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老师
2021-12-23抒情散文潇湘渔父
邓老师邓老师是我在师专读书时的汉语老师,主讲现代汉语和逻辑学。他瘦瘦的,白静面皮,中等个头,本来是一派书生气,却因他不大注重仪表,穿戴随意,难免给人不修边幅的印象。他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抽烟的样子:他的烟瘾不算特别大,比起另一位一天只用四根……
邓老师
邓老师是我在师专读书时的汉语老师,主讲现代汉语和逻辑学。他瘦瘦的,白静面皮,中等个头,本来是一派书生气,却因他不大注重仪表,穿戴随意,难免给人不修边幅的印象。他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抽烟的样子:他的烟瘾不算特别大,比起另一位一天只用四根火柴的老师来可谓小多了,可他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即烟一旦点燃就不离开嘴唇,那怕与人对话烟照样沾在嘴唇上。他的上嘴唇就象一个小磁场似的,紧紧地把烟沾住,嘴巴开得再大,烟也不会掉下来。正因为这样,烟灰老是掉在衣服上,于是衣服就成了一张鱼网,处处都是洞。好好的一件新衣服,穿不了几天,就落下好几个洞。师母是他的学生,小他十几岁,每当看到他衣服上的洞时,也不过轻轻地说一句:“你看你衣服上的洞。”邓老师听了只是“嘿嘿”地笑几声,尔后依然故我。
那时师专刚恢复招生,规模还很小,中文专业两届两个班,合起来也就八十个学生,教师只有六个。邓老师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已经快五十岁了。论学历数他最低,是解放前的中师毕业,别人都是正规的本科毕业生。加上他性格内敛,从不张杨,所以他在六个老师中是最不显山露水的一个。在他的意识里,好象不知名为何物,利为何物,他一切淡然,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轨迹生活与工作。他是湖南浏阳人,口音还算纯正,可平常却从不讲普通话,而是讲一口近于长沙话的浏阳官话。因此他主讲现代汉语,虽不至于把字音咬错,但要做到字正腔圆却也难。
说来也怪,六个老师中他住的最远,其他五个老师都住在校门之内,唯独他一家住在校门对面的一栋平房里,师生往来数他家最不方便,可学生最喜欢去他家玩。不管春夏秋冬,无论酷暑严寒,中文专业的同学吃过晚饭就往他家跑,一来就是十几个,凳子、椅子、床沿、地下,全是人,实在找不到坐位的就干脆站着,可就是舍不得离去。他们家只有两间房,他们夫妻俩个,外加四个小孩,屋里的空间本就有限,可天天还要挤进那么多的学生,也实在难为主人了。可邓老师与师母,包括四位师弟、师妹却从未露出厌倦的意思,而是始终如一地迎接我们进来,每次还要给我们倒茶、搬凳子。为了不至于让我们在他家玩得太单调,邓老师又嘱咐师母买来两付跳子棋,一副军棋,任我们在他们家杀得天昏地暗。当然,我们也算知趣,每天只玩两个小时,一到七点半就起身告辞。 晚饭后去邓老师家玩,成了我们中文班同学的日常功课。女同学听了后心里也痒痒的,说:“好地方都被你们男孩子占了,我们也要去凑凑热闹。”我们男生自也不便加以阻拦,于是几位好事的女生也加进了这一队伍。可进门一看,到处都是人,连个站立的地方也没有,她们向我们挤了挤眼睛,做了一下怪脸,然后向邓老师及师母告别。晚自习时,她们跑过来对我们几个说:“你们这帮野家伙真不是些东西,邓老师家挤成那个样子,你们还忍心天天去凑热闹!”我们虽也知道她们说的没错,每天去那么多人,这对邓老师家的生活的确干扰太大,可我们都已形成习惯,一天不去就堵得慌,所以还是一切如旧。直到后来语文组开会时,负责人不点名地批评了邓老师,意思是说他过于放纵学生。我们得知后,这才知道给邓老师惹祸了,于是相互告诫,以后只在星期六的晚饭后去邓老师家玩一次,而且一次最多不超过八个人。这一点,我们一直坚持到毕业时。
那时的物质供应特别紧张,而且定量也少,有的人变着法子也想占公家的便宜,可邓老师却不让家人沾学校任何好处。在他看来,他一家六口人,所有物质供应都到了自家折子上,因此井水河水就得一清二楚,不能再去贪公家的便宜。那时学校有开水、热水供应,还有澡堂,不少老师与家属都免不了到开水房打点开水,到热水池打点热水,或偶而在澡堂洗个澡。可邓老师却告诉家人,谁也不得到学校去打开水、热水,更不得到学校澡堂去洗澡。十几年下来,就从未见过他的家人到学校打过一瓶开水、提过一桶热水,洗过一个澡。此外,学校每逢过年过节总要以单位名义向物质部门要点特供,如猪肉、粉条、豆腐之类,食堂做好后,除主要供给单身职工外,也向教职工家属供应。可邓老师就是不让家人到食堂去买,他宁可委曲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坏了自己订下的规矩。
