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生

       
      我的本家伯伯西赟是个老兽医，在我刚刚能读通一句话的时候便到他家看他的医书，其中有一本书，上面印有许多牛马骡驴的图片，很好玩儿，所以记得最清楚。
      本家伯伯矮个儿，谢顶，说话前嘴里先喷出一串爽朗的“哈哈哈”。他在一个相邻公社的兽医站上班，平时很少见到。伯娘走在院畔，指着远处树木稀疏的一处山梁嘻嘻地告诉我：“你那个坏家伙伯伯就在那里上班。”
      集体经济时，兽医是很体面的职业。我们村有一匹骡子生病了，请公社的兽医治病，兽医姓赵，长着一幅长脸，一沾酒便胀得通红。赵兽医拿着针管子给骡子打针，又粗又长，是人用的几倍；之后又给骡子灌汤药，药勺长长的，似乎可以直接捅到牲口的胃里。便想象那个谢了顶的小个子本家伯伯一定也神气活象地如此这般给牛马治病。那派头，啧啧。那时候村里每每有这等稀奇事，我们就围着兽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非常羡慕。当然劁猪煽羊也属稀奇事，但这样的龌龊活儿兽医不屑于去干。
      土地承包后，农村集体经济垮塌了，兽医这个行业随之没落。本家伯伯便隔三差五回家，由于长期分居，习惯了独处，与伯娘厮守一起很不适应，伯娘喜欢无中生有，他受不了她的唠叨和泪水，两人常常打架拌嘴。大年初一，母亲去他家踅门，本家伯伯捂着被子绻缩在炕上，伯娘梗着脖子抹眼泪。母亲很诧异，伯娘倒乐了，上气不接下气地笑着告诉母亲：“人家跟我沤气呢！将我买的新衣新裤都脱了，穿着背心躺着呢。我让他继续脱，他说，背心是他娘买的。”
      本家伯伯当然不只会给牲口看病，也会理发。那时候理发推子在山村是稀缺之物，百姓的头一般只用剃刀刮，老汉孩童一律葫芦头。本家伯伯家有把理发推子，人们都找他理发，有一次大人打发我去找他，理到最后，竟然给我脑门留了一把头发，梳成刘海，命为马驹儿。那时候我不懂害臊，晃着一帘头发，自以为女孩儿一样的漂亮媚样儿。
      十年前，县里畜牧兽医体制改革，本家伯伯被公家九千块钱一次性卖断。从此，便成了一个身份糊涂的人。农民？没有土地；职工？没有工资。这时候人已老了，打工没处要，只好回家种伯娘名下的二亩三分地。
前半生与牲畜打交道，养成了单纯的性情，相对于复杂的人，他更喜欢简单的畜牲。他养了几头牛，农机化时代，依旧过牛耕驴耙的日子。
      吃水要到深深的山沟挑，腿脚痿了，肩膀瘪了，腰也塌了，捞不起担子了。用平车拉，他架辕，牛拉稍。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妇女领着孩子山外念书。这年头，农民种地不赚钱，何况山里土地贫瘠，旱涝全凭老天爷，村里撂荒的地看在眼里，痛到心里，只好尽力拾掇起来。
      农闲的时候，将伯娘留在家里，一个人背着干粮袋放牛，常常中午在坡里牛吃他也吃。他有心思不跟人吐，体已话都跟牛说。牛听着听着就发起呆来，抬起头看着他，不吃草。
      有一天，他对牛说：“老牛啊，兄弟我病了，恐怕这次不便宜。”
      牛盯着他，从湿漉漉的牛眼里，他看到自己的确消瘦了许多……
      不久，本家伯伯便查出了贲门癌。晚期。
      关于手术与否，家人四处咨询医生。有的说，手术意义不大，最好保守治疗，与其痛上加苦，倒不如保全一个完身；有的则说，必须手术，只有摘除瘤子才可能多活几年。
      本家伯伯不同意手术，他说：“我不怕死，怕疼。”其实他是心疼牛，他知道做手术必花钱，花钱就得卖牛。有几次他想放弃治疗。孙女告诉他，牛不见爷爷，不肯吃草，都瘦了。本家伯伯的泪涮地就下来了，披脸流。
      当然，手术最后还是做了。
      出院后，本家伯伯太虚弱，过敏性体质，不能化疗。没有回老家，住在县城的女儿家养着。
      本家伯伯病重的日子在十一月底，知道扛不了几天了，整天把墙上的日历翻呀翻的，似乎在期盼着一个特殊日子的到来。
      本家姐姐不解其意，悄悄问伯娘。
      伯娘的泪像决堤的水：“你爸爸在盼着民政局审低保呢。”
      原来，本家伯伯有一份城镇居民低保，每年十二月初民政局会通知本人携带证件审核低保。所需证件早已准备停当，知道自己到不了场，用颤抖的笔写了一份证明，因身体有病不能亲临现场，委托他人带办。签名大得出奇，以示证明的真实性。
      本家伯伯清楚，他再没有什么可留给伯娘的了。     
                              
       

      我小时候，姥姥村子里的供销社在十里乡村是出了名的，因为售货员东顺做生意讲公道，不欺客。那时候供销社的售货员不少搞缺斤短两的鬼，攒起来装自己腰包，尽管百姓们都知道东顺脾气怪，有时候甚至粗野，但他们并不计较。
      第一次去姥姥村的供销社是陪邻家女孩，她挎一提兜连翘去卖。西贝山村去姥姥的村子中间隔一条深沟，沟深林密，除了野兔野鸡猛不丁撺出，有时候会在路当中撞到蛇，蛇受到惊吓，咝咝地吐着芯子。女孩儿最怕蛇。
