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险的旅程(6)

　　 云南枪声
　　
　　车缓缓停稳，列车行进的声音刚刚消失，我们的耳边就传来了在省外熟悉，在云南陌生的枪声。枪声七零八落，毫无规律，不知从何处打来，更不知打到何处。就像过年时一些调皮的孩子到处乱放的鞭炮。看来昆明的武斗已经升级，枪炮代替了棍棒，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虽然阿钢和老挺都有亲戚在城中，但这时冒险进城万一被流弹击中，或被对方武装人员抓住，那就亏大了。
　　到哪里度过这漫漫长夜呢？四季如春的昆明可不像夏季炎热的外省，可以随地躺下就睡。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曾给过我们多次帮助的部队，于是我们找到昆明军区接待处，唤醒了已经入睡的管理员。他看了我们的证明和听了我们的情况后，有些为难地说：“最近昆明武斗严重，我们这里全住满了，连行李都全部借出去了，你们克服一晚上吧。”说完，把自己在值班室的蚊帐拆下，自己拿一件军大衣作被子，把被子和蚊帐交给我们，把我们带到过道上安顿下来。我们用被子作垫褥，用蚊帐作被子，美美地一觉睡到第二天11点多钟。这样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军人的无私帮助，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夜晚。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已是“弹尽粮绝”，身无分文了。于是，阿钢去找他在昆明的亲戚借钱，我和老挺去找返回下关的汽车。连找几处，都失望而归，正无可奈何之时，突然遇到我的同班同学大胖，她搭了一辆货车，正准备返回下关，真是天助我也！我马上决定和她一起搭货车回去。而老挺因为姐姐在昆明，想过几天再走。他没有想到，这一决定竟使他返回下关颇费周折，甚至付出了一根手指骨折的代价。
　　这辆车是大理州建筑安装公司到昆明购买设备的，车中央装有一台机器，车上还有六、七个人，都是下关八派的。同一派的自然好说话，大家对我不但欢迎，而且很关照。货车在昆明稀稀落落的枪声中，越过了多个关口，经过了几次盘查。幸而车上的人早有准备，带有两派均无可挑剔的证明，终于离开昆明，奔向下关。
　　货车来到红岩坡加水，遇到几个从下关来的驾驶员，他们好心地告诉我们，昨天下关刚刚发生了一场武斗，现在两派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告诫我们进城时一定要小心。这一消息，使大家刚刚松驰的心又紧张起来。
　　下关就要到了，我日夜思念的家乡近在眼前。但要回家必须经过下关炮派的大本营——下关总站，能否闯过这最后的一关呢？如果过不去，被抓住，像省外那些被对立派抓住的人一样，成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岂不冤哉枉也！想到这些，我们的心一阵狂跳。但是大家还是镇定下来，在临近下关总站的时候，依靠机器和篷布的掩护，在车厢里静静地躺下，不发出一点声音。驾驶员沉着地驾着车，在几十个炮派警卫人员的眼皮下，缓缓驰过，将汽车稳稳地停到八派辖区的南华街口。大家欢呼着跳下车来，奔向自己的家中。父母见到久别重逢的儿子，自是十分高兴，关切地询问我外出的情况，为了不让亲人担心，我只是含糊地说我们在昆明曲靖外调，未敢将详情合盘托出。我又到老挺和阿钢家分别报了平安。一个多月以后，老挺和阿钢经过不少波折，先后回到下关，三人重聚，感触良多，回顾往事，依稀如梦，甚至还有些后怕，为能平安返回，均甚感庆幸。至此，我们艰险的旅行终告彻底结束。
　　我们当时还感到庆幸的是，家乡下关的武斗，始终停留在拳脚棍棒的水平，没有像省外或昆明那样动刀动枪而形成更大的伤亡。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不久以后，下关的武斗之风越演越烈，最后，竟在民风淳厚，号称文献名邦的大理下关酿成了一场惊天血案。
　　1968年1月，一支由山东支边工人组成的滇西挺进纵，打开了重要的国防仓库——396库，抢夺了大量精良的武器和弹药，气势汹汹，来到下关。与下关炮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密切配合，经过精心准备和周密部署，于一月16日，向本地八派——“下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四二０联络总站”发动了猛烈进攻。八派溃不成军，除部分逃往大理，少数翻越苍山逃生外，近万人被抓，上千人被捆绑毒打，300多人在武斗被打死或被抓后枪杀。在战斗最激烈的关迤豆糠坡，尸体一具连着一具，堆满了整条街道。在作为临时集中营的下关市医院，我亲眼看到州长欧根被人用钳子夹住鼻子狠扭，几乎扭断鼻粱。我们全家被抓，在省外枪林弹雨中历尽艰险，均能毫发无损的我也被捆绑毒打。一生忠厚善良的父亲，头部被打成重伤，大腿被带毒的刺刀刺中，几乎丧命。
　　得手之后，“大联合”连续发布了三个通告，宣布在下关地区恢复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一一六”事件。它是我上一年7至9月在省外所经历的武斗在云南的延续和发展。
　　对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形势，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发动得这样广泛，这样深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