枝梢已经越过二楼栏杆，斜斜伸向蓝得让人羞愧的天空和白得让人炫目的云朵。我能记起的是，学校大致按楼层安排每个年级的教室。一二三年级分别对应一二三楼，这种安排让二三楼的帅哥靓姐看上去足不染尘神秘兮兮，有高不可攀的感觉，我因此经常有 “更上一层楼”的期待。不过，无论如何“更上”，教学楼也只有三层。学校或许还有寄望学子们努力学习攀登人生更高处的寓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我们大都猫在城市的高楼里，高是比较高了，但低处的平稳与踏实又时不时地钻上心头。三楼之上，是光秃秃的水泥预制板。高三那一年，忘了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十几个男生搬到三楼教室隔壁的一个袖珍寝室里，开始小国寡民的短暂生涯。与多数人隔绝的空间，充满了异想天开和胆大妄为的青春跃动。

　　寝室里，有一个两尺见方的天窗，通向楼顶的广阔天地，平时用铁皮盖板盖着。这种设计其实最适合养鸽子。我们充当鸽子的时候，夏天临近，因为寝室窗户小，关起门来，像个砖瓦窑。便有突发奇想的室友从隔壁教室搬来课桌叠起，有时也移动双层木床垫脚，将铁盖顶开，拖起铺盖到天台露宿。刚开始，我嫌爬上爬下麻烦，同时“夏练三伏”的内功恰好练到第七重，但经不住满天星光诱惑。那些星光在稠密得伸不起腰抬不起头来的高三岁月充满神奇的魅力，比之用来开夜车读书的点点烛光更加具有引领体内热望出逃的效用。那时，郑智化的《水手》和《星星点灯》正流行，他那略带沙哑和潮湿海水味的声调，与我们体内某种因子刚好合拍，强烈的共振让血液总想偏离正常轨道。如果不是家乡离大海太远又怕父母反对，我们都愿意去做一名风雨中的水手，如果不是深更半夜怕值周老师找麻烦，我们也都想引吭高歌引起每一个星辰的注意。

　　和我们同居一室的，除了老实巴交的蚊子外，还有一种看不到、打不着、神虫见首不见尾的虫子。这种万恶的虫子曾经成功吓退我们村的一位女生。她没有读完高二就退学了。据她母亲说，罪魁祸首就是这种虫子，弄得她的宝贝女儿整夜整夜睡不着太伤身体而且月经失调发育不良。村里的闲人背后说，这个老婆子重男轻女不到两年就把女儿嫁了。一个无聊的中午，我和同学鹏被这种虫子折腾得兴奋异常，忽然对微生物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挪开被子，空出光光的床板，死死盯着木板的每一处缝隙和纹理进行搜索。苍天不负有心人，半个小时之后，终于在杉木板上那些针眼似的洞孔里发现了这种虫子的活动踪迹。我们试着用细铁丝扎进洞眼，果然就是它们的老巢。这种虫子身材极小，和无意中用圆珠笔点的一个句号差不多大，肉眼几乎看不到，但咬起人来却很厉害，伤人于无形。受当时正在播放的《三国演义》启发，我们点燃蜡烛，对它们采取了火攻。再次躺下时，居然也有几分羽扇纶巾，谈笑间灰飞烟灭的豪情。

　　事后，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对这种虫子进行了生物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上的多重分析。结论是，这种虫子为什么会在三湖中学成为特色存在？根本原因是三湖中学所处地理位置不佳，刚好坐落在赣江与袁河交汇处的冲积平原上。而且校址所在地本身就是一座沙洲，当地人赋予沙洲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雷公洲。洲下的土层结构基本是松散的沙子。只有沙质土壤，才能培养出这样刁钻狡猾的虫子——窃认为，这是农村孩子特有的常识，因为我们从小在沙土中滚大，深谙沙土与各类昆虫的关系。还有一点，木床的材质恰好是最容易藏虫纳灰的杉木，为虫子们打伏击战提供了有利地形。就这样，困扰母校十几届学子的不明生物迷题被我们成功破解。遗憾的是，我们最终没能向母校提出一份关于消灭害虫让学生身心长治久安的圆满解决方案以泽被后辈。

