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

只记得一九八0年那个夏天特别热，热得37年后，还没有从我记忆深处抹去。只记得同伴从高考考场出来，因一道应该会答的题没有答出来，那沮丧的模样。只记得他们一个个背着被褥，走在回村的路上，心情如丧考妣般的沉重低落。而我却一反常态，一路叽叽喳喳，犹如匍匐在杨树上的雄蝉，恣意地发出和他们心情极不协调的鸣唱。 其实从春季的高考复习开始，学校的几百名同学都有或大或小的压力，而我却没有。我不会像他们那样黎明即起，孤灯夜半。我依然过着像高一那样，起床铃响，洗脸刷牙，熄灯铃鸣，安然入睡的舒坦生活。上课更是逍遥自在，愿意听就多听一会儿，不愿意听，就可以随意地拿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徜徉在颇有吸引力的情节里。老师说，你只要不破坏课堂纪律，只要不影响别的同学听课，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因为在老师的眼里，我是个陪读生，考得上与考不上，都与学校的名誉无关；因为我身体的原因，国家的高考制度允许我报名，但考上绝不会录取。 记得那年的高考要求，英语只占百分之四十，老师说，尽管少，但不能得零分，高考有个规定见零不录。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也很奇怪。37年过去了，很多或长或短的英语单词一个都记不清楚，唯有Thecommune members “公社社员”这个短语，我始终还记着。因为我那是明白：做一名公社社员，当时已是我九年寒窗努力拼搏的无奈归宿。 高考那两天更有意思，每一科考完，同学们都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而我却躲在一个角落，满不在乎地东瞅西望地看稀罕；刚一走出考场，老师关心地问这个同学考得如何，问哪个同学考得咋样，从来没老师问我。 高考完那天回家，父母们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迎接我们归来，别的同伴家长都亲切地拉着自己孩子的手，关切地问考得如何，唯有我只来了自己的父亲，接过我背上的被褥，拉着我一声不响地往家里走。一进门，我看到的是母亲强作欢笑的面孔。洗洗吃饭吧，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早晨……母亲白了父亲一眼，制止了父亲的正要说的话。我明白父亲要说什么，我更明白，自己今后将要面临怎样的环境，过怎样的生活。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睡梦中听到了一阵钟声，这洪亮的钟声敲出的节奏，比学校那个半神经的打铃老师，敲出的更有力更沉重。父亲喊我一声，起来吧，上工了。我只好起来，因为我已是一名正式的公社社员，是社员就得按时出勤，就得挣工分。 那年我17岁。 村头的老槐树下，所有出工的社员中，我是最小的一个。在队长分派活之前，大家习惯地开着“小会”。当然最热门的话题，就是谁家的孩子考得如何，但没有人问我。我知道这些质朴大婶大叔的心思，他们不会用无意的话语，刺疼我心灵深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秋娃叔是队长。他分派完农活后，没有给我派活。我以为他没有看到我，抑或不知道队上从此多了一名新社员。我正想像在学校一样，习惯地举起手提问。他这才回过头来，露出黄黄的牙齿和蔼地说，你刚从学校回来，干活没劲，就去三畛地看打瓜吧。记着不许人偷，你也不许偷吃，每晌记二分一工分，一天……他还在笨拙地算着。我早算出来了，工分只拿到正常劳力的百分之七十，少是少，活儿倒轻省，愿意也得去，不愿意也得去，因为你是一名社员，是社员就得听从队长的安排。 那是一片50多亩的打瓜地。清晨的阳光柔和地洒在打瓜的蔓藤上，地里长满了毛毛草、抓地龙和打碗碗花。透过这些荒草隐隐可以看到，躺卧在湿漉漉的沙地上的一个个浑圆的打瓜。我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带着晨露的打瓜，像爱抚着自己的孩子。 一会儿，我站起身，从瓜地的北头向南走去，走走停停，停停看看，像一位首长在检阅自己的列兵。厚重的露珠浸湿了裤脚，我全然不顾，只是这样穿梭在瓜地里。我要让这些列兵认识我，我就是他们的首长。今天从这个瓜行走，明天从那个瓜行走。每天早晨都是这样，以至于每个瓜行都留下我的足迹。 炎热的七月，半早晨太阳便热辣辣的。一条小水渠把瓜地分成两半，渠边杨树上的知了开始鸣叫，我便伴着这蝉声坐在树荫下发呆。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我近期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 中午的阳光更毒辣。坐在树荫下，我仍感到炎热，仍感到无处可藏。身体的本能让我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改善生存的环境。我爬上杨树，奋力地折下较粗的树枝，用树皮做绳子，把他们绑在水渠边的杨树上，然后折很多树枝树叶，覆盖在上面，再折一些作为褥子铺在渠底。躺在自己搭建的窝棚下，我竟能睡得安然自在。伴我的还有窝棚外一声高过一声知了的鸣叫声。我那时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偌大的瓜地，我和知了是活物，当然还有各色各样的蝴蝶、黄鼠、蚂蚱和树荫下乱蹦的蛐蛐…… 第四天中午，天依然是那么的炎热。我正在窝棚下做自己的梦，一阵嘻嘻哈哈的嬉笑声把我惊醒。没想到是那些男女同窗来了。他们看到我怡然地躺在窝棚下睡觉，都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已经大学毕业，此时正吃着公家饭，挣着公家钱，在十分优雅的环境下，舒适地上班一样。 同窗九年的伙伴也话无忌讳。大家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自己的理想。这个说班主任昨天通知他过几天去补习，那个说家长让他补习他不愿意，但想到农家孩子补习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勉强地答应了……说这些话时，他们的脸上荡漾着幸福，仿佛自己已经考上大学，跳出了农门。我想班主任不会通知我的，父母也不会让我去补习的，我只能是社会的弃儿，尽管那时心里酸酸的，但我只好含着泪水陪着他们傻傻地笑。 那年高考后，虽然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同我一样，回到了农村，但他们不少通过补习考上了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我却没有这个机会，只有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努力地寻觅着自己的出路。 那年高考后，我爱上了文学。现在想起来，是文学救赎了我当时颓废的灵魂，再后来我成为一名民办教师，公办教师，中学高级教师，中学副校长。 如今，我已退居二线，又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写出了不少散文、小说，有百余篇在省市报刊发表，有90余万字在网络发表，自己也有幸当上了临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过上了很多人都羡慕的，干自己喜欢的事的快乐生活。 如此看来，其实，人生并没有定数，就看你如何面对厄运。你屈服于它，你的人生便不会有多少色彩；你战胜它，你的人生一定会散发出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