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十字街头的塔——关于周作人的解读

十字街头的塔
——关于周作人的解读
（一）
这个题目出自周作人的一篇散文《十字街头的塔》，便做作的借用了，要说出其中的缘由，也许便是由于其中的那一段话：别了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往，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

周作人原本就从十字街头来，但又不能忘怀于十字街头的喧哗与骚动，因为那是他一切思想的起点和终点。他试图将十街头的芜杂喧哗与象塔的纯粹宁静调合在一起，这样的追求本身就决定了他面对个人内心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双晕的尴尬与困境，这应当是理解周作人的基点。

我是偏爱那段话的，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描绘出周作人更为接近本质的东西，尽管是模糊的。其实，模糊的东西有时反而更能为我们造就一种清晰感，在那一段距离里，思维更有发散的余地，语言也更市回旋的张力，尤其是解读那些复杂的生命个体，如周作人之类。

其实，说到底，每一个生命个体部复杂的，进而使生命具有某种韧性和高度，这也是生命个体的魅力所在，因为一览无余的生命个体往，主是单薄和脆弱的。当然，解读那类生命个体往往也是困难的，它至少需要一种宽容和平和的心境，然后才能走入他们的精神和灵魂深处。

（二）
开始走近周作人，纯属于一种偶然。那个下午里我无事可做，无聊之余便翻起了一本《周作人文选·散文卷》，兴趣所致，又开始查阅一些资料。我承认这种阅读是肤浅的，同样这种随想也是肤浅的。与其说是随想，倒不如说是梳理周作人那些闪亮的光点，借周作人表述自己。

在我的感觉里，他象一个瓜棚下贪看雨的过路人，天气虽不甚好，而他却不会为之所动。那些缠绵而淅渐沥沥的小雨向来不会淋湿他的心情，而他依然闲适自得，品几口苦荼，饮几口清酒，谈狐说鬼，写故乡的野菜和乌蓬船，还有北平的春天和结缘豆，全然是一派温和的风雅。雨在他的笔下具有某种象征的意蕴，就象陶渊明笔下的酒和菊一样。

他仿怫一个茫然的过客，不停地走着，也不停地寻着路，要到哪儿去，他是不知道的，反正他也是无法停止的，路的终点是死。他自己惩罚着自己，又用惩罚自己的方式解救自己。

（三）
几天里，我的心中一直闪现着他死时的样子，趴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还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历史记下那悲惨的时刻：1967年5月6日下午4时。

很显然，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遭受了“灭顶之灾”，而失去任何反抗能力的他，也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也没有人向他遗他告别，似乎真的顺应了池遗嘱中“人死声销述灭是理想”之语。

我想，这世上再没有比死更能让人为之动奋的了，它在一刹那间让你体味出生的脆弱和渺小，这也应当是生命最朴素而真实的色彩，无论你是多么的不可一世和强大显赫，而在人生大幕谢场的时候却无一例外的都是脆弱不堪。

其实，生命个体强大而辉煌的色彩，只不过是对生命个体本质上脆弱与渺少的一种掩盖罢了，某种意义上人的一生也便是这样一种努力掩盖的过程。其实，对一些人而言，能够活着无疑的是重要的，况且生命的外观形式常是游离于主观的生命的，尽管它往往在有意无意中传达出生命个体某种接近真实的特质。但无论怎怿，周作人外观的生命已不复存在，他悄悄地走向了另一世界，他无所皈依的心象黑夜飘逝的那颗流星，用所有的辉煌与陨落勾勒着一条美丽的弧线，我不知道那样的弧线是否会延伸在他走向的另一个世界里?同时在那个世界里圈点出本应属于他那个巨大的点?
（四）
六年的日本留学生活，这在周作人的一生应当是机为重要的，那时的他有着强大的自信心，目标也远大，在异国的天空下雄心勃勃地勾勒着自己的理想。当然。这也是他们那一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特性：他们的目光总是独特而远大的，破败的祖国，衰弱的国民，任人宰割的命运，都应当是在他们心中根植着阴影的。尽管周作人去日本留学的初衷，首先在于改变江南水师学堂沉闷的生活，要说更多的意义也便是寻求日本维新成功的原因，中国曾与日本有着相同的境况，而日本靠着明治维新收回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强国，甚至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而中国却艰难徘徊。