　　室友们悬着身子爬上天台的矫健动作，也是刺激我露宿天台的动力之一。高中三年，我的个子从一米五猛窜到一米七，为避免后座同学光顾欣赏到我的后脑勺而不看黑板，我的座位一退再退，最终退到墙角无可再退。随着身体海拔日益提高，教学楼前那排钢管焊筑的单双杠，也逐渐从高杆变成了低杆。这种变化过程很奇妙，它伴随着太多微妙的心理转换，诸如对家中低矮老房子的不屑，对接过父母肩头担子越来越强大的信心，甚至伴随着对女同学越来越凹凸有致的身材的隐秘兴趣。每当课间休息，除了远赴200米外的厕所解决内急问题，男生们总是守着这些钢管玩花样，引体向上，倒挂金钩，双立臂……有些家伙居然还能做到单臂引体向上，扯旗！年轻的身体似乎包裹着一股熊熊火焰，和那个燥热难耐的袖珍寝室具有雷同的内部特征。看着室友们一个个翻身上了天台，我也按耐不住，终于学着鸽子探头出笼，朝天卧倒，以星月同眠。

　　站在顶楼四望，星夜沉沉，寂无人声，偶尔几只蝙蝠飞过，在眼前拉出一道黑线，又消失在一团朦胧里。白天喧闹的校园只剩下几盏昏黄的路灯。苍茫的夜色下，校园周围的稻田、村庄依稀可辨，赣江大堤静静横卧。有月的晚上，还可以看到一线被月光点亮的江水。我们都是赣江哺育的孩子，正当花季，我们常自以为已经长大，向往远方和水手的生涯，其实我们到底还是赣江怀抱里的孩子，只有明月能照见我们的天真，只有清风能懂得我们的心事。

　　2

　　在正式进入三湖中学前，我和它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因为舅舅在这所中学里教书。我原想央求母亲去和舅舅说说情，开个后门将我转入县城中学，毕竟那是本县的最高学府，不但天地更宽见识更广，蟾宫折桂的概率也更高。无奈舅舅只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老实教书匠，既没有开后门的钥匙，拒绝母亲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三湖中学有什么不好，这里也有学生考过清华北大，更何况，农村孩子跑到县城去，一不小心就容易学坏。转学的事情虽然没有办成，但在没有见识县城中学如何高大上的前提下，我居然有点喜欢上了这所乡村中学，因为它通畅舒朗的格局，也因为它紧邻赣江独立于田野的风姿。

　　三年下来，我没能考取清华北大甚至一所像样的大学而为母校挣一分荣耀，当然也丧失了学坏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学坏这方面，我天生就没有什么禀赋，相反，神使鬼差地读上了法律专业，天天幻想着以公平正义之剑去衡量社会，除暴安良。人生没有预设，假如我真得进入县城中学，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后来，到县城中学补习一年才考上大学的同学辉，在一次主题为补习生活的谈话中煽情地说，补习太重要了，对人生的影响太有决定性了，不补习简直不知道什么是人生。补了习和没有补习的人完全不同。我隐约能够懂得补习生那种内心深处被热望所驱使的焦灼状态下的奋进，以及由于贫苦的农村生活所赋予他们对于补习生活的全新理解，但是辉这个家伙说得太煽情了，以致于我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故意做错一两道题，以便顺利进入补习大军。

　　重头再来的信念，的确在高中三年削弱了很多同学的锐气。一届又一届学生徘徊在录取线之下，让母校昔日辉煌披上暗淡色彩。学生泄气，老师也教得越来越窝火。在我们前一届，一名李姓老师所带的文科班集体落榜，全军覆没，整个班级成建制地成为县城中学的补习后备军。这位老师后来教我弟弟，颇有才华，身怀弃教从商搏击大潮的雄心。一九九六年，我写了一篇《人生不补考》的习作，托弟弟带给他指点，他批阅了几行小字，大意是表扬作者对人生看法深刻独到之类。不久，就听说他卧轨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据说和家庭和生意有关，但有几年里，我总觉得他的死和自己那篇文章有关。对于人生的洞彻，有时的确更容易让人看到尽头的苍茫。但史铁生说，死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既然必然来临，又何必如此性急呢？急于赴死的背后，一定有着外人无法理解的动机和生存状态。想到此，我便释然，拙文还不可能具有导人生死的功效。

