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坠落

     最后一次和洁通电话，已是将近四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女儿还不到半岁，我托人买了台相机，辗转捎到了洁所在的城市，自然又得麻烦她给我再捎过来。她在客运站工作，捎东西自然有着天然的便利。以前，也拜托她捎过几次东西，每一次她都跟自己的东西一样认真对待。这次也是一样。问好了车次，提前告知了我，又反复叮嘱司机要多加小心。待我拿到相机，看见原有包装外，又重新加了两层，绝对是安全又保险。司机告诉我，洁交给他时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放在一个稳当的地方保管好。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给她，她的电话就来了，得知相机安全抵达，她只是说：那就好，那就好！还没等我说句谢谢，“谢谢”倒先一步从她嘴里冒了出来，然后就挂了电话。她谢得我莫名其妙，她谢我什么呢？未曾想到，这“谢谢”两个字，竟是她与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话语了。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已近初冬，四周渐显萧瑟，北风频仍，严冬似乎已然藏在了不远处。我在电脑前，继续和一堆文字纠缠难解，哥哥忽然从屏幕那头扔来一句猝不及防的话：洁自杀了，明天下葬。然后，我就僵在了那里，仿佛冬天已跃然身旁。我知道，这绝非玩笑，我们兄弟间一直缺乏幽默感，只会直来直去的呈现真实，尽管有时这真实让人如梦如幻。可是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这样的消息总是令人难以接受。更何况她还那么年轻！更何况她一直在你的生命中鲜活的存在着！更何况她充满关切的声音还犹在耳边！更何况她自己了结了的生命！……可现在她死了，那么多为什么都被她打了死结，没人能解开了。
      后来知悉，洁是从市中心的嘉陵桥上跳下去的。桥下的洛河往年一直干瘪无力，一副发育不良的病态，顶多算是一条小水沟。可那年，从夏天开始，大雨频繁而至。这条人们眼中的“小水沟”被周遭各个山谷里奔涌而来的雨水终于灌饱灌满，转眼就成了一副呼啸狰狞的模样，似乎大有为自己正名之意。而洁，从喧闹的嘉陵桥上纵身而下时，可曾有人留意到她徘徊不定的影像？她瘦小之躯，又能在已然汹涌的河水上开出多大的浪花呢？我终究不是洁，无法推定她彼时所思所想。我只是知道，这世上又少了一个朋友。而他的父母，则永远失去了一个开得正好的女儿。

      洁的死，据说与客运站的裁员有关。
      那年，同工同酬的说法甚嚣尘上，许多所谓的“临时工”终于依稀看到了春天。洁已经在客运站工作了差不多七八个年头了，我不知道，也不曾细问过她，原来她的身份也是个“临时工”。她穿得那身得体的制服，工作时那份自信与从容，都不像“临时工”的样子。而“临时工”又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怯怯的、慌乱的吗？我不知道。
最终，转正的春天没有到来，反而是刮来一股“裁员”风。“同工同酬”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让切蛋糕的人紧张担忧起来。“分蛋糕”的人多了，日子自然就不如以前好过了。于是，许多地方“未雨绸缪”，干脆缩减“分蛋糕”的人，这些人除了“临时工”，自然不会有别人了。原来的奢想的春天不仅未能如期而至，而且维持生计的饭碗也横遭剥夺了，这实在是许多人未曾预料的。也包括洁。
      这份身份上虽有差别，却还算体面的工作，是洁十分看重的，且转正的希望一直存在。即使渺茫，也终归有个盼头。这也是她二伯当初托关系给她找了这样的一份工作的原因所在。她在这样的一个单位上班，穿上这样一身制服，心里也是骄傲的。在这个小地方，别人也因此高看她一眼。尤其是那些开长途车，看见她这个小姑娘，原本粗言横语的大老爷们，一个个都轻声细语，服服帖帖的。这样的感觉使她满足。即使收入算不上多，但她对这份工作的依恋却越来越重了。
      而现在，这么突然的，她就被裁掉了，说什么都不管用，根本不给你说的机会，即使她二伯也说不上话。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打蒙了。这一切超出了她的预料，让她措手不及，把她构筑的关于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梦打碎了。她一下子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该怎么办？原本清晰可见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混沌不堪起来。
      其时，洁与丈夫的矛盾也越来越深，红灯频现。在这两者的夹击之下，原本看上去坚强冷静的洁，就迅速的崩溃了。或许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只是被所有人误解了而已，进而她自己也误解了自己。她不善于倾诉，也就无处宣泄，事情被她越琢磨越糟。最终，她如同一头无助的困兽，被这些她所不能承受之重赶进了死胡同。她已然全乱了，不懂得走回头路，也不会抬头看看苍天在上，面前那堵黑魆魆的墙，把她的世界全罩住了。
  