最初向临近的日本学习，如梁启超，章太炎等；稍后一些是向英美学习，如胡适、徐志摩等；再后是向苏俄学习，这便是上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改变中国的大致路径。

六年的留日生活，周作入最大的收获也是学会了古希睹文，他靠着希腊文的翻译度过生命中一些不寻常的岁月。大凡是他思想沉闷时，如西山养病的那段日子，翻译是周作人打捞自己的景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的《希腊对话集》及其他一些译作至今仍不知下落。周作人曾说：“余一生文学无路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集》是五十年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翻译在周作人的一生中应当是极重要的一笔，如他自己所言一生中最拿手做的学问便是翻译，而他其实也正是靠着独树一帜的翻译走上五四文坛的。

周作人的另一重要收获，也便是对日本文化的体察与认同，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为他后五六十年的生活定下基调，解析周作人三十年代任伪职的原因对此也不能全然没有干系。

那时的周作人身穿和服．脚着木屐，漫步在那些大学区、旧书店和地摊之问，一派不失风度的懦雅。悠闲地领略着那异国简洁与扑素的文化，这与仿佛为某种伟大的使命奔走的兄长周树人大相径庭。

简洁与朴素的日本文化深谙了周作人的天性，周作人一直偏爱日本文化，在家庭生活中使用着日本语言；居所八道湾也极富日式色彩，穿日式服饰；为长子起名丰丸(后改为丰一)，丸是日本极普通的名字。日本文化与他的自然悠闲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
（五）
1917年，33岁的周作人进入北京大学，开始了他的另一种生活，那也是他一生中最为亮丽的一段生活，这一段生活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他要超过自己的兄长周树人。

在他进入北大的同时，也就进了《新青年》的那个文人圈子，他随意的翻译，随意的写作，本来就没有什么目的，结果无意之间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1月15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周作人发表了他翻译的《托斯托夫死奇小说》，这比他的兄长周树人第一次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还早4个月。

这段日子，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个大致的设想，对于自己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有一个大致的认同：文章和学问是自己人生最大的追求，也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要永远一一派智者的风度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尽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的责任。

他继续翻译，继续写作，无意往时代的前列走，但由于所译、所作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他的关注日益增加，早已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周作人。他首先通过翻译打开一个缺口，试图输入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迥异的语言和思维；为唤醒人的觉醒和生命的根本问题，他有意选择了性道德和妇女问题作为摧毁整个封建伦理体系的突破口。当然最为得意的是他的那些“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的主张，他不失时机的解决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之后，新文学的主旨问题，他那个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就是在今天里仍不失借鉴意义。

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认为，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功绩有两个：一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二是提出“人的文学”，由此可见周作人完成了一半的作用，了不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超越了兄长周树人，因为它理论建树上开了先河，且理论建树是从一个宏观的层面上表述，要高于具体实践的文学创作；其实，就是具体的文学创作，他也要早于兄长周树人。

在那些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周作人无意之间扮演了中流击楫者的角色，无意之间走到了时代和历史前列的前列。也许历史往往都是无意之间发生的，许多无意的举动往往都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使其背离预先设置的轨道行进，这是一个很值得推敲的事情。

其实，他与周树人均是常态人生的背叛，只不过周树人以激烈果敢的方式挣扎和搏击，而他以闲适超脱的方式改变和引领，实质上殊途同归。况且，懂得人生的苦，这是兄弟在文学创作中一个共同的自觉，只不过表述的方式不同罢了，他们的全部人生哲学都遁隐在那些咀嚼苦难的历程里。

