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

　　自热爱文学以来，我的语言几乎被吞掉了。我很难与父亲沟通，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虽读过几天高中，但在文学方面也就只读过几本武侠小说而已；我更难与母亲沟通，母亲乃初中肄业，目前为止，我从未见过她对任何书籍产生兴趣。有人疑惑不解：那么，文学之外的事，你都可以和你父母沟通沟通。可其它的事有什么好沟通的呢？任何事都可以不需要语言来完成，唯独文学不行。因为文学就是语言本身。
　　我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如果将放得下的放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事情就将被撇开、被清理掉，到最后我的手心只会握有文学这一件事而已。文学是那舍不掉的百分一，这或多或少能解释我对文学的执着和热爱。我看书、写作是为了文学，吃饭、睡觉仍然是为了文学。我说我活着是为了文学，恐怕没多少人相信，轻则认为我这个人比较浮夸，重则还会迎来狠狠地嘲讽与讥笑。所以，我还是闭紧自己的嘴巴，依赖于沉默，信任于沉默吧。
　　在家，我沉默着。我与父母的交流仅限于吃饭、睡觉或者家庭的一些重大事件。甚幸，他们不怪罪于我。语言之外，我也有幸地读到了他们那一种体谅的眼神、爱的眼神，至于他们的眼神之中是否有懂得我、了解我的意思，对此我不敢奢求，也不敢往那方面去猜。在外，我沉默着。那是完全的沉默，将嘴巴打上了铁铸的封条，像石头那样一声不吭。我也好奇，我们的小镇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爱文学、爱写作呢？我没有寻求知音的意思，我不过是寻找一个稍微有点文学基础的人，读过二三十本文学书籍就行。可以陪我谈一谈诗句，聊一聊吹过来的微风，我就非常欣慰满足。但是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我想将来也不会出现了，因为如今经济的巨浪冲击力太强了，多少人随波逐流啊，多少人又是那样地身不由己啊。



　　文学有毒，具体什么毒我不得而知。屈原中了这种毒，他吟咏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终究成了给自己开的一张空头支票。求索有尽头吗？没有。路漫漫，好走吗？不好走。“额，趁现在还是清白的，趁现在还不是淤泥，我且求索生命的尽头去。”中了毒的屈原这样想。屈原并非个例，王国维、海子、顾城、三毛、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伍尔夫、海明威、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等，都中了文学的毒。这些人是有勇气赴死的人，虽然在庞大的作家队伍里只占极少部分，但足以证明文学之毒的可怕。仔细分析，文学的毒主要有这几个特征：时而极度自我，时而极度无私；好用梅花、莲花、菊花、兰花、竹子来比喻自己；喜欢观察与聆听；将最想说的话不说给人，说给纸张。值得一提的是，文学之毒的解药至今仍没有谁寻找到，只能预防，比如远离作家、诗人这些带病体，比如拒绝用文字抒情，否则，一旦深陷，非死即伤。
　　我也中毒了。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年纪轻轻的，多可惜啊。幸运的是，我目前的毒性还未深入骨髓——写的作品不到二十万字，看过的文学书籍还不足区区两百本。但我想，中了毒也是好的，烟和酒都有毒，不也有那么多人爱不释手吗？做任何事都会有着一把双刃剑，有好就有坏，有坏就有好，所以，中了毒也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可以打发一点时间。人生太漫长了，太寂寥了，也需要那么一点点毒，以文学之毒攻生活之毒，没准儿就是生活的解药。至于中文学的毒太深，累及到生命，我想我是不会的，至少目前不会。我佩服苏轼，不仅仅是佩服他的文采，还佩服他的旷达和心境。想到苏轼的经历和处境我就能忍受毒火攻心，他是我的文学之毒的解药——精神上的。
　　当然，发现文学有毒的人不只有我一人。陆游就有所发现，不然他在晚年怎么会发出“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的感叹呢？今天的“士大夫精神”没有那么浓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句话显得有些好笑、落后，因为到底“诗”高级还是“词曲”高级是值得商榷的，“词曲”也并不一定有多“世俗”。但陆游的悔恨是刻骨的，“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中毒之深由此可见。另外，路遥也曾有“日他妈的文学”的喟叹，一边写一边骂，真是奇事。抽烟喝酒的人也是如此：烟不离手的人往往一边抽一边骂“抽烟有害健康”，嗜酒如命的人往往一边喝一边骂“举杯消愁愁更愁”。
　　发现文学有毒的人群体应该是很庞大的，说不定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这种体会和感受，具体是不是这样需要很庞大的数据去佐证。这里，仅仅是一个文学小沙弥的小小猜想罢了。