      供销社在村子的最南头，刷成白色的一溜瓦房，很扎眼。售货员东顺有一双冰冷的眼，一跨进供销社的门，身上脸上的汗霎时便被东顺的目光吸走了。噼里啪啦，鹰爪似的指甲碰得算珠活蹦乱溅。对话之间是死一般的静寂，似乎多余的声响全被东顺空洞的嘴吞掉了。我和邻家女孩急不可耐地逃了出来。院子里阳光普照，原来如此温暖。
      东顺对待一般顾客虽然冷若冰霜，但一见姥姥便冰霜消融，先是敬给姥姥一颗纸烟，然后便祥和地聊开了家常。我喜欢读书，花一毛来钱买一本连环画，比如岳飞传系列、杨家将系列、水浒传系列、西游记系列，摄影本贵一些，得两三毛钱，比如《带手铐的旅客》、《小花》、《珍妃泪》、《泪痕》等。隔着柜台，我反来复去地选，他耐心地看着我，对姥姥说：“这孩子好，喜欢读书，长大了会有出息。”
      曲家岭有个说书人，是个盲人，让人领着去买东西。陪他的人知道东顺的脾性，不买东西的人轻易不让踏进供销社的门槛。东顺故意少找钱给他，将两毛充五毛用，小宝接过纸币一张张地捻，嘴里说：“东顺，不对吧？”东顺忍住笑说：“小宝，怎么了，给你找的多了？”盲人说：“呔，东顺，骗我是个瞎子？你就不怕丢掉自己的一世英名？”东顺哈哈大笑。
      那时候的农村还很少有表，农民作息大都靠估摸，东顺有一块手表，严格安作息时间办事，比如中午午休，雷打不动，来早的顾客只能静静地在门外候着，不准吵醒他，否则便发脾气，骂人，往死里臭骂。东顺极少因事关门歇业，除了每月的盘货，即便春节这样的法定假日也不回家，其实，村里人也看见东顺偶尔也回，只是选在晚上，第二天一早，准时开门。东顺家在几十里的山外。有那么几年，东顺不理发，长长的头发像女人一样披在肩上，像个野人。我问姥姥，她笑着跟我讲：东顺有一个理发的朋友，多年来东顺的头发都是他理的，有一回，两人约定了时间，结果这位朋友凑巧遇到急事，没去成，东顺便赌了气。
      供销社院子的一角躺着两把石锁，大小不一，小的四五十斤，大的至少也有七十来斤。别以为这是唬人的道具，这是东顺的练功器械。他将小的右手拋起左手接，左手拋起右手接，一连十几下都不见喘粗气；大的呢，单手托起直举头顶，左手三下，右手三下，也没见头上有汗。东顺练功并不避讳，兴致所至，便来几下，围观的人多了，还会翻花样，比如将小石锁高高拋起，然后曲肱稳稳接住，然后再送到另一只手臂，或者低头落在肩头，身强力壮者跃跃欲试，然而能顺顺当当举起小石锁者没有一人。
      工作之外，东顺最多的活动是打猎。供销社外墙，常常挂着野鸡、野兔、狐狸的皮囊，肚子里填满麦秸，肥嘟嘟的。黄昏时分，夕阳血红，东顺封好供销社的门窗，小腿绑了沙袋（据说练腿功，卸掉后可以健步如飞），扛上土枪，跑坡去了。除了射杀，他还下地炮、布套子，那些年村里害野兽，比如山猪、山羊、野兔，糟糕粮食忒厉害，东顺为保护村里的庄稼做了不小贡献
      年关了，大队杀猪，干部们一合计，给东顺也分了二斤猪肉，一来答谢他一年到头的辛苦，二来尽一点地主之谊。东顺不领情，送肉的前脚走，后脚就将肉顺门扔到院子里。
      供销社“全民”变“集体”，“官办”改“民办”后，东顺的工作被调整到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当然，他跟谁搭班子都弄不来。
      有一回看县报，一则报到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东顺！他为了保护供销社的财产与盗窃团伙搏斗，因力量悬殊被歹徒打晕捆绑，东西还是被盗走了。照片上的东顺头裹纱布，腿缠绷带，满面沮丧，这可能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了吧。
      此后不久，他就被病休了。
      再后来，在县信访大厅门口，时常看到一个似曾熟悉的面孔和身影，只是头上多了道疤，走路一拐一瘸。他随在一拨儿供销系统老售货员队伍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全国供销系统实施“四项改造”，社企分开，自负赢亏，他们逐渐丧失了领工资的地方，年龄早超了，无法正式退休。
      东顺近乎哀求地跟信访接待工作人员解释：“看看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也都七八十岁的人了，即便领上退休金，也领不了几年了。我们也不想上访，给你们添麻烦，给国家加负担，只是辛辛苦苦几十年，到头来落到没人管的地步，咽不下这口气呀……”



      张乖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幸迷上了文学，那时候他在上大学，他的专业与文学本来没关系，但他羡慕作家这个称号，并且一心想转行成为一名光荣的作家。当然那时候作家吃香。
      大学期间，他坚持向所在省的省刊投稿，这个刊物当时在全国名气不小，发行量很大，但投出去的稿子泥牛沉海。大学毕业，他的作家梦并没有改变。某次，他读省刊，蓦然发觉上面有篇小说有些眼熟，仔细一读，原来是自己早年投给此刊的稿子，但署名并不是自己。