　　高一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资深女老师。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是因为她从来不像别的老师一样毫无罪恶感地挤占我们的课间时间，而且上课也从来不用什么辅导书，甚至课本她也可以不带。她进入和离开教室的时间比她教我们的几何原理还要严格和准确。这种严格和准确性让我一度对数学充满了兴趣。影响这种兴趣的，是她对我们恨铁不成钢时的数落，每当我们在XYZ面前遭遇滑铁卢，她就在堂课上深情追忆那些曾经毕业且有志于学一点就通品学兼备的学生，并且说出一连串他们的名字和他们考取的如雷贯耳的大学。这些数落和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羞愧不已，埋头沉默。埋头的同学中，有人暗暗下决心赶超前辈，也有人借着忏悔的幌子看小说。一次，她面对值日生没有及时清理上节课留下的一片狼藉，大动肝火，用三角板将讲台上一块砖头挑落，恰好落在我脚边。从此我在课堂上倍加小心，随时留心从讲台上掉下来的不明飞行物。

　　尽管如此这般地谨慎小心，高二第一学期，我还是没能躲过另一个数学老师冷不丁飞来的一颗粉笔头。这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年轻帅气，看上去斯斯文文，手底下的暗器功夫却厉害异常。他扔粉笔头的精准打击率即使赶不上飞毛腿导弹，也和小李飞刀李寻欢有得一比。当时我端坐在第四小组第五排的座位上，正被这位老师混乱的教学逻辑带着在坐标轴的抛物线上如坐飞机晕头转向，为了稍事中场休息，我顺便拐到大仲马三个火枪手的世界里欣赏了一下他们的击剑术。没想到正在最精彩的部分，忽然就觉得左脸颊一疼。回过神来，就看到老师愤怒而饱含威慑的目光，我瞬间满脸通红，一种灼伤感从脖子往下延伸到脚，感觉自己整个人生就此崩溃。我几乎要破门而出，但终于强行忍住。作为一向以乖巧听话著称的学生，我没有和老师一般计较。但人和人总是不同，随着数学课节数的增加，被粉笔头击中的人数越来越多，无论男女，不分前后，于是在某个万里无云的午后，忽然就有一张关于要求学校撤换数学老师的联名申请书在同学间传了出来，联想到清末公车上书的群情激奋，慷慨豪迈，救亡图存，我二话没说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至今我还觉得那是一次伟大的壮举。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在多年以后的同学聚会上，我没能看见这位老师的身影，据说，他已是县城某中学的高三把关教师，师德垂范，业务精湛，在小城教育界颇有影响。我不知道在他的生命史上是否还留存着我们这些把他请下讲台的学生。如果留存，他是否会对当年的事情有所介怀，抑或正是当年我们的举事让他幡然醒悟从而成就了他的今天。生命的点滴完善和进步，何尝没有一种太极圆转中借力打力的正反作用力。可敬而可爱的女数学老师已然退休，双鬓斑白，精神依旧矍铄，在同学会上，老人家还是那样麻利爽快。她说，我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也是桃李们自己争气，过去性格有点急躁，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希望同学们担待和谅解。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这一声发自一群中年人的胸腔，在那个灿烂的十月显得雄厚而深情。

　　3

　　现在想起来，三年的高中生活，对我们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和名利无关，和利益无关。在这个什么事物都与物质和欲望相互纠缠的世界里。二十几年前的那些时光，依旧保持着它们纯洁而美好的光辉和质地。人生短暂，这样的时光不会多，也不需要太多，几百个日夜的心灵簇拥，便能烛照一生。

　　三湖中学的围墙二十年不倒，是否重新改造，我不知道。它们曾经锁住我们的脚步，可并没有锁住我们的青春畅想和情怀。我一直觉得，围墙的发明，恶意的封锁和禁锢，是它的阴面，而无意间的隔断和培护，才是它的阳面。走进三湖中学的第一刻起，我就感到它之于我人生的某种有益的隔断效应。校园之外，我是一个和父母一同耕耘在乡野的农民小子，没有背景，没有退路，连希望和憧憬都是苍白空洞的，做最肮最累的活，说最土最糙的方言，感受最原始最古朴的民间生活方式，人生时刻显露真实无情的本来面目。每一次从学校放假回家，都是一次朝向田野的滑落，这不仅仅表现在青春期对皮肤晒黑有损自己在同学面前的形象忌讳上，还表现为心灵的孤寂和想象空间的被挤压。而走进校园，这一切都被隔绝在远方，身体放下负担，语言变得清雅，心灵在青春的轨道上丰盈起飞，遥远的希望逐渐清晰，甚至躲藏在角落里的爱情种子也可以悄悄发芽。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的人生如一抹晨曦在天地间慢慢打开。

