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月光

对一个爱写两下子的人，标题也是一种资源。有时它就像一个顺手的老物件，找来找去，就是不出来。
       最后的月光。这是一个标题。它在我的面前好几年了。这期间，我使用过好多的题目，却没有动过它。不是我不用，是没有用到。就是说，我没有写，写不出来。为此，我埋怨自己还不是写家，还不文学。有人在文字里就能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这个题目不是来自书房，来自诗兴大发。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那个晚上，九十年代末深秋的一个晚上。农户的麦子差不多都种上了，有的已经出苗。地虽是一户一绺的，却看不到啥界限，都是手扶拖拉机和牲口耙好的麦地，平展展的，无边无沿。这个时候，月亮出来了，一人多高，昏黄的光铺在昏黄的土地上。我们一家人正在乌龙港边这样的麦地里拾红薯片子。父母，妻子，小孩都在。红薯片子拾完了，装了一架子车，我拉着回家。不热不冷的天，哪里都是月光。车袢搭上肩膀，我又扶着车把四下里看了一圈。依依不舍。像是一个扯不清的女人，背对着我，越走越远。
       农人在月光下面干活，真不算个啥事。不管是哪个晚上。可是，这晚上的月光有一天就忽然印在了我的心里，不可复制。这是我乡村生活的最后一场月光。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了。村庄上的人，出去的也差不多了。我还在家里。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听了好些年，它又在耳边回响——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二十年已经到了。
       我不止一次地写过这样的句子：2000年，在世人欢呼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我走出那个沉寂的村庄，成了一名外地人。
       这是一种表达需要，是为了突出一个时间上的节点。实际上，在这一年前我就出去了。就是这个月光的晚上，我把装着红薯片子的车子拉回家以后。其实，好几年前我就出去过一次，也是在现在的吴江，一个叫庞山湖的村庄。那是正月，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趴了二十几天。没有活，不能死啃，我跟一个老乡扛着铁锨，拎着袋子出去了，到周围稻田的水渠里乱挖，看有没有泥鳅、黄鳝。还真有。吃不完，就卖。终于没有找到活，只好回家。卖黄鳝的钱也够了路费。到安徽阜阳下了火车，我跟着别人走了两步火车道，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过来，说我们违反了规定，罚款十元。我给了。现在看，这是有人在想办法跟外地人弄钱。这成了今天的常态。这段经历，几年后连襟跟人说，我那年出去没有找到活，挖黄鳝卖点路费才摸回来。连襟是个文盲，他那话音，我的高中是白上了。回到家，妻子正在本村的姐姐家忙活，大外甥十二岁，二月二剃毛头，有客。看到我妻子一声没吭。晚上跟我睡一个枕头，她说，这二十天咋这么长呢，像几个月了！结婚七八年了，我俩头一回分开。
      我回来了，父母、妻子、孩子、一头老牸牛、十几亩地，一样不少。跟现在不一样的是，家里不是少，外面是多。这个多，引诱着庄稼人。一到开春，就有人背着瘪塌塌的包袱下了车，别人一看就是有人打回头了。这人自己也是笑笑，呵呵，没有找到活。
       第二天，我就掀掉袄子，和泥搭了一个池子，填了牛粪。街上二月十九逢会前，埋了一池子红薯母子（育苗）。
       两年以后，离我们不远的姐夫姐姐也出来了。他们在上海的长兴岛包了橘子园里的活。姐夫还跟人伙买了一条木船和鱼网，抓螃蟹苗和鳗鱼苗。听说，油坊（他们庄）人都找到门子了，混钱的很。那一年夏天姐回来了，看看亲戚和孩子，两个孩子还在家里上学。这一趟，她临时决定，让几个小四轮拉了盖一处房子的红砖，垛在宅盘上，一大片。乡下人知道，钱到手里是留不住的，只能把它变成东西。今年是砖，明年是瓦，后年是木料，再往后是工钱。房子就起来了。四十来岁的姐这一趟回来很有成就感，这说明自己既不穷，又当家。她这回手里也没带钱，是跟人拿的。亲戚邻居也没有谁阻拦。打工不会打一辈子，哪里再好也不是家。兔子跑三坡，跑来跑去归老窝。乡下人驴毛杂姓，各说各的话，在家乡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三年以后我也终于出来了。还有妻子。已经十八年了。和这个农民种地一样长了。跟当年不一样的是，外面不是多，家里是少。一个庄的地都给你种，也是少。钱少。卖力气是肯定的，你不能选择。扫马路也不能种地。