      对于张乖，这是天大的事情，他辗转周折，终于打听到原来自己的稿子被这家编辑偷去了。给杂志主编写检举信，没有回音，不惜亲自去见主编。
      主编是位戴眼镜的瘦高个子，眼镜背后是一双深邃的眼睛，冷嗖嗖的，让人手足无措。主编听了他的检举，叫来一个同样戴眼镜的瘦高个儿，该杂志社的编辑，文章的署名就是他。
      听了主编的质问，编辑很快找出自己的手抄稿。那时候投稿都是手写稿，有的作者由于字迹潦草，编辑不得不誊抄一遍，而张乖的初稿找不见了，没有证据，只好认倒霉。
      临了，主编送他几句话：你阅历浅，书本是靠不住的，要想成为作家，必须多向生活学习，尤其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不扎根农村体验农民的苦与甜，哪能写出感人的作品来？
      归来的张乖不但不气恼，甚至有些兴奋，文章虽然被人偷了，但归根结底是自己写的，说明自己的小说已达到省级水平了，偷就偷吧，无非一个短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水平，就不怕写出来的小说以后没地方发表，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投稿时谨慎点好了。
      信心百倍的张乖听了主编的话，毅然决然扔掉铁饭碗，回到老家扎根农村当了农民。他的非凡举动气得父母吐血。亲戚朋友都说：“张乖这娃的书念到鼻子里了，脑子受治了，憨了。”
      如此憨憨，谁家肯将闺女嫁与他受恓惶？张乖只好打光棍。
      打了光棍的张乖，将文学当爱人，对自己的抉择并不反悔，在常人眼里，他越来越日蔫，一个彻彻底底的神经病人。
      张乖对着小说《唐吉诃德》说：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就跟唐吉诃德对待骑士小说一样，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要做文学的老唐。
      没有老婆无所谓，靠年迈的爹娘养活也无所谓。张乖心无旁鹜，践行主编的话，扎根农村，深入生活。
张乖想，短篇小说容易被偷，那就写中篇，文贼胆再大，总不至于连中篇也敢偷吧？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往国家级杂志冲刺。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他的文字果真登上了国内顶尖纯文学刊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署名又跟自己无关。命运之神再一次给他开了玩笑。这一次，他没有去找该杂志主编，文章既然已发，不管作者是谁，有一个事实存在：张乖的水平已经达到国家级！这样一想，居然很开心。
      不胜酒力的他软泥一样瘫醉在小县城的饭馆里。外面的雨下呀下的，没完没了。
      好了，既然写小说命该被偷，改写电影剧本！　
      爹爹看着被文学日弄的不像人样的儿子，临终时说了一段令张乖惊讶的哲理话：“乖儿呀，当官的讲官运，经商的讲商运，搞文学的讲文运，你天生就没有搞文学的运气，别瞎折腾了，还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爹爹见他不松口，“唏——”地长叹一声，到底没有瞑目。
      那时候张乖的娘早已朽成一把骨头。埋掉爹爹的张乖，只剩下歪歪倒倒的两间破房子。
      失去双亲的张乖义无反顾，破釜沉舟，他要集中毕生精力做最后一搏，以实现自己的“作家梦”。
      张乖虽历经磨难，但不改初心，除了相信孟老先生《孟子•告子下》里的那段励志名言外，还有“天道酬勤”和自信的支撑。
      后来，他果真写成了一个歌颂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剧本投出去后，很快刊发了出来。
      不久，收到一封来自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来信。信上说，他们读了张乖先生的大作，非常喜欢，经决策层研究，决定采用他的剧本拍一部同题电影。
      随后，西安电影制作方拿着草拟合同来到他家，他们被张乖贫困的生活所震惊和感动，又在原有稿酬的基础上加了一些酬金。
      张乖颤抖的手捏着如椽之笔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草拟合同注明：正式合同电影开拍之日签定生效，时间大约半年。厂方代表解释说，拍电影有个筹备期，筹备完成正式开拍。
      他喜极而醉，对着爹娘的遗像咚咚咚磕破了纷乱的脑袋。
      三个月后，“四人帮”跨台，“大跃进”被彻底否定，剧本变成了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