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寻人

　　 深山寻人
　　
　　1968年2月的一天，我们一行三人跨过漾江大桥，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向漾濞的深山爬行。
　　这时，太阳从白雪皑皑的苍山顶露出了笑脸，金色的阳光像一块巨大的地毯缓慢地从山顶铺向山脚。峡谷中的密雾在太阳的微笑中不情愿地逐渐散去。漾江露出了自己秀美的面容，在我们脚下静静地流淌。太阳暖洋洋地照在我们身上，使人感到特别是舒适和惬意。林中的万物在阳光的照耀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鸟儿在空中在自由自在地飞翔，它们那清脆的鸣叫是发至心灵的欢笑。艳丽的山茶花开放在绿树丛中，预示着春天的到来。看着周围迷人的美景，呼吸着清新自由的空气，我深深地陶醉了。
　　然而，就在二十多天以前，在苍山的另一边，在我可爱的家乡——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下关，却阴风惨惨，阴云密布，苍山呜咽，洱海哀叹，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由于文革两大派群众组织——八派“四二0”和炮派“大联合”武斗的不断升级和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在这里酿成了一场惊天血案。
　　1月5日两派在争夺苍山饭店的武斗中，互有伤亡，其中五名炮派的山东支边工人被打死。几天后，一支由数百名山东支边工人组成的“滇西挺进纵队”（简称“滇挺”）在昆明成立，随即挥戈西进，杀向下关复仇。沿途打开了重要的国防仓库——396库，抢夺了大量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来到下关，与炮派“大联合”汇合，经过周密准备，严密部署，于1月16日向下关八派“四二0”，发动了全面进攻。“滇挺”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使原本势均力敌的形势变成了一面倒。“滇挺”和“大联合”迅速占领了下关全城，随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致使“四二0”群众300多人被杀害，数千人被关进了临时监狱。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下关“1.16”事件。
　　作为下关八派“四二0”的成员，我们全家被抓。在临时监狱中关押半个多月。在这里我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的生活，我和父亲遭受了捆绑毒打，我听怕了受害者的惨叫声，看够了“滇挺”和“大联合”暴徒的各种残忍的暴行，亲眼看到过受害者的尸体，亲身感受到生离死别的痛苦。在这样险恶的处境中，我能够保住性命，已是万幸。因此面对眼前的美景，面对失而复得的自由，我这个几天前还身陷囹圄，与死神相伴的人自然具有特殊的情怀和刻骨铭心的感受。
　　然而，我们此行却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也不是来求仙问道的，甚至也不是来避难的，而是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
　　我被放出后，来到大理。这时大理一中已成为“四二0”的难民营，由十四军提供食品和保护，上万名“四二0”群众在此避难。这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16”事件震动中央，严令查处。“滇挺”闻讯，向昆明逃窜，被解放军部队歼灭在一平浪煤矿。这一来，“大联合”气势一落千丈，“四二0”则人心振奋，纷纷要求重整旗鼓，返回下关。可是，“1.16”武斗开始之后，“四二0”溃不成军，大小头目各自逃命。主要负责人老季逃往北京，王副渡洱海，逃到永胜，后辗转到达北京。阿勇逃往漾濞。被抓的大卫虽已放出，但他“八二炮”的观点，使他难以被多数人接受。群龙无首，只剩下水泥厂一个既无威望又无能力的姓余的常委在苦苦撑持。找回主要头头是当务之急。几人之中最有可能找到的就是阿勇，找阿勇的任务落到了阿勇的表哥保罗、弟弟老挺和我身上。于是我们便来到了这漾濞的深山之中。
　　我们唯一的线索是阿勇可能在农校的小苏家。小苏家在漾濞山中，地址不明。于是，进山之前，我们先去漾濞城中的大卫家，找他母亲寻求帮助。三人第一次到漾濞，峡谷的迷雾迟迟不散，漾濞的背街小巷弯曲复杂，绕得我们晕头转向，好象陷入了迷魂阵中，一直走不出来。幸好遇到同学老孔，才在他的带领下，找到大卫家。大卫的母亲热情接待了我们，提供了小苏家几个可能的地址，都在大山之中，得一个一个去查找。临走前她家一位亲友嘱咐我们，如果在山上遇到困难，可以找一个叫秦义然的人求助。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们与秦义然素不相识，他怎么会帮忙？漾濞这么大，真出了事，我们到哪里去找他？但出于礼貌，我们还是表示了感谢，并且记下了这个名字。