别看邓老师对自己的孩子要求那样严格,可他对学生和年青老师却很关心、体贴。虽说他与师母都有工作,但一家六张嘴,四个孩子读书,经济上也很紧张,有时甚至入不敷出。可一旦学生有了困难,只要他知道了,总少不了设法解决。他的家乡浏阳是个大县,在我校读书的人不少,又多是农家子弟,家庭都很困难,虽说师范院校不交学费,伙食费也由国家供给,但人在城市,总得添置点衣服,买点什么的。有的同学冬天买不起棉衣,床铺上连个垫被、毯子也没有。邓老师一旦知道了,就会向师母要来钱,然后把钱塞到学生手里,叮嘱学生去买棉衣、垫被、毯子。有的同学临到毕业了,也拿不出钱还他,只好跑到他家里,对他说:“邓老师,对不起,上次借您的钱,我现在还拿不出来,只好参加工作后再寄还给您。”这时,邓老师就笑笑说:“不就那么几块钱吗,既然你有困难,那就别还了。”
七九年我结婚,虽然那时还不兴大办酒席,但两家的亲属来了,还有些从外地赶来参加婚礼的朋友,总得请人吃个饭吧。既要请吃饭,总不能全是箩卜、白菜吧,总得要买点肉、鱼什么的。这下我可犯难了,心想到哪里去弄肉啊。我突然想起师母是肉食公司的,只得厚着脸皮去请师母帮忙,弄几斤肉票。我本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邓老师的,可当我一开口说起这事时,师母却痛快地说:“结婚,这是人生大事,亲戚朋友来了,总得吃个饭,行,我去给你弄几斤肉票。”第二天,她就让大儿子送来了五斤肉票。五斤猪肉,这在今天是微不足道的,可在那个时代,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啊。当我接过这五斤肉票时,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邓老师平日不大讲话,开会时更是少有言语,可有的时候他又会冷不丁地说几句很有棱角的话,弄得有的人下不来台。八零年我校第一次评职称,中文科的人都想评个职称,而且越高越好。邓老师倒没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觉得评个什么都可以,没必要去争,可他对别人的事倒很在意。一是他对秦文兮的评职称很关心。在他看来,秦文兮是四十年代中期西南联大毕业的,五十年代就是湘潭师范的校长,又在《文学遗产》、《文史哲》上发过文章,她最有资格评副教授。当时学校初定每个教学科只评一个副教授,中文科定的是科主任。可他也不看书记、主任的脸色,早早地站起来说:“我认为如果中文科只评一个副教授的话,应该评给秦文兮老师,论资历、论水平,她在中文科都应该排在第一。”听他这么一说,会场上不少人脸色都变了,气氛也近于凝固。后来书记见场面不好办,就说:“这个问题留待学校去解决吧。”
临到我们这批年青老师评职称,本来我们只评初级——助教,按说没什么好说的,一般都可顺利通过。可有位老师因他的妻子与我妻子闹了点矛盾,而他又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就想借此机会跟我过不去,于是公然在会上说:“郭瑞林,留校多年,也算上了一些课,上了讲台,水平嘛,马马虎虎。”一听这话,我自然很不自在,可他是我的老师,我又不好当面驳他,只得忍气吞声。这时,邓老师却站了起来,愤愤地说:“ΧΧΧ,你这样说就不对了!郭瑞林的课上得不错,早就站稳了讲台。怎么能说他总算上了课呢?”黄老师这下知道自己说话走火了,只好找个借口出去了。说实话,我的六个老师五个都对我不错,平日里也很关心、爱护我,但其他四位要在会上站出来宁可得罪他人,也要维护我,却不大容易做到。所以我在心里说:“谢谢您,邓老师,如不是您的话,我这口气真没地方出。”
邓老师又很珍惜人才,他对七七级中的两位学生常常赞誉有加,说这两个学生大有培养前途,如留在高校当是优秀的研究人才。这两位一个大二时考上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另一位是高我两届的高中同学,毕业时学校通过我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留校任教授,我也一再说明学校很看重他的才识,希望他不要辜负了学校的期待。可他说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一旦他留在湘潭,家里实在顾不过来。就这样,他回到了家乡,仅过了五年,他就成了教育局长。后来邓老师还与我念叨过多次,说:“太可惜了,这么一个搞现代汉语研究极有天赋的人才,竟然回到地方上去了!”
