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三则

一、我读《刺猬的优雅》
      一个真正的隐者，正如一个成功的间谍，他的名字永远不会大白天下。凡“遮蔽”，留迹即为失败。在《刺猬的优雅》一书里，那个伪装散漫而实则学识惊人的门房勒妮，同样也是失败的。
      为了生存，门房勒妮在日常的状态里有意懒散粗鲁脾气恶劣。卑微着，便用卑微的方式满足旁人对自己的期待。一个门房精通“胡塞尔现象学、弗洛伊德、中世纪哲学”等等只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嘲谑、比如解雇。而我相信即便只是气息相近，也足以让刺猬收回针芒，果然，像一只刺猬那样，门房勒妮在爱情的味道弥漫而来时，终于还是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头。她对未来仍然有憧憬，尽管她是那么谨慎。
      洞悉了勒妮的秘密，并对勒妮报以敬意与爱慕的小津先生被写成日本人，这点让我反感，但随着情节发展设身处地的想，小津被写成日本人至少是合理的，他与邻居交往的方式更有说服力。
      刺猬别无所求 ，刺猬之刺本非用于攻击，而是自保。置身这暴戾与乖张的世界，深藏优雅又渴望相知的困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1969年出生的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她一把攥住最为核心的部分，用一个刺猬的意象将现代人的境况一语道破。附会一点讲，妙莉叶·芭贝里的刺猬似乎也可以视为卡夫卡的大甲虫在一百年后与世界达成了某种和解。孤独不变，优雅的眼神却于不经意间闪现出来。
      确实，打动我的并非勒妮作为一只刺猬的存在，而是她优雅一面不无矜持的流露。如果勒妮永远是一只刺猬，那么完整而真实的她也将就此尘封湮灭，如果大隐隐于市算是成功，那么，这个成功对于勒妮来说肯定是个悲剧，深度尤甚于她在小说终章时的不幸罹难。“朝闻道，夕死可也”，这句话并非赞美死亡或蔑视生命，而是强调了懂得的价值，置换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即此生若能被一个心灵相通的人懂得，死亡便是一个没有遗憾的句号而非虚无空洞的省略号。相知比相守更加难能，或许作者也这样想，她没有让勒妮和小津继续交往下去，但我心里却悄然释怀，一块石头在高潮中轻轻落了地。主动沉默，消弭自我，彷佛一滴水那样隐逝于茫茫大海，对于一个灵肉交融的生命来说，到底太难，所以西出函谷关的老子到底留下了《道德经》，所以格勒内勒街七号的门房勒妮到底遇见了小津。我们，也到底看见了并慰藉着。
      读之不足，我又找了同名电影看。法国文艺片一直以来都令我欣赏，无论导演还是演员，无论表达还是表演，皆熨帖皆讲究。本片也不例外，一如既往的人文气息很快让我进入氛围。
      帕洛玛直截了当地纠正了认为围棋是源自日本的错误，她年轻的锋芒在大人面前不依不饶，教人喜欢。帕洛玛的扮演者与作家本人的相貌气质都很像，同时，她们又都与帕洛玛这一虚构的人物相似。一个是写出了帕洛玛的哲学教授，一个是演出了帕洛玛的清纯女孩，还有一个是文本中的帕洛玛，她们都拥有一种锐利与灵动的特质。这种特质“一体三位”，在我阅读与观影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
       在书中，“深刻思想”与“世界运动日志”系列是12岁小女孩帕洛玛的私密笔记，帕洛玛认真的观察着、思考着，极端、尖刻、天真、可爱，哪怕偶尔的自以为是，也是阅历不足而非矫情虚伪。帕洛玛对这个世界真诚的偏见和对生命逐渐明亮的理解，都在这个系列里和盘托出，与此同时，人物形象也渐渐饱满，作家的这一书写策略老道又经济。“帕洛玛自省主题”与“勒妮自叙主题”平行递进，构成多种声部，小说的整体布局则暗合乐曲的构架，在篇幅与角度上扬抑起伏各有章法。旁借音乐的形式延展文字的隐喻空间，这种创作审美在欧洲文学里并不罕见，众所周知的米兰.昆德拉同样擅于此道。
      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写入文学史的作家，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我们却打不起一窥究竟的念头，这当然是不可原谅的无知与轻慢。反而，作为一个潦草的人，我会在一瞥中意外地喜欢上那些显得冷僻的作者，她们具备足够的未知和尚未贴上标签的鲜活，这样的作者也正如一个刺猬，她们的优雅更值得我们去发现、欣赏。