这些年就是鼓励你富起来。资本借助技术拉着每一个人奔跑。不管干哪一行，目的只有一个；挣钱。钱到手里，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一切的崇高都表现为商品，不管是公开和不公开的。往大处说，社会就是GDP。刺激消费，拉动需求是看家的本事。就像过去种庄稼得往地里撒粪。
      前年，老家宅子上的杨树卖掉了。从江苏到河南一路上能看到的差不多就是杨树。这东西是外国的，过去不多，因为不结实。但长的快，便于加工，这些年的家具和工地上的模板都是它。我们县号称杨木基地，也便宜了，几百块钱一方。这次平掉，我不想栽它了。那天我换了衣裳，拉着铁锹在沟坎的野蒿里找了一些槐树、桑树、榆树、楝树，栽到了宅子上。今年过年回家，有的锹把粗了，我竹竿上绑个小锯子，仰着脸把一些枝子去一下。明年再回来看，又不一样了。“长成了，卖给谁呢？”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啥时候站在旁边，自言自语。
       它们长大了卖给谁？我没劲了。村上的一个老木匠去年死了，他的徒弟，儿子这些年都在外面打工。这些长的很难家材树跟杨树一个价给板材厂，人家也不要。不好加工，太结实了。我家的一个小柜，上面是父亲舍不得扔掉的塑料袋，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是他爷爷手里做的。这就落后了。根据拉动需求、刺激消费的套路，这些年这个柜子至少应该调换十次了，买不起有贷款。现在搬家，头一个活就是把这破家具抬出去扔了。一辈一辈生长的树木，几十年就走到了末路。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接到一个电话，姐死了。姐还在上海的长兴岛。儿女都在身边。姐是自杀，为着小闺女的婚事。
      过去以后，我这个娘家人也没有去问那些具体的过程。人已经没有了。有个女人，年龄跟姐差不多，辈分晚了一些，当年她们一起来到长兴岛，二十多年了。她哭着：婶子啊，咱刚来岛上那年过年，你就花十块钱都过来了，现在咋走了这条路啊……
       穷困压不死人，只要心里还有希望。那时的姐是想着，不种那几亩地了，日子会好起来的。现在，儿子成家也十年了，自己都老了，一家人还没有一间房子。过去是钱不够，在攒，现在是更买不起了。闺女的事是孩子不听话，对死神不过是一个诱倒了一下。姐出去后的第三天早上，家里人才在野外找到她，平趟着，睡着了一样，已经死了。虽是春天，那两天中国却在经受最强的寒潮。家人和亲戚都认为她是冻死的。姐死在外头，是她清楚自己住的是人家的房子。就是回到河南那个叫油坊的村庄，也只能死在外头。家里的房子已经倒了，她买下的砖，还在那垛着，长了一层一层的野蒿。一家人一直没能回家住，房子就没有盖。
       自由与平等是写在同一面旗帜上的。这些年姐自由了，干与不干都没有人问。姐没有想到的是，当年弯腰捡拾自由的时候，却弄丢了平等。她还要等待下去吗？上海早已拥堵了，北京已经雾霾了。
姐的骨灰就寄存在岛上，一家人都在这里。活着无法回家，死了也仍然不能。
      丧事结束回到吴江。吴江上海就一两个小时的路。这些年我在忙什么？几天前，要是一个电话说：姐，过几天我去看你！姐姐是不是还在等着弟弟呢？
       儿子说：爸，我这回看俺大姑夫，咋那么小呢？儿子说的是我姐夫。姐夫我也几年没见了。儿子的话有些古怪，却正是我没地方说的感受。这一回，我也感觉姐夫有点小，是伸不开腰，很卑缩的样子。姐夫早已不在水里自己抓什么了，这些年在给人家干零活，一个农民工。当年在家，姐夫是一个复原军人，共产党员，生产队长。
      二月二十三日，是农历正月二十七。月底了，接近晦日，月亮白天打头顶上经过。姐姐虽然死在这个夜晚的野外，她的身上依然没有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