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打高考耳光的古人

敢打高考耳光的古人

     王清铭

      我们这些从高考的独木桥迈过来的人，从来不敢对高考颇有微词。我们的老师一直给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高考的成败就是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天壤之别。高考是鱼跃龙门，我们这些农村考生都盼望跳出“农门”，以前也只有高考华山一条窄道，没有选择的余地，不像现在的学生一颗红心有多种准备，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高考说“不”，比如80后的作家韩寒，公开扇高考的耳光，拒绝参加高考，而不穿草鞋，穿的皮鞋比很多风尘仆仆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要锃亮得多。

      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如果你不是皇帝的儿子或高干子弟，或者是富商家的纨绔子弟﹙商人在古代地位并不高﹚，你凿壁偷光，悬梁刺股，不管在腿上添上多少疤痕，头发掉了多少，你都得消尖脑袋往高考的人群中挤，否则你只能错过青云直上、改变命运的机会。

      老杜就曾经说过高考﹙古代叫“科举”﹚前后的命运变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家唐代的大诗人杜甫还举进士不第，也就是参加几次高考都落第了，生活极其贫困潦倒，后来还是靠献赋获得官府的青睐，得到免试做官的机会，不过只做过“左拾遗”这样的小公务员。

      科举都古人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说“知识改变命运”，在古代，只有科举才能改变命运，宋代的皇帝真宗赵恒曾说过：“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但如果你高考落第，那些都是空中楼阁，颜如玉变成颜如冰。中学课本上有一篇《范进中举》，范进补习到四五十岁，才中了个举人（也就是现在考中高中吧，不过有点不一样，那时中举之后就可以直接参加工作，做一点科级干部之类），高兴得失心疯，挨了老丈人油腻的巴掌才清醒过来。

     在古代，真正敢于打高考巴掌的人并不多。大诗人李白算一个吧，他不屑参加高考（科举），想走“保送生”免试直接上大学的道路，那个时候叫“终南捷径”，但他花费的成本太高。他带很多的现金从四川出发，去遍干诸侯，也就是去找推荐者，但这样的道路比蜀道还难于上青天，犹如现在的文学青年，夹着满摞的稿子去找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一样，李白只走到湖北，钱就花光了。他曾向许多官员写过类似现在求职书的自荐信，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结果那些官员都不是开染料铺子的，不给他好颜色。不得已，在湖北安陆，在前宰相许圍师家当了倒插门女婿，想借重他家的关系网和金钱来找官做。李白打了高考的耳光，结果也被强大的科举不动声色地回扇了好几个耳光，鼻青脸肿的，直到四十二岁时，才得到朝廷的征召，才痛快地吟出流传千古、足够让后人血压升高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在打高考耳光方面，最洒脱而最有策略的当属大文豪苏东坡。他不走报送上大学道路，也不与科举正面冲突，宣布不去参加高考，或者象现在的一些考生如蒋多多一样，在高考的卷子上乱涂乱画，公开表达对高考制度的不满。“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和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苏东坡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在地上还能做发光的星星。林语堂先生曾说苏东坡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面对高考这人生最大的关口，苏东坡是规矩的，甚至表面上是委曲求全的，但他的才气和他的性格注定他不会轻易被科举摆布。

      现在人们都耳熟能详这么一句话，你不能改变环境，就去改变自己。苏东坡部分改变了自己，最少在学习方面还算规矩，啃了很多腐朽的大部头，有一定的应试能力。但他不逆来顺受，如果那样，他就不是彪炳千古的大文豪了。现在还有那么一句话：弱者等待机会，智者把握机会，强者创造机会。苏东坡是智者和强者，他没有被命运摆布，自然也不会被高考摆布。

      当时考试还是很严格的，就象现在，高考是最公正公平的形式。宋代考的是策论，越能议论得汪洋宏肆越受赏识。那一科题目是关于执政者应该宽厚还是严格的辩论。苏东坡赞成应该宽厚，写的高考作文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为了加强自己的议论，他在试卷中大义凛然而无中生有地引用了一段话：“当尧之世，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主考官是欧阳修，阅卷者是梅圣俞，两人大为激赏。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却都不知道苏东坡文中的例子是哪本书上的，很佩服苏东坡的学问。苏东坡高中后，梅圣俞（一说是欧阳修）就问他那句话的由来。苏东坡用孔融杜撰典故来解释，坦荡荡地回答：“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 某亦意其如是。”苏东坡说自己临时杜撰的，梅圣俞当时是否大跌眼镜，不得而知，倒是欧阳修曾对别人说:“这个人真称得上善读书,善用事,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也幸好苏东坡碰见的是胸襟广阔的欧阳修，特别欣赏他的才华，曾公开说： “老夫当避此人,放他一出头之地。”如果碰上其他人，后果真的很难说。大概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某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