要说不同的话，那便是周树人的苦闷在创作中并未得到解脱，延伸着更深重的苦难和绝望。周作人则渐渐远离着这个苦难，虽然不失时机的渲泄自己的苦闷和无奈，但却是靠着那些闲适平淡的文学来疏散自己心情的，仿怫随手拈来信口而谈，更没育什么“事功”的目的，只是单一地表述自己，这也便是二者最大的区别。鉴于此，周作人的文章没有鲁迅那样强大的张力，但是他不寻常的平淡与忧郁，他他体现了生命某种深隧，也使我们知道了有另一类灵魂的存在，他为我们塑造了另一类美的境界。

（六）
在那场运动中，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关注或投身于那场运动。他无意之中走到了历史的前列，但他却从未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停留于那场运动，做自己该做的事，做自己能够做的事，甚至于还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以自己的观点、思想、方法态度表述着那个时代，理解香那场运动。

但在另一方面，他开始面临苦境。他开始预感到那场革命已不单单局限于“思想革命”方面，似乎要驶向“政治大变革”的方向，这是他所景不希望的，他并非害怕革命，害怕暴力，而他是以“恶毒”的眼光看出革命的实质：“以暴易暴”，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尤其周作人“新村理想”的失败，他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与失落，自己何去何从，他已迷茫。那时他静静地在北国的秋风里漫步，落叶飘零，黄昏悠长着他的背影。他的人生开始显露另一种意义。

尤其是西山养病的这些日子里，他开始感到生命的流逝以及孤独与寂寞。本来西山碧云寺的环境是特别适合周作人的性格的，但过惯了“谈笑有鸿懦”生活的周作人，也非得有一定的耐性和极强的意志力才可以承纳那种生活的，他开始读出一种自我的感伤与悲凉：那些慵慵和尚以木鱼佛经为凭借，任日出日落，在似懂非懂的佛经上打发生命的信念也随之轰然坍下，他终于无所信念也无所皈依了。慢慢地寺院清澈的磐声也开始给他一种清醒的力量，促使他尽快地选择一条道路，他面临人生路途上最大的苦恼与急迫。

西山养病在周作人的人生中具有双重的意义，而此时的五四运动开始落潮，他的思想由对别人集体的失望和不信任出发，开始了他对五四运动的全面反思，甚至导致他对这场运动意义的全面消解，他开始沉默。

他开始为自己寻找和设置中国传统的文人所恪守的“达则兼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外的第三条出路。他以“退”的方式“进”，这并不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带着浓厚个人追求的一种深刻的自省。这也许正是中国个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道路，如果不是由于诸多的因素，周作人假若能够沿着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行进的话，那该便是周作人对知识分子价值转换道路一个独特的贡献。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向来面临营双重选择：一方面是统治者对自由的压迫与剥削，一方面是狂热的民众所实行的“群众的专制”，以舆论的多数的力量限制和干涉个人自由，中国试图寻找第三条出路面临上述双重选择，它既向统治者要求相当的自由，而又要将“群众的专制”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仅仅是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里依然如此。

这也正是个人目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看取有生的眼光：尽管他以谦和的姿态面对一切，但谦和却是他内心孤傲的表现，本来流淌在周作人内心的是一种孤傲的精英情怀，他一向自视其高，周围的人和事，他自信没有看不透的。

但是在周作人的身上，流淌地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血液，“事功”、“进言”对他还是志趣，而只不过他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背影和意义上追逐着自己的功名大业，“进”的无奈，“出”的困惑，使他徘徊在十字街头。而他也只能自己为自己升起一方灯塔，悬挂在路尽头。

（七）

写及周作人，无论怎样都是不能绕过他“落水”的那段事实，而这也是走近周作人的关键。

过分地珍视生命，这是周作人内心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情结，温和儒雅的周作人，本就是一种“士人”风度。他傲岸民众，不相信民众，他也不会有那种慷慨激昂和宁为玉碎的激烈果敢，而只是温和小心地表述自己的反抗。