　　文学之毒虽有很多特征，但除却心理上、心灵上的，在外在方面体现得最明显的就是说话了。就我个人而言，遇到对口味的人，可以秉烛夜谈几个夜晚，遇到不对的人，说上一句也嫌多。茫茫人海，千奇百怪，对口味的人毕竟太少，所以失语成为了我的生活常态。
　　失语的感觉并不好受，闷和枯燥是必须的，孤独和寂寥也是必须的。失语的人必须承受这一切，不然那就不是真正的失语了。常常与自己交朋友并不可怕，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也就认命了，可怕的是遇到“假的对味的人”。我就曾遇到一些“假的对味的人”，基于浅陋的表面，像是遇到了知己，聊上几句便会发现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美好。但是，还得继续聊下去。嘴一旦张开，突然不聊了，突然拂袖而去，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于情于理皆有失风度。如果说继续聊下去就是伤害自己，那么这种伤害是应该的，那可算作守不住自己的心而得到的惩罚。
　　与“假的对味的人”对味，是一次偶然的对味，是一个很小的侧面的对味，两者之间更多的地方是不对味的，甚至是相悖的。遇到“假的对味的人”，往往出于误判；出现误判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寂寞太久了，从而因一语合拍、一事合拍，便产生了对方是“知己”的幻想。“你误认多少知己了？”我常这样问自己，把自己问得愧疚难当、心如刀割。同时，这样问自己也可以让我清醒一点，让我在孤立的阵地上坚守得更持久一点。如此，失语的状态也就继续延续下去了。
　　这世间存在的知己，都是短暂性的、片面性的、假象性的。这世间不存在绝对的知己——这话很决绝，给人泼冷水，但这是事实。我相信一个人对知己的看法越淡漠他的情感就越富足，因为情感越富足也就越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能有人完全了解自己。肚子里的蛔虫完全了解自己吗？摸着自己的心问自己三遍，足以让人退缩下来。所以，不宜过多地谈论知己。人体有二百零六块骨骼，十二条经络，四种血型，人是多么复杂啊，怎么会有完全心意相通的人呢。“高山流水”的故事出自民间，几千年过去了，还没有谁能论证俞伯牙和钟子期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世界活生生的人物。
　　虚构故事是自我安慰罢了！不过，我们也需要那么一点精神上的安慰。我想那些中了文学之毒的自尽者，要么是精神上的知己在某一瞬消失了，要么是精神上突然达到了极高的高度，才致使他们极度失望亦或极度从容地走上了那一条不归路。



