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还想来趟大庆

   父亲上次来大庆还是六年前的事。

    从我成家到现在，父亲拢共来过我这四五回。

    1992年的年底我结婚，因为路途远，父母没有来。转了年，媳妇怀孕不到两个月，父亲得了消息，和母亲坐了一天一宿的硬座赶过来，除了大包小包外，还带了两只浸水坛，父亲手里拎的大一号，母亲抱的小一号。

    父亲跟母亲交待，“酸儿辣女”。小号的做泡辣椒，东北媳妇，吃不惯辣子；大号的腌酸黄瓜、酸豆角，多掺杂些蕌头。

    父亲的用意，天知道。

    我调侃入党多年的父亲：“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这回咋啦？“马列主义不马自己，专马别人”。

    父亲没话说。父亲喜欢男孩。

    父亲来大庆后，去过好几次市场，找蕌头，找不到。父亲口音重，跟人连比带划，也没说明白。人家丢了几瓣大蒜头给他，父亲直摇头。父亲悻悻地跟我说：下次再给你哥打电话，记得让他邮两坛子湖南平江的蕌头来。

    我们那地方，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嚼蕌头，嘎吱嘎吱响，酸，开胃。

    待产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出去溜达，忙里偷闲。上午顺龙凤大街往西走，是采油二厂，有不少干活的“磕头机”，父亲不明白油是怎么从几千米深的地下开采到地面的；下午俩人又去油田电厂的工地转了转。每次去，父亲在前，母亲拖后，方圆六七公里，来回两个多小时。父亲不敢往远里去，母亲惦记着给媳妇做饭。

    这一年，父亲和母亲在大庆住了一年半。

    儿子才冒话，父亲抱孩子回老家。临走，我托人买了两张卧铺塞给父亲。两张票不在一起，中间隔了好几节车厢。父亲把行李和孩子归置在一起，仨人挤一张铺回的家。

    父亲第二次来，儿子才一岁多点，正学话。父亲成天价跟着儿子屁股在楼区跑，儿子跑哪，父亲就跟在哪，俩人寸步不离。小区的人都认识我这个只会说南方话的父亲。

    周未领孩子去公园，儿子骑在父亲的后脖梗上撒欢儿。我好几次要替换父亲，儿子黏在父亲身上，不肯下来。那个时候，父亲五十三四岁，比我现在才大一两岁，父亲有一把子力气。

    儿子跟父亲比我亲，满口的湖南腔腔。媳妇跟我置气，我拿父亲没办法，总不至于逼着父亲再回到课堂上，说一口流利的“塑料”普通话。我嘻皮笑脸跟媳妇说，儿子多学会一门“外语”也是好事。

    父亲后来又来过几次大庆，每次住的时间都不长。父亲养成了习惯：在家时，父亲想东北的二孙子，在我这，又放不下家里边的大孙子。按父亲的说法，这些年，父亲没少给铁道部做贡献。

    说到“贡献”，父亲一直有一个心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父亲是那个年代的人，想去“王进喜同志纪念馆”看一看。父亲年轻时，“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贴满了墙，比起“铁人”，父亲觉得自己相差甚远。九十年代，纪念馆在红岗，坐车不方便，加上工作忙，父亲的要求一直没有落实。

    2011年的冬天，儿子高考的前一年，父亲、母亲搀扶着来大庆。在车厢门口，我看父亲比早先又苍老了许多。手套、围脖、大棉鞋，父亲“武装”到了牙齿 。父亲的棉帽压得很低，只露出两只小眼睛。父亲身上还裹了件我结婚时穿的呢子大衣，父亲说儿子的大衣实成、压风。

    父亲因为脑血栓，这次出门，没少遭罪。火车到达北京时，晚点两个小时，父亲、母亲担心赶不上下午来东北的火车。北京老站到西客站，二三十里地，对于父亲来说，无异于“两万五千里长征”。多亏了北京的汪小洁，派人把车开进了月台，一道上俩个大小伙子架着父亲走，差点把父亲“折腾”散了架。那一天，汪同学还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前年春节我回岳阳，父亲还在念叨京城的“小汪”。


    到大庆的第二天，父亲“勿忘初心”，旧事重提，让我领他去参观“铁人展览馆”。进门登记，我把身份证掏出来给门卫，父亲拦住我，慢慢地从内衣襟里摸出自己的身份证，郑重地交到人家手上。父亲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

    父亲跟在参观的人群后边，铁人“端水打井”、“人拉肩扛”、“带伤跳泥浆池压井喷”的故事……，父亲听得格外认真。父亲这一辈子很少照相。在铁人雕像前，父亲伸出手，上前摸了又摸，神情严肃。父亲正了正领子，扯了扯袖口，破天荒地跟母亲合了张影。父亲说要带回老家，显摆给厂子里的几个老哥哥看看。

    回来时，我蹲下来，准备背父亲上楼，父亲不让。“这点困难跟铁人比，芝麻粒儿大。”父亲坚持说自己能行。母亲在前面领，媳妇在一旁搭手，我在后边拱着父亲的身子，一步步往台阶上挪。父亲说：这还真有点子“人拉肩扛”的味道。

    父亲进屋，戳了戳拐杖，震得楼板有了动静。父亲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父亲还知道“三老四严”。那几天，父亲说起话来，一套套儿的，上纲上线。在母亲面前，俨然一副老师的模样。

    儿子晚自习回来，父亲跟儿子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考回湖南，到爷爷家打“牙祭”。说得儿子跟打了鸡血一般，连着好几个晚上，学到了后半夜。

    这几年，父亲出门更加吃力，下楼的次数少得可怜，每天只是在楼上阳台转转圈子。吃完饭，吧嗒吧嗒几口烟，父亲偎在沙发上，一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电视。睡了看，看了睡。国家大事，父亲历来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父亲看电视看得最多的是中央四台，伊拉克、叙利亚，“人脑袋打成狗脑袋”，父亲懒得管，父亲只关心“台湾问题”；父亲有时候也光顾黑龙江卫视。有了大庆新闻，父亲一条条攒在一起，留着我给他打电话时，跟我“汇报”。

    我正式邀请父亲：这两天，习大大在美国作国事访问，嗯也么子时候来大庆视察下。电话那头，父亲先是不停地咳，咳嗽完了，父亲说：“怕是这一辈子再也难得来喽！”父亲说这话时，好像不是在说他自己，听不出伤感的情绪来。

    “好汉不提当年勇”，父亲像是一棵掉光了叶的葡萄树，老气横秋。再让父亲象头些年一样，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我这，父亲会吃不消。我试着宽慰父亲：下次再来，就得坐飞机，长沙到大庆，用不上三个小时哩。

    我嘴上说得倒是轻巧，心里终究底气不足——父亲走路迈不开腿，哪能过得了安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