邓老师文革前原是湘潭地区函授站的人员,八零年时函授工作重新恢复。这时,他已经五十大几了,为了搞好逻辑学的函授工作,他带领一位刚留校不久的老师编写教材,拟定培训计划,排定面授课程,日以继夜,干了不少日子。可他在工作中却把那位年青老师推到前台,自己只是在后面指点。别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我都快六十的人了,还图个什么呢,后面的事情还得靠年青人去干,让他们锻炼锻炼多好啊。”
八六年,我从华东师大助教班读书回来,觉得邓老师身体已大不如前。他自己也对我说:“岁月不饶人,我还真是老了,讲逻辑前言不对后语,老是忘了前面讲过的东西,看来我该退休了。”本来这一年恢复评职称(因八四年评职称出了问题,故而八五年停了一年),如果他在岗的话,或许还能评个副教授。可他不愿意误学生,毅然而然决定退休。作为他的学生,我总觉得以他的学问、才识连个副教授都没评上就退休了实在有点窝囊,可他却淡然处之,毫不在意。
退休后,他并未完全闲着,而是写写诗,做做对联,写几笔书法。他是念私塾过来的,写字方面的功底很好,写得一手蝇头小楷,既清秀又端庄。去世前的一年,他把自己一生所创作的诗词、楹联刻成一个集子,并让人送给我一本。说实话,我虽是他的学生,但我之前并未见过他多少文字,如今将他的集子捧在手里,细细地翻阅一遍,还真觉得邓老师不简单,到底是念旧学过来的,国学功底就是比我们后辈扎实。
2001年的7月,邓老师以八十一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那时,我早就搬到了北校区,见面不大方便。他重病时儿女并未及时告诉我们,我是在他去世后得知消息的。我与另一位同学赶到医院向老人家的遗体告别,又赶到他家里,向师母及师妹、师弟表示哀悼,请他们节哀、保重。第二天,湘潭师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作为直系弟子,我向老师作最后一次告别,并敬献了一幅挽联,以寄托哀思:“一身正气,正言正行,无愧正德;两袖清风,清心清性,堪称清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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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师是我在师专读书时的汉语老师,主讲现代汉语和逻辑学。他瘦瘦的,白静面皮,中等个头,本来是一派书生气,却因他不大注重仪表,穿戴随意,难免给人不修边幅的印象。他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抽烟的样子:他的烟瘾不算特别大,比起另一位一天只用四根火柴的老师来可谓小多了,可他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即烟一旦点燃就不离开嘴唇,那怕与人对话烟照样沾在嘴唇上。他的上嘴唇就象一个小磁场似的,紧紧地把烟沾住,嘴巴开得再大,烟也不会掉下来。正因为这样,烟灰老是掉在衣服上,于是衣服就成了一张鱼网,处处都是洞。好好的一件新衣服,穿不了几天,就落下好几个洞。师母是他的学生,小他十几岁,每当看到他衣服上的洞时,也不过轻轻地说一句:“你看你衣服上的洞。”邓老师听了只是“嘿嘿”地笑几声,尔后依然故我。
那时师专刚恢复招生,规模还很小,中文专业两届两个班,合起来也就八十个学生,教师只有六个。邓老师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已经快五十岁了。论学历数他最低,是解放前的中师毕业,别人都是正规的本科毕业生。加上他性格内敛,从不张杨,所以他在六个老师中是最不显山露水的一个。在他的意识里,好象不知名为何物,利为何物,他一切淡然,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轨迹生活与工作。他是湖南浏阳人,口音还算纯正,可平常却从不讲普通话,而是讲一口近于长沙话的浏阳官话。因此他主讲现代汉语,虽不至于把字音咬错,但要做到字正腔圆却也难。