　　我们艰难地向山上爬行，路越走越细，气却越喘越粗。心脏在剧烈地跳动，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衣裳，但我们仍不停地前行。三个人中，我感到最累，因为我的体力已经提前预支了。昨天，为了寻找前往漾濞的汽车和做准备工作，我在大理、下关之间，来回步行奔走了四十多公里，至到深夜才入睡。今天一大早，连早点都来不及吃，好不容易爬上了送云台山的工人回永平的汽车，才到达漾濞。
　　我们漫无目的地向山上爬去。路是否对，方向正确与否，只有天知道。我们翻过一道道小山，趟过一条条溪流，渐渐接近山顶。只见在密林中间出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许多牛羊在悠闲地吃草，一个牧童躺在树阴下呼呼大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实在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优美画卷。刚刚经历过生死危难又经过长途跋涉的我们被深深陶醉了。我们的脚步惊醒了牧童，他听了我们的目的后，笑着说：“你们走错了，再朝上走，翻过山，就到永平克（去）了。”我们急忙折下山来，向南方走去。
　　连续登山，我们已苦不堪言，路线的错误，又白白消耗了我们许多体力，早上只吃得半饱的肠胃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我们再也走不动了，在地上躺了下来。逼着保罗把我们“最后的晚餐”——几个包子拿出来吃。这几个包子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食物，也是大卫家人的一片深情。
　　按原计划，我们准备到漾濞后，饱餐一顿，再买点吃的，供路上食用。谁知当时在漾濞那样的小镇，人口稀少，生意萧条，几个可怜的国营小食店，要中午之后才开门，结果有钱也买不到吃的。我们找到大卫家，他家一笼包子刚刚蒸熟，香气诱人，我们在路上颠簸了许久，水米未进，早馋得口水直流，但在那粮食匮乏，定量供应的时代，那是他们一家三口全天赖以充饥的口粮，我们怎忍心让好心的老人挨俄呢？便谎称已吃过早饭了。大卫的母亲不由分说，取出一个布袋，将热气腾腾的包子全部倒入袋中，硬塞给我们，说让我们路上充饥。我清楚不接只有挨饿。只得接过包子，偷偷留下了点钱和粮票。离开大卫家，我们立刻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吃的正欢，保罗一把抢过剩余的包子，说：“任何时候都要留一手，这几个一定要到最后时刻才能吃。”他说得有理，我和老挺只得不情愿地同意了。
　　我们沿着一条小溪在密林中穿行，就着溪中的清水，小心翼翼、万分珍惜地吃着包子，感到这是人世间最美味的珍品，它充分证实了“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这句至理名言。我们忘记了一切辛苦和烦恼，好似在森林公园中度假旅游，感到无比地轻松愉快。至于晚饭这么办，明天吃什么？已经无暇顾及了。
　　走出密林，前面出现一个村落，正想进村问路，突然几个身强力壮的农民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警惕地问：“你们是什么人？从哪迭（里）来的？来搞什么？”我突然想起大卫家亲友的话，说：“我们是来找秦义然的。”一听到秦义然的名字，那几个人的态度立刻变了，热情地把我们迎进村去，煮上他们平时舍不得吃的百米饭，切了一大快肥的流油的腊肉，招待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席间一个脸色黝黑，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详细询问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直言相告。原来事情居然这么巧，他就是秦义然，是这里八派的头头。同派的人什么话都好说。他告诉我们：“小苏家在石平杨街子，离这里还有好几十里，你们认不得路，乱走咋个找得着。”决定派一个石平的人给我们带路。
　　给我们带路的是一个身材粗壮的壮年汉子，十分健谈。一路上他不无得意的大讲他和秦义然参加造反的种种经历，无意中还提到他家附近也有在下关工作的人，而且是个官。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叫什么名字？”他答道：“熊兆庭。”我不觉一愣，这世界真是太小了！在“狱”中的一幕立即重现在我的眼前。
　　这天我刚刚端起饭碗，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紧接着门打开了，又有几个人被押了进来。其中一个就是州商校的副校长熊兆庭。他脸色惨白，身上又破又脏，浑身无力，连站都站不稳。问后才知道，他是翻苍山逃走的，苍山海拔四千多米，冬天的苍山，冰雪覆盖，温度极低，道路崎岖难行。他们在山上又冷又俄，幸好临走时用床单裹了一些水果糖，和着雪水，用以充饥，才得以保住性命。谁知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翻过苍山，到达平坡，离家只有咫尺之遥，却落入“大联合”布下的天罗地网，被抓了回来。现在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了。我立即把才吃了两口的饭递给他，他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连掉在地上的饭渣，也检起来塞到口中。吃完饭，脸上才有点血色，气也喘的均匀了。这天我虽然饿了一顿，心情却很舒畅，觉得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以后，我竟与熊校长可能在漾濞的深山中相逢。
