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小名
2021-12-23经典散文
[db:简介]
一
中国人给孩子起小名,历来很讲究。
有的人家,为了孩子好养活,特意起个难听的名字,比如狗剩。意思是这孩子是狗吃剩下的,神灵们就不要了。希望孩子健康长寿的,就起个宝柱。以前的医疗水平低,孩子的成活率自然也低。提心吊胆的父母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名字上下功夫。一些富贵人家,害怕孩子命薄,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富贵,便给孩子起个平常一点的名字,意图把富贵压一压。或者起一个不起眼的名字,免得神灵们发现。万一被神灵们发现了,该把孩子的命索去了。也有人因为孩子体弱多病,求别人给个名字。《红楼梦》里的巧姐,就是王熙凤求刘姥姥给起的,她说: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她。
期盼儿子的人家,便把女儿叫跟兄,来小,招弟。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儿们,被父母忽略着,连个好听的名字都没得到。女儿们自己也像做了错事似的,几乎承包了全部家务。看孩子,做饭,洗衣服,做针线活...... 这么说吧,以前的闺女,结了婚就能操持家务,不用现学。
没有儿子的父母,在期盼中艰难地活着,这一生就在期盼中荒废掉了。
也难怪他们那么期盼儿子。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儿子,养老送终需要儿子,传宗接代更需要儿子。在南方,家里如果没有男丁,是进不了祠堂的。以前女人的地位没有现在高,结了婚就很少回家了。俗话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家里的事,什么也指望不上她们。
穷苦的农民,企盼下一代过上丰足的日子,便给孩子起个满仓。可是靠天养活的庄稼们,并不因为有人叫满仓就丰收。生产力的低下,苛捐杂税的重压,时不时的战乱,各种运动,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日子才逐渐好起来。
现在我们常说,农民工如何如何苦。的确是苦,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改革开放以前,还不允许农民出来挣钱呢。他们的命运,都系在那个小小的户口本上。持有农业户口的人,进不了企业,所以他们没有条件进城生活。即便进了城,也没有饭吃,因为他们没有红本粮,也就是城市供应粮。即使能在市场里偷偷买到粮食,也难以生存下去,因为他们没有生活来源,那时候不允许个人经商。即使这些都不怕,硬往城里闯,政府也不允许他们随便进城生活。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把这些盲流,强制遣送回去。也就是说,他们生在农村,就永远是农村人,而且世代如此。除非他考学出来,或者有特殊门路,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简称农转非。
这么一比,就知道了。允许他们出来了,就是一种进步。北京,上海,广州,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他们都可以扛上行李就走。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候,要是没有生产队的介绍信,连旅店都住不进去。可以想象,这些农民朋友,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时候,第一次给家里寄钱的时候,双手一定在颤抖,那颗心,一定在嘣嘣乱跳。
当然,允许他们走出大山,仅仅是解决温饱的第一步。他们前方,注定有许多坎坷,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一样。
二
还有一种风俗,用爷爷的岁数当小名。孩子出生的时候,孩子的爷爷七十六岁,这孩子就叫七十六。如果姓赵,如果没有其他大名,那他就叫赵七十六。我以前当会计的时候,就在一张支票上看过赵七十六的名章。他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厂长。后来这个企业被市里关闭了,工人被下岗回了家。赵七十六花了四十万,就把那个厂子买下来了。听说,光是库存积压的产品,就超过了四十万,厂房和大院是干赚。
也有按孩子出生时的分量起小名的。出生时是几斤,就叫几斤。鲁迅小说里有个人物就叫七斤。九斤老太是七斤的母亲。六斤是七斤的女儿。祖孙三代出生时的重量,一代比一代轻。这当然都是鲁迅设计的。对世事不满的九斤老太,便把这个也当做一个不满的理由,动不动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村里人把七斤的女人叫七斤嫂。绍兴新建的鲁迅故里,有一个卖土特产的女人,很会经商,她把自己的摊位叫七斤嫂土特产,以此吸引鲁迅的崇拜者们。
很多人只有小名,没有大名。父母给的小名无论好听与否,一用就是一辈子。有的人甚至连小名都没人叫。韩家的老大,人们就叫韩老大。关家的老三,人们就叫关老三。什么王老六,张老五,刘老七。
结了婚的女人不但名字没人叫,连姓都隐去了。嫁给了韩老大,女人就叫韩老大媳妇。孩子大了,她又是孩子他妈。半老的时候,也叫老韩婆子。再老点,就是韩大妈。彻底老了,就是老韩太太。忆起小时候的街坊邻居,老太太们本身姓什么,我一个都不知道,更别说名字了。可见大多数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以前的以前,更没有。她们只属于她的家庭,只为一个家庭活着。再具体地说,只为传宗接代活着。