说来也怪,六个老师中他住的最远,其他五个老师都住在校门之内,唯独他一家住在校门对面的一栋平房里,师生往来数他家最不方便,可学生最喜欢去他家玩。不管春夏秋冬,无论酷暑严寒,中文专业的同学吃过晚饭就往他家跑,一来就是十几个,凳子、椅子、床沿、地下,全是人,实在找不到坐位的就干脆站着,可就是舍不得离去。他们家只有两间房,他们夫妻俩个,外加四个小孩,屋里的空间本就有限,可天天还要挤进那么多的学生,也实在难为主人了。可邓老师与师母,包括四位师弟、师妹却从未露出厌倦的意思,而是始终如一地迎接我们进来,每次还要给我们倒茶、搬凳子。为了不至于让我们在他家玩得太单调,邓老师又嘱咐师母买来两付跳子棋,一副军棋,任我们在他们家杀得天昏地暗。当然,我们也算知趣,每天只玩两个小时,一到七点半就起身告辞。 晚饭后去邓老师家玩,成了我们中文班同学的日常功课。女同学听了后心里也痒痒的,说:“好地方都被你们男孩子占了,我们也要去凑凑热闹。”我们男生自也不便加以阻拦,于是几位好事的女生也加进了这一队伍。可进门一看,到处都是人,连个站立的地方也没有,她们向我们挤了挤眼睛,做了一下怪脸,然后向邓老师及师母告别。晚自习时,她们跑过来对我们几个说:“你们这帮野家伙真不是些东西,邓老师家挤成那个样子,你们还忍心天天去凑热闹!”我们虽也知道她们说的没错,每天去那么多人,这对邓老师家的生活的确干扰太大,可我们都已形成习惯,一天不去就堵得慌,所以还是一切如旧。直到后来语文组开会时,负责人不点名地批评了邓老师,意思是说他过于放纵学生。我们得知后,这才知道给邓老师惹祸了,于是相互告诫,以后只在星期六的晚饭后去邓老师家玩一次,而且一次最多不超过八个人。这一点,我们一直坚持到毕业时。
那时的物质供应特别紧张,而且定量也少,有的人变着法子也想占公家的便宜,可邓老师却不让家人沾学校任何好处。在他看来,他一家六口人,所有物质供应都到了自家折子上,因此井水河水就得一清二楚,不能再去贪公家的便宜。那时学校有开水、热水供应,还有澡堂,不少老师与家属都免不了到开水房打点开水,到热水池打点热水,或偶而在澡堂洗个澡。可邓老师却告诉家人,谁也不得到学校去打开水、热水,更不得到学校澡堂去洗澡。十几年下来,就从未见过他的家人到学校打过一瓶开水、提过一桶热水,洗过一个澡。此外,学校每逢过年过节总要以单位名义向物质部门要点特供,如猪肉、粉条、豆腐之类,食堂做好后,除主要供给单身职工外,也向教职工家属供应。可邓老师就是不让家人到食堂去买,他宁可委曲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坏了自己订下的规矩。
别看邓老师对自己的孩子要求那样严格,可他对学生和年青老师却很关心、体贴。虽说他与师母都有工作,但一家六张嘴,四个孩子读书,经济上也很紧张,有时甚至入不敷出。可一旦学生有了困难,只要他知道了,总少不了设法解决。他的家乡浏阳是个大县,在我校读书的人不少,又多是农家子弟,家庭都很困难,虽说师范院校不交学费,伙食费也由国家供给,但人在城市,总得添置点衣服,买点什么的。有的同学冬天买不起棉衣,床铺上连个垫被、毯子也没有。邓老师一旦知道了,就会向师母要来钱,然后把钱塞到学生手里,叮嘱学生去买棉衣、垫被、毯子。有的同学临到毕业了,也拿不出钱还他,只好跑到他家里,对他说:“邓老师,对不起,上次借您的钱,我现在还拿不出来,只好参加工作后再寄还给您。”这时,邓老师就笑笑说:“不就那么几块钱吗,既然你有困难,那就别还了。”
七九年我结婚,虽然那时还不兴大办酒席,但两家的亲属来了,还有些从外地赶来参加婚礼的朋友,总得请人吃个饭吧。既要请吃饭,总不能全是箩卜、白菜吧,总得要买点肉、鱼什么的。这下我可犯难了,心想到哪里去弄肉啊。我突然想起师母是肉食公司的,只得厚着脸皮去请师母帮忙,弄几斤肉票。我本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邓老师的,可当我一开口说起这事时,师母却痛快地说:“结婚,这是人生大事,亲戚朋友来了,总得吃个饭,行,我去给你弄几斤肉票。”第二天,她就让大儿子送来了五斤肉票。五斤猪肉,这在今天是微不足道的,可在那个时代,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啊。当我接过这五斤肉票时,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邓老师平日不大讲话,开会时更是少有言语,可有的时候他又会冷不丁地说几句很有棱角的话,弄得有的人下不来台。八零年我校第一次评职称,中文科的人都想评个职称,而且越高越好。邓老师倒没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觉得评个什么都可以,没必要去争,可他对别人的事倒很在意。一是他对秦文兮的评职称很关心。在他看来,秦文兮是四十年代中期西南联大毕业的,五十年代就是湘潭师范的校长,又在《文学遗产》、《文史哲》上发过文章,她最有资格评副教授。当时学校初定每个教学科只评一个副教授,中文科定的是科主任。可他也不看书记、主任的脸色,早早地站起来说:“我认为如果中文科只评一个副教授的话,应该评给秦文兮老师,论资历、论水平,她在中文科都应该排在第一。”听他这么一说,会场上不少人脸色都变了,气氛也近于凝固。后来书记见场面不好办,就说:“这个问题留待学校去解决吧。”