　　最先打开的，还不是说起来有点虚幻的人生，而是一套平装版的《红楼梦》。那个时候，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语文老师饶先生还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有点文艺青年的气质，兼做我们的班主任，颇对文科班一众少年男女的胃口。他对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似乎有点小小的看法，所以，我们的语文课就上得有些与众不同，抄写生字、背诵课文、划分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这些小儿科套路很少，而演讲、辩论、即兴发言、生活日记这类新玩意总是层出不穷。这样一来，本届文科班的氛围便颇有五四时期的革新气象。特别是课堂上一次有关四大名著的阅读调查之后，一些同学可能出于对调查结果的不满意，纷纷把家里的藏书搬到学校，这对于八辈子文盲兼农民出身的我而言，无疑是一种福音。我一头扎进红楼世界，把所有的红楼诗词抄写在笔记本上，每天早读拿出来摇头晃脑地品味。不仅如此，我还变本加厉地从图书馆借来一套雨果的《悲惨世界》，有空便和冉阿让在巴黎曲折而幽深的地下道去体验一把诡谲人性和无常命运的胶着。

　　老师的眼光总是雪亮的。春天的早读课上，语文老师特意走到我身旁，和我亲切探讨了一阵语文试卷上的几处明显伤痕，最后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听说你最近迷上文学了。他说完这句话，眼望天花板，好像看透了天花板直望到了深蓝深蓝的天。我等着下文，可老师的话只此一句，别无后文。我第一反应是想跳起来反驳“不可能”，继而感到这句话很有来头，颇具文学性，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处留白是也。老师既然没有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就想起了另外一句 “响鼓不用重锤”。接下来的日子，我尽最大可能地让自己去做一面响鼓，回头检点一段时期以来对于语文这个古老科目的藐视和自满态度。反思的效果是明显的，语文不是文学，文学世界让我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自己作为一个即将面临高考的毕业生的真实身份。很多时候，我把自己当成了曹雪芹，当成了冉阿让，当成了无视科举功名的李白。有两件事能证明当时的走火入魔。

　　第一件是关于周记。按照老师的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周记。但我一时兴起，抽出几个晚上，一口气写了二十篇，一起奉上，满满一本青春抒情文选。我本意是毕一学期之功于一役，也想博得一点老师的刮目，因为在这本处女版文选中，不乏我自以为妙绝当代直追唐宋的句子。出乎意料的是，这一举动没有获得预期效果，让我好几天对语文课大失其趣，提不起神。

　　另外一件事，更加具有荒唐透顶不可言说的性质。目前为止。只和妻儿分享过，而且成为纯私家性质的笑柄，预计可笑期限可以传承若干代。为了增加本文的可读性，不妨在此广而告之。说起来，这件事和母亲有关，这绝非诿责于母。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从小受苦，没有文化，加上那时家境窘困，所以在节约这件事上，母亲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从小体贴父母的辛苦艰难，便从母亲那里接过这一传统，格外珍惜家里每一分血汗钱。这直接决定了那时我对于和钱有关的事件处理方式。言归正传，事实情况如下：

