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者，何以多数？（已发）——纪念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为王小波生前出版的一部随笔集子。如果不考虑王小波作品中小说文体的话，就影响力和覆盖广度而言，他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文，无疑在读者群中认可度最高，声名也传播的最广。

    将王小波仅仅放在文学场域内展开讨论，当然是不客观的。就像鲁迅、托尔斯泰一样，他们不仅仅是文学大师，还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者，符合雨果在巴尔扎克追掉会上所厘定的标准，即“从今往后，众人仰望的不再是统治者的脸色，而是思想家的风采”。托尔斯泰通过其小说建构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大厦，鲁迅凭借《野草》走向了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而对于王小波而言，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投射除了其一贯倡导的常识、理性之外，还集中在“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命题的提炼和指认上。王小波的著述与发声集中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这两个十年，而这两个十年尽管有各种话题的争鸣及西方现代哲学的译介，但从总体上来说，社会结构向着恢复常态这一方向努力，“告别革命”的论调也好，“再度启蒙”的吁请也好，皆是恢复到常态的有效注脚。王小波的清醒、理性与睿智，他对社会文化结构的认知水准，使得其成为恢复常态这一社会思潮中涌现出来的符号性人物。“反者，道之动”！遗憾的是，王小波逝后，在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遭遇了同样的冷遇。除了为数甚少的悼念文章及几场小型座谈会以外，别无动静。这里面的原因，在我看来，不在于禁忌的设定或者出于某种嫉妒，而是因为最近二十年来，实利主义的社会思潮深入骨头之中，无论是知识界抑或文学界，知与行，道与术，皆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中。交换法则取代了对星空的仰望，工具理性轻松地碾压价值理性。恰如叶芝的诗句所指认的那样：一切都崩溃了/中心再也不能得以保持。

    王小波当然是少有的清醒者，他曾言“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他的思想设计里自有其路线图，恢复常识、引入理性、品味智慧的快乐只是基础，个体和社会最终要确立的恰是面向真理的精神。即亚里斯多德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判断，或者但丁之诗四义中的奥秘意义。

    专制制度的持续性高压，愚民政策，平民教育的匮乏，决定了愚蠢的大面积存在。话语权在少数人间转换，以及长期潜伏的反智主义思潮，从根本上塑造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基本文化生态。王小波看到了人们的低智、偏执、思想贫乏，他大概心中早已对此无奈气愤怨气满满，但绝不会让读者感到一丝戾气。他从不会以愤怒、批判这样的方式说理。他心平气和，又带着一丝俏皮的姿态，耐心地向读者讲着道理——他的思考和他的希冀，最终让读者在精妙的说理中心服口服并信以为然。就像他所说的：世上有三种人，一是喜欢设置别人的人；二是喜欢被别人设置的人；三是既不喜欢设置别人也不愿被别人设置的人。第三种人数量少而且活得艰难，会感受到另两方的压力。而怎么选择自己的位置是你自己的权利，其实你一直就是自由独立的，你一直就有选择的权利。王小波的随笔就是帮助读者认识到自我具有选择的能力，并清楚更多自我所不知道的常识。

    王小波妻子李银河在其画传中所说：“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嘴无遮拦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又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当成了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只要王小波依然作为绕不过去的话题而存在，那么，再启蒙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