他苦住北京，一方面是其绝望虚无的思想所致，后期的他对世事淡然反观、是消极遁世。从西山下来，周作人一直就以凡人的姿态示人，他早已放弃了对时代、历史、社会的责任，更有意识到回避了各种政治势力的纠缠，他苦住北京也便是基于自己的“凡人”的自视和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客观的现实所致，他以一人之力养活着12口人，其中包括母亲、嫂子朱安、还有岳父山本及妻弟羽太重久，举家南迁，这笔费用也是相当大的。加上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知识分子，文章与学问乃其根本，于是也便是躲进苦雨斋，苦住北平了。他以读书写文章来抗拒那些虚无，那些闲适与平和正如他自己对叶公超所说：“十几口人举家南迁困难太大，在北平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到昆明了。”

他的文字中，也无不透露出其为文的冷峻和苛刻，这只不过轻易不为人察觉罢了。当然，说到底，他留居北平的真正力量是骨子里的那种悲观和虚无的思想底蕴，他独立决定一切，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的决定。他抗拒外界胁迫与诱惑，疏于应酬，以韬晦冷静示人，但掩盖不住内心的灰暗、苦闷。

他留居北平，为他“下水”创造了条件，至少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假设他举家南下，他的一生定然又是另外一种写法，但历史是容不碍假设的。假设只是后来者的一种遗憾，或者无可奈何的爱怜罢了。

在他留居北平时，有一件事是应当提及的，便是那次刺杀事件，当然周作人侥幸地躲过了，仅是擦破了一点皮，尽管没有理由说他“下水”是由这一枪所致，但是却彻底打破了他闭散平静的苦住生活，他必顶迅速地寻找自己的安全了。而景为现实的便是生活的困顿了，在无奈之余，他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结束北平的苦住生活。当然他没有立即上班，依然在家苦住，当时他在日记中写：“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现实上不能不当”，这里面包含了他对个人、家庭、社会多方面的权衡和梳理。

活着永远是很现实的，它不是束之高阁和空洞无物的东西。只有解决了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才能谈得上学问、人格，甚至于更高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地理解周作人。

周作人他已经了解五四前期的那种积极进取，其至跨越了他骨子里士大夫气节概念，他把“事功”看得比“节操”更重要得多，他用道义的事功化来取代传统知识分子遵循的道统，并以此跨越一般知识分子难以跨越的气节问题。在他认为，气节是统治拿来哄人的东西，面对落后的国家，腐败残忍的政府，败局已定的现状，他又怎么可能为那个虚名守节呢?他“下水”事伪，但他有自己的思想，并不是一味的获得与保障．这是他的目标和出发点。

他本质上依然表达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善良和天真，如果我们能够足够地重视和理解这些的话，那么能尽可能对周作人有一个中肯的评价。我永远都不相信，象他那样的渎书人，会对“下水”的后果没有考虑过?况且，他本来就不缺乏审时度势的能力。
（八）
在找的感觉中，历史是最残酷的东西，它往往将许多圆润而复杂的东西表述得过于整伤和单薄，让人一看就显得脆弱和虚伪，那怕是一些盖棺论定的东两。掺杂太多的情绪化的无知色彩，是历史猝不忍读的原因，正如半个多世纪前，周作人就说过，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

在走进周作人的的过程里，许多表述他的文字让人感到一点淡淡地失望，许多的论述全然没有接近他真实而本质的东西，如他的文学成就的定位，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等，其实这些才是理解周作人的关键。

在文章就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起尼采说的那句话：“我的思想100年后才能为人所知”。由此，我坚信那些曾被人所湮灭的东西终将在未来光芒四射。

最后我要说的是对异端在现实生活中的苛薄和不理解，自以为是的浅薄和无知，是无情的人类最多情的时候。
（650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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