　　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类似唐朝诗人集传的课外书。书名已忘，但封底标注的价格是3.24元。由于本人从小就养成了和周作人相同的习惯，喜欢入厕读书，于是在一个倒霉的晚自习后，卷着书本跑到学校东面的老式厕所里蹲坑。完事起身之际，慌忙中没拿稳，可怜的书在手中跳了几跳，就以自由落体的形式落入黑暗洞口。在昏黄的灯光下，依稀可见书本所落之处倒还干索，自忖该书尚有生还余地，无非改头换面。只是时逢人多眼杂，难以实施拯救行动。那个夜晚的春风有点粘稠，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复盘算封底的书价和学校图书馆“以一罚三”的规定。三四一十二，二三得六，进一得七，三三再得九，整整九块七毛二。九块多钱是父亲每日工钱的近二分之一。想着想着，夜已深沉透底，我悄悄爬起，溜到舅舅的小厨房找到应手工具，连夜实施打捞计划。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夜晚啊！一盏孤灯，一门心思，一脸仓皇，全世界只剩下那本该死的书。结果是，不但打捞失败，还差一点发生次生事故，将一应工具一起沦陷粪坑。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其实不然，那一晚，当我对那本书彻底死了心后，异常冷静地妥善处理了扫尾工作，心情无比安宁，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走火入魔至此，不能说和当年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呆气没有关系，更多的应该归咎于逼仄的农村生活经历、以及由此养成的狭隘思维方式。这也是父母一直期待、我一直努力想跳出农门的原因。这次传奇经历，像冷水澡一样激活了我身上部分执拗的神经。被刺激的神经和对于文学的兴趣，逐渐打开我对社会人生的认知面。由此我才能在今天写下这篇又长又臭的回忆记录。记录的动力在于，那些隐藏在记忆深处纤微的生活细节，往往比任何现存的事物，更能告诉你自己是谁，你从哪里来。人类的虚妄，何尝不源自于来路的忘却。

　　4

　　三湖中学的所有风景，在于它是一座田野深处的青春孤岛。它的南面和西面是一带村庄水田。北面是一口大池塘。东面是赣江和坐落在河堤之外的三湖小镇。这个小镇很有些历史，张恨水在此写过北雁南飞，在以航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年代，这里是赣江中游著名的码头，雅号“小南京”。雅号的由来，是因为这里作为过往船只客商的歇脚地，商贸娱乐业曾盛极一时，据说鼎盛时期的妓院都达到了数十家，不亚于笙歌燕舞的秦淮河畔。我们也偶尔跑去小镇。那时，小镇还保留着各个时期的一些建筑风貌，照相馆躲在明清式的两层鸽子楼里，电影院是七八十年代的产物，供销社的台阶高得吓人。我差不多每两月到镇上理一次发，一次五毛钱。理发师傅个子中等，满口三湖口音，虽然在发型设计上才能平庸，但刮毫毛的技法娴熟，每次都刮得让人痒痒地昏昏欲睡。

　　当时，学校每个学期会组织看几场电影。所有的电影情节基本忘记，除了一部赵文卓主演的《黄飞鸿之王者之风》，那个时候的香港武侠电影正席卷天下，但乡村中学的学生接触镭射电影不多，所以当赵文卓饰演的黄飞鸿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观感体验。电影前半部分主要表现清庭的无能和晚清时局的混乱，展现红灯照与黄飞鸿之间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误会。在我们心里，中国现当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课本都不忍卒读，何况是这样生动的影像叙述。当电影进行到高潮部分，黄飞鸿闯出德国人的监狱，在狮王大赛中大显身手，混战中击毙德国统帅克林德时，我们热血澎湃，一次次忘我地鼓掌，为黄飞鸿，也为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手掌鼓痛了，就拍大腿。电影结束后，回到学校，多数同学都反映大腿被拍红了，有的还撸起裤子比谁的大腿更红。那个夜晚，我完全沉浸在电影所营造的虚幻武侠世界里，直到走出电影院，一阵春风吹来，蛙鸣遍野，我才恍惚意识到一切都不过是虚假的画面，时代不需要黄飞鸿，历史也早已进入书页，当务之急是抓紧做完历史老师布置的天量作业。

　　除了小镇，学校三五里方圆内，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流连的去处，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待在校园内。校园西南角是一片低洼地，藏着一方池塘和草地，几排树木将这里和校园的喧闹隔开。三年在校的日子，我将大部分课余时光打发在这里。对我而言，走进这片小天地，如同走进一个小教堂。