临到我们这批年青老师评职称,本来我们只评初级——助教,按说没什么好说的,一般都可顺利通过。可有位老师因他的妻子与我妻子闹了点矛盾,而他又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就想借此机会跟我过不去,于是公然在会上说:“郭瑞林,留校多年,也算上了一些课,上了讲台,水平嘛,马马虎虎。”一听这话,我自然很不自在,可他是我的老师,我又不好当面驳他,只得忍气吞声。这时,邓老师却站了起来,愤愤地说:“ΧΧΧ,你这样说就不对了!郭瑞林的课上得不错,早就站稳了讲台。怎么能说他总算上了课呢?”黄老师这下知道自己说话走火了,只好找个借口出去了。说实话,我的六个老师五个都对我不错,平日里也很关心、爱护我,但其他四位要在会上站出来宁可得罪他人,也要维护我,却不大容易做到。所以我在心里说:“谢谢您,邓老师,如不是您的话,我这口气真没地方出。”
邓老师又很珍惜人才,他对七七级中的两位学生常常赞誉有加,说这两个学生大有培养前途,如留在高校当是优秀的研究人才。这两位一个大二时考上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另一位是高我两届的高中同学,毕业时学校通过我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留校任教授,我也一再说明学校很看重他的才识,希望他不要辜负了学校的期待。可他说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一旦他留在湘潭,家里实在顾不过来。就这样,他回到了家乡,仅过了五年,他就成了教育局长。后来邓老师还与我念叨过多次,说:“太可惜了,这么一个搞现代汉语研究极有天赋的人才,竟然回到地方上去了!”
邓老师文革前原是湘潭地区函授站的人员,八零年时函授工作重新恢复。这时,他已经五十大几了,为了搞好逻辑学的函授工作,他带领一位刚留校不久的老师编写教材,拟定培训计划,排定面授课程,日以继夜,干了不少日子。可他在工作中却把那位年青老师推到前台,自己只是在后面指点。别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我都快六十的人了,还图个什么呢,后面的事情还得靠年青人去干,让他们锻炼锻炼多好啊。”
八六年,我从华东师大助教班读书回来,觉得邓老师身体已大不如前。他自己也对我说:“岁月不饶人,我还真是老了,讲逻辑前言不对后语,老是忘了前面讲过的东西,看来我该退休了。”本来这一年恢复评职称(因八四年评职称出了问题,故而八五年停了一年),如果他在岗的话,或许还能评个副教授。可他不愿意误学生,毅然而然决定退休。作为他的学生,我总觉得以他的学问、才识连个副教授都没评上就退休了实在有点窝囊,可他却淡然处之,毫不在意。
退休后,他并未完全闲着,而是写写诗,做做对联,写几笔书法。他是念私塾过来的,写字方面的功底很好,写得一手蝇头小楷,既清秀又端庄。去世前的一年,他把自己一生所创作的诗词、楹联刻成一个集子,并让人送给我一本。说实话,我虽是他的学生,但我之前并未见过他多少文字,如今将他的集子捧在手里,细细地翻阅一遍,还真觉得邓老师不简单,到底是念旧学过来的,国学功底就是比我们后辈扎实。
2001年的7月,邓老师以八十一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那时,我早就搬到了北校区,见面不大方便。他重病时儿女并未及时告诉我们,我是在他去世后得知消息的。我与另一位同学赶到医院向老人家的遗体告别,又赶到他家里,向师母及师妹、师弟表示哀悼,请他们节哀、保重。第二天,湘潭师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作为直系弟子,我向老师作最后一次告别,并敬献了一幅挽联,以寄托哀思:“一身正气,正言正行,无愧正德;两袖清风,清心清性,堪称清誉。”
[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7-16 09:5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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