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险的旅程(4)

　　 被困衡阳
　　
　　跳进车站内，我们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偌大的车站内，是一个宽大的广场，所有的地方，每一个角落，乱七八糟地到处躺着、坐着、站着无数个衣冠不整，面容憔悴，神情呆滞的人，就像一个大鱼塘被抽干了水后，遍地的死鱼。见我们从墙外跳进来，一个个无动于衷，毫无惊讶之色，想必是司空见惯了吧。我们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穿行，每迈一步，都要找好下脚的空隙，否则就会踩在躺着的人身上，引来一顿臭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稍空一点的地方，这是一个狭窄的台阶，因为太窄不好躺，又常有人走过，易受干扰才被遗留下来。刚刚坐下，耳边又响起了熟悉的枪声，周围的人毫不在意，看来早已麻木了。与柳州车站不同的是，柳州无人管理，这里却戒备森严。四周有许多头戴柳条帽，手执大刀、长矛、步枪的造反派武装人员在巡逻。肃杀的气氛渗透着几分恐怖。
　　我们坐下，刚刚交谈了几句，耳边响起了一句熟悉的乡音：“你么给是从云南来呢？”，离开云南多日，听到的都是半懂不懂的广西话、湖南话，突然听到家乡话，“千里他乡遇故知”，倍感亲切。一看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大家高兴地在一起交谈起来。这是一个贵州人，他比我们早来几天，他告诉我们，衡阳是湖南的交通要道，是两大派争夺的重点，武斗非常激烈。湖南的两大派，一派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湘江风雷，一派是以学生为主的高校司令部。衡阳目前被湘江风雷占据，为了夺回衡阳，高校司令部建立了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高司武工队，经常进城偷袭、骚扰，甚至展开激烈的阵地战。所以现在衡阳是全民皆兵，全面设防，形势非常紧张。我们问他，车站内怎么有那么多人，为什么不住旅馆？他回答：现在全城的旅店、招待所全被从各地组织来增援的造反派占用了，即使有钱，旅客也只能露宿街头。相对而言，与其在街上担惊受怕，车站还安全方便些。我们告诉他，我们要扒车到北京去。他紧张地告诫我们：万万不可，为了防备高司武工队的袭击、侦察，湘江风雷对车站看管得特别严，不要说无票进出不了车站，上不了车，就是有票，被怀疑成探子抓住，不死也要脱层皮。
　　正交谈中，忽然广场中央发出一声惊呼：“有炸药！”，广场中央人群身上似乎安有弹簧，迅速一跃而起，向四周散去，相互践踏，发出一声声哭喊。空出的中央留下一个破旧的书包，大概就是所说的炸药。良久，没甚动静，一个武装人员手持步枪，战战兢兢走入场中，用枪尖的刺刀，挑开书包，只见包中只有一点洗漱工具和衣物，不知是哪个流浪者留下的。看来是一场虚惊，人们回到原地，车站恢复了平静。那个贵州人已在混乱中不知所终。
　　这时夜已经很深了，极度疲劳的我们，不顾地面的肮脏，不顾台阶的狭窄，也不顾滚落的危险，在台阶上躺下并迅速入睡了。睡得正香，突然被几脚踹醒，一个手握长刀，戴红袖套的年轻人厉声对我们说：“检查证件！”我递上证明，他看后态度和缓下来，对我们说：“车站环境太差，太危险，你们还是进城去吧。”我们重新躺下，睡不多久，天就亮了，车站开始打扫卫生，旅客无法继续睡觉，全被赶了起来。我们只得拖着又累又饿又瞌睡的身体，迈着沉重脚步的向城内走去。
　　衡阳主城在湘江西岸，与车站隔江相望，中间一座大铁桥相连。我们跨过铁桥，又沿江走了一段，才进入主要街道。相较车站，衡阳城显得十分整洁，不少商店正常开门营业，街头揭批“走资派”的大字报不多，但标语不少，大多是些“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等热血沸腾又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城内的气氛仍相当紧张，到处是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武装人员，一些未成年的孩子，也满脸稚气地握着枪，甚至一些女子也“不爱红装爱武装”，加入到武装人员的行列。街上不时有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但没有一辆是拉货的，全是武装“战士”，或者是五花大绑被抓获的对方人员。
　　我们买了点最便宜的稀饭馒头，安慰好饥肠辘辘的肚子，开始设法解决瞌睡问题。这些天来我们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昨天晚上更是几乎通宵未眠。到哪里去睡觉呢？整洁的衡阳城绝不是睡觉的好地方，返回车站，那里的环境更使人难以入睡。经过商议，我提议到文化馆去。找到文化馆，我们走进阅览室，每人拿过一本杂志，假装看了几眼，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起来。图书管理员一看，觉得太不雅观，把我们唤醒，说：“同志，这里是阅览室，要睡觉请到别处去。”我们含含糊糊地答应了几声，又睡着了。这位图书管理员真有耐心，一次又一次把我们叫醒，搞得我们实在不厌其烦，只得离开阅览室。我们来到馆内的一片草地上，找了一块树荫覆盖的地方，张开四肢，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美美地睡了一大觉，总算稍微补回了把几天的瞌睡。