　　青春在我们体内燃烧，滚烫地可以泡茶，甚至可以煮熟几头牛，但许多隐秘的心事和生活的崭新课题，都需要借助独处的时光来消化。比如，十几里之外父母的叮嘱和唠叨，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己和土地、和未来的复杂关系问题。比如，某个女生悦耳萦怀的声音和异样的眼神，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荡漾和某种情感的萌动。又比如，前排女同学总是甩动钢笔，将蓝黑不定的墨水溅满一身时，怎样用比较友好的方式进行外交斡旋。还比如，补课那天迟到时，老师问，你是哪里人？我说荷浦，老师说，原来是荷浦，我以为是月球呢。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更加优雅精彩的回答。这些问题和课业毫不相关，但在当时却显得无比重要。春暖花开的时节和干燥晴朗的冬天，我经常独自坐到池塘边，感受一池蛙鸣和白云蓝天的亘古永恒与静穆，或者仰卧草地，以书遮脸，安安静静做一个梦。有时，也任由自己的目光去追随一朵流云或者飞过的雁阵和鸟影。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和同学端着饭碗来到这里，将难以下咽的饭菜当作野炊。

　　说起学校的饭菜，凡是三湖中学毕业的校友同志，大都能不约而同想起一个耳熟能详的称谓——刮夫。这个词是居于独特的地理方言文化和特殊情境特定情感而创造的特有名词，新华词典上没有，辞海里也找不到。据说，在我们进入三湖中学时，就已存在多年，由一届届学生以心传心口口相传。经过私下考究和反本溯源，我认为这个词在词源意义上的合理解释是：学校食堂的工友们大都是男的，固有“夫”之谓，引申到剥削劳苦大众的独夫民贼，就多了一份政治和阶级层面的引申意义。而所谓“刮”，是指当我们端着碗走进饭棚，排着老长老长的队伍走近饭橧和菜盆时，工友们总是动作夸张地用饭勺将饭盛进定量四两的铝制饭桶，貌似慷慨大方，当饭桶里的饭将到未到你的碗里时，他们突然用饭勺向饭桶边沿一“刮”，然后你实得的饭量和先前的期望值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同理可得，打菜也是在将落未落的瞬间，勺子发生突然倾斜。

　　这种“刮夫”作风引起全体学生的极大不满，加上学校的饭也常常像是用那种压仓米煮成，不但坚硬，而且毫无口感可言，菜也没有多少花样，吃得最多的是榨菜和薯粉皮，而且一吃就是一个星期。吃得人满头满脸都是榨菜和薯粉味，连碗筷上的味道也洗不掉。这就直接导致了广大学生和几个“刮夫”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几个神通广大的学生因为饭菜问题与“刮夫”发生冲突，乃至升级为肢体冲突，居然惊动了当时江湖上的“十三太保”。“十三太保”估计是一帮城镇无业青年和打打杀杀的地痞二流子的统称，他们的组织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否真有十三个人，还是四大天王、八大金刚，我们不知道。有一天晚上，一名校外青年突然闯入教室，举起板凳猛砸我们的一位同学，据说就是十三太保手下的古惑仔，他的倒行逆施激起全班的同仇敌忾。在一片惊呼和怒骂声中，古惑仔瞬间溜得不见踪影。所谓江湖者，非野蛮而恩怨错综的人群而何？

　　5

　　往事如烟。这种老掉牙的成语兼感叹句，其实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合理解释，真正如烟的，并不是作为历史本体存在的往事，而是时光魔方给我们的记忆造成的一种错位和迷失感。当所有的事情从现在进行时转变成过去时，也就意味着无穷无尽的人生事件将它们的先辈事件逼向了记忆深处。这就好比一间无人照管的储藏室，人们不断放进杂物，以致越堆越高，越来越乱。最后，一些原先的事物，就在人们的意识里逐渐形成某种丢失感，而一旦我们进行全面检索和细心清理，它们又会无意之中浮现出来，让你惊喜，使你感怀。

　　许多年里，走出母校的我们，疲于应付多变时代和诡谲人生，沉迷在当下时光构成的油盐酱醋的庸常世界里。有时，我们会刻意去避开那些充满灰尘的储藏室，如同恐怖片中的怯魅之法。有时，我们又会忽然记起某件失去的东西，很想翻找出来，可是找不到明确的目录，不知道它们藏在哪里。而一旦我们拉出一根线索，它们就会如潮水样汹涌来到眼前。比如此时此刻，我又想起高中时代篡改饭票和联欢会的经历。以及由此打开的另外一些时光断片。