　　有人带路，行程自是十分顺畅。来到他家，已近黄昏。他说：“今晚就在我家睡得罗，明天我再领你们克（去）杨街子。”我环视四周，他家用家徒四壁四个字来形容，实不为过。三间土房，灶房里还有点炊具。住房乱七八糟堆了些苞谷和杂物，不但没有被褥，连一张床都没有。房外的圈中，不要说牛马猪羊，连只鸡都没有。堂屋中只有一个火塘和几个摇丁晃荡，歪巴斜扭的板凳。所谓睡觉，就是坐在火塘旁边，闭上眼睛熬一夜。看来今天只能体验一下原始人的生活了。保罗和老挺也面露难色，但又无可奈何。我实在没有想到解放这些年了，怎么还有这样贫困的家庭。我虽然不清楚身强力壮的老罗为何贫穷到如此地步，但我却明白他造反的原因了。
　　我忽然想起他说的熊兆庭家就在附近，决定去看看。问明路后，翻过两个山梁，在一片绿荫覆盖的瓦房中，找到了熊兆庭家。在狗的狂吠声中，他打开了门。见到我，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他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端茶递烟。他妻子手脚麻利地很快端上一桌丰盛的晚餐。有青菜汤、油炸核桃、火腿和一盘我第一次吃过的香肠煎鸡蛋。这是在当时高级宾馆中也难以品尝到的美味。熊兆庭的妻子是生产队会计，他本人在外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自然比送我们来的那位好得多。晚饭后，他妻子腾出一间空房，抱出几床被褥，安排我们住宿。还叫人通知老罗：我们在这里住下，不回去了。世界真奇妙，想不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一下就从“地下”飞到了“天上”。感谢之余，我不禁想道：如果当时在“狱”中，我不管他饿不饿，独自把饭吃光，此番相会，情景又会如何呢？
　　在漾濞的深山中，伴着轻轻的松涛声，倾听着偶尔响起的鸡鸣狗叫，我们度过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夜晚。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和保罗就起身了。按头晚的商定，我和保罗到杨街子找人，老挺留在熊家作预备队，以免出了事，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按照熊兆庭指引的路线，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俩来到杨街子，并找到小苏家。在他家门口，我们被一位妇女挡在门外，她警惕地询问我们是什么人，并说她家里没有什么阿勇。难道信息有错？阿勇真不在她家，那我们这一趟岂不是白忙呼了。正争执间，一个人从楼上走下来，不是别人，正是久违的阿勇！他是听出我们的声音才出来的。躲在深山中一个多月，他对外面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反而如惊弓之鸟，时时警惕炮派的搜捕。听了我们的情况介绍后，他当即决定，立即出山。
　　告别苏家，来到熊家，唤醒了还在熟睡的老挺。兄弟俩劫后重逢，欣喜异常，宛如梦中。我们不及细谈，匆匆谢别熊家，直奔山下。一座摇摇晃晃的吊桥送我们跨过漾江。走上公路，举目一看，这里是我们乘车路过的平坡。早知如此，我们在这里下车登山，事情早已办妥。何苦绕一大圈，辛苦跋涉数十公里。但一细想，谁能未卜先知？何况此行让我们体验了漾濞的迷宫小巷，观赏了如诗如画高山牧场，走过了溪水相伴的林中小路，品尝了农家的美味珍品，得到了许多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的真诚帮助，实为值得。
　　这时，我们已经在山路上行走了十多公里，平坡到下关20公里，到大理35公里，全程近50公里。这样长的路，让今天的人用双脚走完，必定叫苦连天。但头天晚上我们得到了很好的休整，又成功找到了人，精神振奋，体力充沛，这段路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迈开双腿，在尘土飞扬的滇缅公路上，快步急行。
　　临近下关，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在温泉就离开公路，沿山脚小路绕过城区。下午6点多钟，大理城以绚丽的晚霞欢迎我们的归来。
　　回到大理不久，在部队的支持帮助下，“四二0”在大理军部召开了誓师大会，浩浩荡荡返回下关。
　　许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熬过了文革的动乱年代，经历了知青的风风雨雨，度过了漫长的平凡岁月，带着微白的双鬓，步入了晚年。每当我来到漾濞，路过平坡的时候，我的目光总是不期然地凝视着对面的群山。在这里我有过一段难忘的历程，感受过深厚的人间真情，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相互争斗，相互仇杀的年代是何等难能可贵，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今天，它更象一股温馨的清泉永远静静地流淌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