　　睡眠使我们暂时忘记了一切烦恼，醒来之后，严酷的现实又无情地摆在我们面前。当前，我们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一旦钱粮用尽，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最紧要的是解决食宿问题。大家绞尽脑汁，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既然衡阳城是造反派掌权，我们在云南也是造反派，我们就找造反派去。经过打听，我们找到了湘江风雷在衡阳的总部，一位造反派头头接待了我们。我们拿出云南省军官会的介绍信，说明我们从云南前往北京外调，中途被盗，现在无钱无粮，不但无法继续外调，连生活都有问题，请求给予帮助。我们还大讲了一些云南文革的情况，表达了我们云南八派对湖南湘江风雷的坚决支持。文革中的派性具有现今人们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同一派什么都好说，对立派“你死我活”。经过一番游说，他仔细看了我们的介绍信，还查看了我们外调中所获得的证明材料，特别是那条到北京找郑伯克的调查线索，认为我们诚实可信，便对我们说：“这样吧，你们的事我们不好处理，我给你们开个介绍信，你们去找衡阳军分区接待处，由他们给你们想想办法。”
　　我们拿着盖有当地造反派大印的介绍信，好像拿到了护身符，又像获得了上方宝剑，感到无比兴奋。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走在街上腰杆挺的笔直，见到威风凛凛，全副武装的人员也不屑一顾。
　　来到衡阳军分区接待处，递上介绍信，部队工作人员二话不说，立即给我们安排了食宿，这样流浪多日的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这个家非常简单，一间大房子里，住20多人，床是两条凳子，上面放三块光木板，没有被子，没有垫褥，没有枕头，更没有蚊帐。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五星级宾馆了。我们用包作枕头，脱下外衣当被子，洗脸毛巾盖在头上作蚊帐，睡得相当舒服。
　　吃的也很简单，一日三餐，主食是混有苞谷面和蚕豆的米饭，不限量，能吃多少吃多少。菜只有南瓜、萝卜、苦菜三种，每餐两种，交替轮换。每餐饭交三两粮票，一毛钱。这对以啃馒头为主的我们来说，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开始我们还老老实实地交钱交粮，后来发现有的人根本不交，我们也就不再交了。这对我们作用非凡，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在衡阳的十多天的免费食宿，我们根本回不了家。
　　住在接待站的人五花八门，来自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的原因与途径也大不相同。其中有几个四川成都青年是逃避家乡武斗而来的，他们告诉我们，成都的武斗相当激烈，已经从动用步枪、手榴弹，到了机枪、大炮、炸药包，只差飞机和坦克了。许多房屋被毁，死伤的人难以计数。我暗自感到庆幸，在我的家乡云南，武斗虽时有发生，但仅限于拳脚，最多是石块或棍棒，但愿省外的悲剧不要在我的家乡上演。
　　在衡阳的十几天，是我们整个旅程中最轻松自在的时光。食宿无忧，生命无虞，每天吃吃睡睡，逛街游玩，过着神仙般的生活。但时间一长，焦急和忧虑便逐步吞噬了我们心。路在何方，这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艰险的旅途中，思想高度紧张，许多东西根本来不及细想，现在静下心来，对前途命运，不得不仔细思量。我们清点了全部经费，总共只剩下十来斤粮票，不到十元钱。这点钱即使能到北京，也基本用尽，到时如何生存，如何返回？要打工挣钱，当时全国都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谁敢雇你。当乞丐，粮食定量供应，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餐馆里碗筷被添得比洗的都干净，上哪里讨去？搞不好只有沦为小偷，不要说我们绝不愿意，即使迫不得已做了，其下场，我们已亲眼目睹，想到这些，我们不寒而栗。
　　接待站位于湘江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傍晚，我们面对滚滚北去的湘江水，仰望着彩霞满天的长空，轻轻地唱起心中的歌曲，渐渐地，我们的歌声由“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啊！您天上的太阳，我们是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开放。您是天上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围绕在您的身旁。”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亲人哪，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在一堂”。残酷的现实消磨了我们的意志，凶险的环境动摇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被迫做出了痛苦的决定——返回自己亲爱的家乡。
　　于是便开始了艰难返程
　　(点击此处，续看下一部分《艰险的旅程(5)》）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2-4-26 15:5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