　　知己难求，我也就不奢望了。不奢望是不失望的意思。失语，归根结底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将想说的话都写在了纸，那么对人的诉求的渴望自然也就大大降低了。当一个人在纸上说尽了心事、观点与看法，他对人又有何言可言呢。更何况，在纸上说尽了，并不意味立即终止，如果你要挑战一下自己，可以继续说下去，可以无病呻吟到精疲力竭为止。
　　令人费解的是，无病呻吟竟被大多数人看作一个贬义词。按照正常逻辑，一个作家无病呻吟，那完全是在磨砺他自己，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应该有正能量的况味才对。在我眼里，“无病呻吟”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几乎是同义词。于文学而言，无病呻吟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门相当苦的课。文思如泉涌、文不加点是偶然性的、短暂性的，作为一个作家，作品未完成之前，大多数时候是被动的，是需要耗费极大的心血和脑力来推动的，也就是说——要千方百计地无病呻吟下去，直至圈上最后一个句号。所以，无论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初级写作者，还是作为一个颇具盛名的作家，都必须具备超强的心智和忍耐力。这是无病呻吟这一门必修课的坚强后盾。
　　有人说：“文学就是无病呻吟，作家处于‘无病’状态，而‘呻吟’出来必像有病一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这话不无道理。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大诗人无一不是无病呻吟之高手。比如中唐和晚唐时期的苦吟诗人群体就颇有作为，被后世传为佳话。“诗圣”杜甫也是苦吟高手，“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最好的佐证。古诗词炼字炼句的案例多如牛毛，发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喟叹不足为怪。“百年光景百年心，更欢须叹息，无病也呻吟。”这是无病呻吟的具体出处，而该词的作者辛弃疾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高手，知晓这一点，也就足以令人释然了。
　　与作家、诗人的无病呻吟截然相反的禅宗，他们的宗旨是“不见文字，见性成佛”。前者是在纸上尽情地、无病呻吟地说，后者则是尽量什么都不说，说多了就会被“当头棒喝”。两者虽截然相反，但在人潮面前，同样是失语的。为什么对人要尽量少言呢？归根结底，少言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境界。老子毕生只留五千言，但已胜千言万语。鲁迅先生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无论是常言者，还是寡言者，只要三省吾身，便知此言不虚。



　　不想说，不说就是，即使孤独寂寥一点也没有什么，毕竟那是自己的选择。有一个群体则完全不同，他们十分想说，万分想说，却无法说出口——这就是聋哑人群体。据心理学家分析，没有什么人比聋哑人更有交流的渴望，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们村里就有一个聋子，他很爱说话，但他说出的声音像呜咽，听者无不迅速地堵上耳朵。
　　村里的聋子与我同姓，他的全名我却完全不知。打我记事起，村里的人从未叫过他的真名，都是直呼他“聋子”。村里的人似乎有个习惯，一个人是哑巴那么就叫他哑巴，一个人是驼子那么就叫他驼子，一个人很憨笨那么就叫他憨子……这些人都是弱势群体，都是寡言者，是被命名者，他们将背上一个沉重的标签直至死去。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聋子就有四十多岁了。他不种庄稼，也不干杂活儿，每天在村里活蹦乱跳，东奔西跑，但身上的衣服十分整洁，与常人无异。我没见过他在老井边上洗一次衣服，他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衣服到底是他老母亲洗的还是他自己洗的，我至今捉摸不透。本来我猜测是他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洗的，但我常看见他的老母亲嫌弃他的，骂他，甚至偶尔操起家伙什吓唬他。通过这些情景来判断，我的猜测也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不过，他的老母亲养了他四十多年，必定受了不少苦，埋怨埋怨也是无可厚非的。
　　聋子很爱上街赶集，隔三差五就会去一趟。他在肩膀上挂一个布口袋，走路速度很快——箭步。上街有一段必经之路，有石梯数百步，有次早晨上学，我和村里的小伙伴正巧在那里遇见了他。见他走路的速度很快，我们玩游戏似的紧随其后。他有所察觉之后便孩子似地跑了起来，我们自然也不甘落后，可是，小孩子哪里跑得赢成年人呢，爬石梯的时候我们完全落后于他了，当我们爬完石梯，他已经踪影全无。这是聋子在我的脑海里留下的最深印象。我至今仍记得那天他穿的是一件红色的衣服，灰色的裤子，脚上套的是耐磨的黄布胶鞋。
　　我还想搜索关于聋子的更多印象，但已经不可能了。就在那一年，他的生命迎来了终点。
　　火车从他的肚子上碾过的时候，我还在学校上课。我上完学回到家之时，这一件悲伤的事情还未退潮。村里的人在院子里围成一群一群的，交头接耳地谈论着，我凑近一听，才知谈论的是关于聋子的事，才知聋子过铁道的时候被碾死了。听后，我的脑门儿轰隆作响，如受雷击。我不停地回想起他生前说话时的表情。那是一副想说却说不出的表情，渴望被理解的表情。我还想起了他的手，他说话的时候手总是不停地使劲晃动、抓狂……在铁轨上，想必也是。
　　聋子就这样过完了他失语的一生。生而失语，死亦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