我大娘没有大名,登记户口的工作人员,就在户口一栏写上:包马氏。包是我们家族的姓,马是大娘本人的姓。那个年代有不少这样的名字:张刘氏,王康氏,关卢氏。这其实不是名字。
三
我母亲的大名,也是登记户口的时候起的,起的是正式名字。她小名叫陶拉,蒙古语的音译。我知道母亲小名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这个名字,显得人很年轻。想起这个名字,就想起母亲年轻的时代。
母亲年轻时生活的地方,属于伪满洲国。母亲的婚姻,与一次招募女兵有关。伪满洲国军队到村里招募女兵的时候,听村长说母亲符合当兵标准,就领着人到母亲家里征兵。外祖母听说征兵来了,吓坏了,赶紧说:闺女要出门子了。征兵的人知道外祖母在撒谎,就问:给谁家了?外祖母哪见过这阵势,腿都吓哆嗦了。可是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圆谎。她突然想起陈窑有个26岁的木匠没娶媳妇,在城里的木匠铺工作,还是个姻亲,说闺女要给木匠,木匠家里指定不能否认。于是就说:陈窑的木匠。村长也认识那个木匠。听外祖母这么一说,便信以为真,把征兵的人领走了。
躲在豆角架里的母亲,被外祖母喊出来的时候,浑身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母亲后来真和那个木匠结婚了,并且生育了我们。
许多年以后,我走在陈窑的路上,曾有人问我:城里来的?谁家的?我说老包家的。奥,木匠的丫头。那个人羡慕地说。我便因此自豪起来,再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包木匠的丫头。
父亲的小名叫喜柱,16岁的时候,便带着自己的小名进城学徒。木匠铺的师傅给父亲起了大名。他们这茬徒弟的名字都带个风字,属于风字辈。1951年,几个木匠铺合资成立一个木材加工厂,父亲便随着木匠铺进了工厂。我不知道父亲和那些风字辈的木匠们怎么建设的工厂,但我知道很多人的手指,被电刨子刮断了。父亲的手指也断了两根。他们都没有工伤待遇,他们也没想享受工伤待遇。因为他们是为自己建设的工厂受的伤。可这个工厂后来被卖掉了,和赵七十六领导的工厂一样,被卖掉了。
父亲不知道工厂被卖掉。很多风字辈的木匠都不知道工厂被卖掉。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就离世了。父亲和那些早逝的风字辈木匠,是不幸的,没赶上改革开放以后的好日子。但他们又是幸运的,没经历下岗的阵痛。他们是带着满腔热爱,离开的人世。
下岗的阵痛,风字辈的子女们替他们经历了。一垛一垛的木材,一架一架的机器,一排一排的厂房,一库一库的产品,连同用过的办公桌椅,突然间,变成别人的了。嘶鸣了几十年的电锯,在厂长宣布关闭那一刻,戛然而止。
风字辈的子女们,一时间不知所措。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厂,突然不要他们了,这让他们难以接受。他们在厂长办公室门前围着,不肯离去。他们想弄明白,好好的工厂,怎么说黄就黄了。他们舍不得扔下这个工厂,这是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起建设的工厂。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他们在这里上班,不仅仅为了谋生。计划经济体制的多年教化,使他们觉得,人必须得有个正式工作。有正式工作的人,才有社会地位。而这个正式工作,只能是国营或者集体的单位。他们以为,这个正式工作,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里工作,也就是为国家工作。他们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了工厂,工厂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并且主宰着他们的灵魂。他们不知道离开工厂之后,生活怎么往下进行。要是他们想单干,早就单干了。有些人这才后悔,早知道这样,不如早点下来了。守着守着,倒把工厂守黄了。这种挫败感,令他们懊恼不已。他们在工厂院里站着,高一声低一声地吵吵着,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他们的心,丝丝地痛着。那种痛,与断指不同,那是一种撕心的痛。
他们终于拿着几千元下岗补偿费回家了。他们只知道自己手里的钱少,却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们压根就没想过,企业的资产,是否有他们一份。
四
很多人像父亲一样,走出大山之后,才有了大名。他们荣归故里带回来的不仅是荣誉,还有一个高雅响亮的大名。也有很多人一去不回,只把一个小名留给故乡。
萨日朗的前夫,就是一个留下小名的人。萨日朗只知道他当兵走了,却不知道当的是什么兵。萨日朗的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以后,萨日朗便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四处流浪。走到一个小村子的时候,再也走不动了,就靠着一截院墙,坐下来歇息。一个老太太从院里走出来,把蓬头垢面的萨日朗让进屋里,拿出饭菜让她吃了。见萨日朗的体力恢复过来,老太太又端出一盆热水,让萨日朗梳洗。一个年轻美丽的蒙古族女人,顿时把屋子照亮了。
那个老太太是我外祖母。萨日朗后来成了我舅母。
解放以后,萨日朗舅母托人打听过那个留下小名的军人。她带来的婴儿长大以后也四处打听,都没有那个军人的消息。
那个留下小名的军人,一直也没出现。
作者本名:包连英。电话13948280427,QQ1328603937
很赞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