　　话说“刮夫”们虽然心狠手辣，技术高超，但我们自有对付的办法。因为学校用餐实行的是饭票制，所谓的饭票，就是用一种最低劣的纸张印制的小票，上面印着具体日期，标注了早中晚三餐的记号。这些饭票，是我们每个月从家里用自行车坨了白花花的大米换来的。学校规定，星期天晚上要返校用餐，但多数人会趁着星期六星期天在家中恶补一通美食，所以星期天晚上的饭票相当于废票。为了废物利用，我们会将这些饭票小心收起来。如果哪天吃红烧肉，就用圆珠笔将日期修改到这一天，享受双份美餐。这样做有两大技术难题。一是日期修改要天衣无缝，这主要取决于圆珠笔的颜色和出水的浓淡，当然，还要看数字笔画之间的吻合度，比如3改成8，1改成7，操作起来就相对容易，相反，8改成3，7改成1，难度系数就大得多。如果技术过关，修改后的饭票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直接增加了走向“刮夫”们的底气。另一个难题是心理素质和现场应变，拿着修改后的饭票再次打饭，有可能被“刮夫”们识破。最好的方法是集体作案，几个人混在队伍里，故意造成拥挤不堪争先恐后的态势，让“刮夫”手忙脚乱，以此达到乱中取胜的效果。事实真相是，没有用过的票也是大米换来的，理应让学生使用，不应该做弃权处理，不过那时的我们无暇纠缠这样的大道理。

　　比之修改饭票更加坦然和快乐的，是学校一年一度举行的元旦联欢会。现在想来，这可能算是母校最具人性化的制度设计。元旦来临，每个班级可以选择一个晚上不上晚自习，由学生自行组织自由发挥尽情表演，同学间借此增进了解。唯一不足是，晚会节目太单一，除了独唱就是合唱，除了合唱就是独唱。如果几个班级同一天举办联欢，我们甚至可以作为特邀嘉宾，远征到其它班级一展歌喉。我现在所能记得那时的常规曲目是《东方之珠》，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孙浩的《中华民谣》、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等等。在一次全校性的联欢会上，同学鼎凭借一曲《陪你到天涯》，一举成名，并藉此多年荣获“歌王”称号。说实话，我当时坐在后排观众席上抓耳挠腮，心里有点不服，也有点妒忌。因为这首歌也是我当时的最爱，我爱的不是歌本身，而是这首歌的歌词：

　　天涯在何方，不敢回头望，英雄不怕太阳高。
      看黄沙卷起千层浪，一笑不能忘，热血涌上胸膛。
      故人在何方，不敢回头望，一生情歌唱到亮。
      让恩怨随风飘荡，无处话凄凉，肩挑山高水长。
      决心陪你到天涯，决心陪你到海角。让这相思比那海天更长。
      难道非要我受伤，难道非要我失望。才能让你陪在我身旁。

　　天涯是什么地方？其实没有人知道。当今天的我们散落天涯，肩挑山高水长之际，再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带上一些沧桑感和形而上的味道。天涯，是我们想去去不了，相回回不去的地方。天涯，是离开我们生命的原点很远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原点引力的地方。天涯，也是岁月催老我们之后，那个无处话凄凉的地方。三年的岁月戛然而止，随着高考的迫近，我们开始措手不及，心绪不宁，忙于复习、合影、留言。在那些热辣辣沉甸甸的留言里，我们用青春的意绪和语言表达“热血用上胸膛”的豪迈，表达“让恩怨随风飘荡”的潇洒和释然，也传达“一笑不能忘”、 “决心陪你到天涯”的隐微情意。

　　三湖中学最后一个夜晚，很多同学回家为次日赶赴县城高考做最后准备。我和几个同学觉得无所准备也无可准备，或者说，我们觉得农村的家并不能给我们准备什么，所以决定留在学校住宿，第二天直接前往县城。那个晚上没有月亮，似乎也没有星光。袖珍寝室里燥热异常。我们干脆把床板搬出来，一头架在教室窗户上，一头架在走廊栏杆上。虫声满地，夜色迷茫，一时之间，有关考试、未来、爱情、命运等各种心绪如潮袭来，我们无法入眠，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得什么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直到在疲惫中沉沉睡去。睡梦中，忽然被一阵风雨惊醒，雨滴落在楼下的梧桐树上噗噗簌簌，晚风吹过，茂密的梧桐枝叶飒然作响。那次第，梧桐更兼风雨，怎一个“离”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