      乱了的洁慌不择路。她离家出走了。
      洁去了北京，在首都巨大的迷宫里寻找着方向，也寻找着自己。又或许都不是，这只是一次慌乱之下的逃避。而北京，这个熟悉的名字，陌生的城市，又能给她带来些什么呢？这座不属于她的城市，注定是给不了她温暖和安慰的，反而逼生了一种恐惧心理。
      家人四处寻找无果，电话不通。最后，终于等到了她的电话。在短暂的通话中，她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害怕，她说有人在暗处跟踪她，企图在隐秘的埋伏中对她完成致命一击。她摆脱不掉，只能不停地逃跑，那背后的魅影就在不远处。居心叵测的脚步向鼓点一样越来越紧密，她筋疲力尽，无路可逃，她害怕，快救救她！她在电话里几乎发出了最后的哀求，仿佛挂了电话，也就对她关上了求生之门，将她推进了可怖的深渊。闭上眼睛，我都能想象到，那一刻的洁，在电话的那一头，那种深刻的绝望和无助，她几乎想用尽全力想从电话那头把手递过来。
      家人找到她时，她正在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头发蓬乱，衣服又破又脏，不让任何人触碰她。最终，她还是被接回了家。回到家的她开始怕光，自言自语，像是一个失去了安全感的孩子，只有被母亲抱在怀里才会有片刻的安宁。
      洁被找回来了。可她的丈夫却决绝而去了。
      这次出走，使本就裂痕斑斑的婚姻，变得更加破碎而不可收拾。终于，她的男人选择了分手。我们当然不能去斥责什么，只是在这样的决绝下，支撑洁的唯一一根柱子也被抽离了，她的轰然 似乎也就变得不可阻挡。
      客运站的大门对她冰冷的紧闭着，看不见一丝丝缝隙。婚姻的大门业已关上，她所期盼的家的温暖、依靠、理解……全都成了泡影。于是，她的世界便彻底暗淡了下来。
      她把自己无声地坠落到那条河底。

      失去了女儿的父母心有不甘，他们哭啊啊，闹啊闹。刚开始在洁生前的单位，无果后，竟然隔三差五跑到洁她二伯家为女儿的死索求公道。这公道自然没被他们索求来，求来的是冰冷的无可更改的现实，还有漫长的无可消除的悲痛。这悲痛无处可去，便搅得他们的生活难以安宁，相互取暖安慰不成，却相互咒骂打闹起来。旁人拉劝无用，唯剩唏嘘。

      我想起零九年夏天，我和洁搭伴一起去乾坤湾玩。靠着洁的一身制服，司机对我们免收车钱，且客气有加。坐在车里，我就想着，如果不是这身制服，我和洁又会被如何对待呢？又或者，把这身制服从洁的生活中拿掉的话，洁又会怎样呢？当时的我自然无法猜想，结果会如此的令人讶异。
      车循着蜿蜒崎岖的黄土高坡抵达乾坤湾，我们住窑洞，吃农家玩，站在高岗上看日出日落，叹服地看着黄河在一片连绵起伏中急转乾坤。一路上，比我小的她都表现出了一个女孩应有的矜持和细心，对我颇为照顾。反而是我，陶醉于山水之间，在小文人的情绪里难以自拔，与她交流无多。那次分别后，我甚至连照片都未曾发给她，几次想要她的邮箱，都忘了又忘，拖了又拖，终于不了了之。那些照片，至今仍沉默在我电脑的某个角落里。照片上的洁，依旧扎着马尾，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圆脸，酒窝很深，穿着粉红色的夹克衫，保持着恰到好处的笑容，夕阳被一切都染成了不真实的金色，浑浊的黄河水就那样平静的从她身后的崖底流过。

      去年过年回母亲和哥哥所在的北方小山城过年，过年几天，家里除了两个孩子，我和哥哥两家四口，几乎再没有别的人来往了。好在现在有了孩子，两个人欢喜闹腾，母亲亦觉得欣喜满足。我想起以前，年节里，洁肯定是要来坐坐的。洁带着笑意也带着礼物进来，少不了给孩子们一人一个大红包，十有八九还要把她们一个个举得高高的转几圈。洁爱美，肯定还要不时地站在镜子前，把她本来就很整齐的马尾辫梳了又梳。瞧见别人看她了，略显抱歉地眨巴着两只大眼睛看你一下，然后又继续在她姣好的面容上涂涂抹抹。
      可是，洁再也不会来了，没有人再可以等到她，属于她的敲门声再也听不到了。前年，孩子们还会问我：洁姨会来家里玩吗？我说不会了。她们又问：为什么？我说洁姨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回不到我们这里来了。她们似懂非懂，却也没有再继续缠问。以前，母亲还会主动说起关于洁和她父母的一些事情，后来，她也慢慢不说了。关于洁的一切，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让着，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没有她的生活。
      假期结束前的晚上，我们即将返程，客厅里电视声音很小，窗外时不时有零星的鞭炮炸响，更多的是属于夜的寂静。在这寂静的即将分别的夜，母亲突然说起了洁的父母。她说洁的父母现在要么整天吵架，要么干脆许多天一句话也不说。还有好几次，两个人又跑到洁她二伯家，哭闹着说都是她二伯把洁害了，亲戚们现在被他们吓得都不怎么来往了。母亲就说了这几句，剩下的都是长长短短的叹息。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叹息更好的了，没有比叹息更适合这个夜晚的这一次突然的叙说。然后，洁又一次跌入周遭的无边无际里，被时间和空间继续稀释和消解着，成为一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存在。直到某一天，彻底被人遗忘，存在也就失去了支撑。那个时候，“洁”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虚词，踪影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