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

接过西伯利亚的一阵风，杨树抛下最后一片叶子，秋天算是向冬天做了最后的交接。一丝凉意毫不迟疑地钻进根叔的棉袄。
根叔的脸枯黄，像失去水分后飘下的那片叶子。我在医院的走廊里看见了他。几个月前我见到他的时候，腰板还很挺拔的样子。这狗操的岁月，把人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根叔偶尔喝一点酒，并不酗。一直以来，我觉得，肝腹水，肝硬化，一切与肝病有关的疾病都与喝酒有关。这种看法看来是错了。根叔的肝腹水与喝酒不沾边。这就像肺癌与抽烟的关系一样。在我生活的村子里，得肺癌的娘们和爷们人数差不多，那些女人是不抽烟的。不抽烟的女人怎么得了肺癌，这个问题我一直困惑不解。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统计，维护生命的医生群体平均寿命是否比其他群体高一大截子。这世间的因果道理你甭想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叔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得了肝腹水。
根叔婶的死很突然。根叔在城里给人家看大门，逢年过节才回家一趟。儿媳妇在孙女几个月大的时候死了，是不是坐月子落下的病根不得而知。庄稼人对自己的生死任天由命，有些人到底是得的什么病到死也不明白，一切归于不治之症。根叔婶于是就和孙女生活在一起，孙女是吃根叔婶的奶养大的。根叔婶住在四合院里，四合院里住着两户人家。大概是头晌十点的光景，太阳过了沟底，一竿子高了，根叔婶的门还没开。邻家大婶喊了几声，没人应声；用力推门，里面倒插着。邻家大婶感觉出了不妙，喊人把门撬开。根叔婶直挺挺躺在地上，孙女拱在她怀里，还在吃奶。这个场景是很悲壮很震撼人的，以至于后来成了村子里好几年的话题。大家一致料定，根叔婶是得了脑血栓或者心肌梗塞。只是猜想而已，和村子里所有人一样，根叔婶没有做过体检，因为没感觉出身体有什么不适，也就没看什么医生。有些病，当发觉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根叔婶就晚了。她平时肯定会有些不舒服的，不过她没有放在心上，庄稼人命硬，头疼脑热不叫病，从来不会在意。一般小病小灾都能扛得过去。
　　根叔又回到四合院中。有些树零星地散落在院子里，风一吹，树枝就做出展翅欲飞的样子。根叔知道，他是飞不出去了。他只能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都飞出去，拦也拦不住。这让他有些伤感。根叔婶去世后，孙女就跟根叔过了。孙女在院子里爬，根叔丢了魂似的，莫名其妙地在院子里打转转。院子不大，一根烟的功夫就转好几趟。一根烟，两根烟，根叔一天能抽一盒烟。其余的时间就是发呆，一呆就是好几支烟的功夫。
　　村子里没有医生。以前是有过的，随着一股进城的热潮，原先的医生进城去了。也有人想开个卫生室的，可是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病人也就相对减少，几十户的村子是不值当开个卫生室的。卫生室开了，更多时间都在闲着，这年头，不挣钱的事没人愿意干。可是，村子里留下来的人，病该怎么长还得怎么长。
　　根叔每天都坐车来镇上打针。有时候坐公交车，有时候搭到村里收山货的三轮车。根叔坐公交车的样子我没见过，我见过他坐三轮车的样子。三轮车前轮拼命往两边甩着，多亏轴承拼命箍着，要不然，八十个轮子都被甩没了。根叔坐在车帮子上，两首紧抓车框，屁股不时被颠起来，棉袄被风吹得鼓鼓的。这样的镜头很能吸引摄影爱好者的眼球。
　　根叔在走廊里踅来踅去。他在为药费发愁。按理他是不用发愁的，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这些年下来也积攒了一些钱。无底洞啊，根叔发愁的是，把儿子的积蓄花光了，病再治不好，就白白打了水漂了。根叔情绪很低落。他对自己的病似乎越来越悲观，吊瓶天天滴着，腿脚却越来越不利索。到城里医院看看罢，我和根叔打招呼。根叔没吭声，根叔的表情是一潭死水。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怔怔地呆在那里。抽出一支烟，还没来得及点上，护士狠狠瞅了我一眼。我知趣地把烟塞到裤兜里。护士吆喝着根叔的名字，根叔找了个空床躺下来，吊瓶在他头顶的那面墙上挂着。根叔，还是到城里看看罢。根叔眯上眼睛,他已懒得说话了。
　　吊瓶默默滴着，我静静站着。
　　我忽然想打个电话，跟堂弟好好拉拉。也许我的这个电话对根叔来说是最实惠的帮助。这样想着，我走到医院的拐角处，掏出了手机。拐角处很安静，没有人。　　
　　我四周瞅一下，没有人，真的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