       没错，我想说我读《刺猬的优雅》正是如此。


二、说些《棋王》的闲话
      前些日子在网上看了一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棋王》，主演是梁家辉。电影改编自两部小说，两部小说都叫《棋王》，一是台湾作家张系国作品，一是阿城作品。之前我还看到过一部大陆版的电影《棋王》，谢园主演。谢园的表演更贴近阿城原著，土气与烟味更重些。
       说起阿城的《棋王》，话就长了。
       一九九四年正月，我随一帮朋友去乡里玩，被安排住在蔡村小学的图书馆里。晚上，我从一大排镶着玻璃门的书橱里挑出几本书带进被窝里看，拿在手里的记得是一本小说选，厚，干净，读完了前面许多名家，读到《棋王》时已经很晚，但读了开头，竟不能罢手，又精神抖擞地直读到下半夜，第二天醒来，便牢牢记住了以我当时的阅读范围看来是一个无名之辈的作者：阿城。 回县城后，我四下寻觅阿城的书，可是找不到。在如今早已关门十多年的泾县中山书店里买到阿城的散文集《威尼斯日记》和《闲话闲说》，已是一九九八年   的事了。《威》记见闻，《闲》谈小说，感觉都是以气驭文章法随性，凭由才华与功底信手发挥，二书固然质地上乘并令人惊喜连连，但到底不如读小说过瘾。 终于有天，我在一个朋友的书房发现了纸张发黄的单行本《棋王》，这是一本窄窄的小集子，二百三十一页，拢共只九篇小说十三万字。我立马要借，立马又提出买或换，友人立马一口否掉，说这也是别人借给他的，连他自己都想要。我只好许了肯定还书的诺，先借。我先跳读后面的短篇《会餐》《卧铺》《傻子》等，再读《树王》《孩子王》，最后才重读开篇的《棋王》，读时还有意无意的控制着，怕一不留神读完了往下没得看，就像儿时吃小面包，慢慢啃，还把中间绕着一圈蛋黄的那块留在最后一样。
       喜欢《棋王》，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含糊讲是对味、好看。作家汪曾祺曾在文章里说阿城擅用动词，对阿城用“移来移去” 写老鹰在天上飞很是赞赏，王安忆也曾在央视《读书》栏目中谈起阿城，认为“肉醉”这个词是阿城的发明，两个字就写出了食肉过多后那种身体绵软的状态。动词精准，叙述便经济且有现场感，辅以虚词贯穿转折，文字便鲜活起伏不板结。如写闹腾腾的大场面，阿城说：“到了棋场，竟有数千人围住，土扬在半空，许久落不下来”，写女演员的神气，你会看见“胸撅得不能再高，一扭一扭地走过来，近了，并不让路，直脖直脸地过去”，写屋子狭小，“大家顺序进去，画家就把东西挪来挪去腾地方，大家挤着坐下，不敢再动”。仅就炼字言，我私底认为阿城的笔力已经直追杜甫、鲁迅——不敷衍打发，也不斤斤雕琢，即便是再普通的字词，只要它在对的地方，就能出彩就是不凡，更难得，是阿城的小说里几乎通篇都是这样的笔墨。许多读过《棋王》的朋友对里面吃蛇、嚼米粒等情节印象深刻，我倒认为倘若细细去读，《棋王》处处皆好。 话说回来，如果看阿城小说只将焦点停在他的文字功夫上，那又不免浪费。稍加留意，我们还能咂摸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棋王》如盐入水的影响：做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以随物赋形的姿态认真地面对每一种际遇，不放弃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世俗的热情，即使生活再不好，但人不能因此而变坏，这都不难看出儒道思想的出入变通。至于小说人物间重然诺讲交情，惺惺相惜古道热肠，则又不即不离的传递出唐传奇的侠气与《水浒》一路草莽中的慷慨。在《棋王》中，阿城通过“我”的叙述，含蓄冷静地表达了对所处时代的质疑，他的目光具备了类似时间属性的宽阔，因此对所谓命运并没有过多的纠缠粘滞，尤其没有对痛苦刻意渲染以博赞美和同情，无论是“我”还是王一生，无论是拾垃圾的老人还是磨出无字棋留给儿子的母亲，这些身处不幸中的人都在那个灰蒙蒙的年代彰显出幽微湿润的人性光芒，他们没有灼热读者的愿望，只是稳稳地安静地亮着。进退上下，《棋王》皆有深厚的底蕴根基，我们如此熟悉这样的氛围，因此很容易感同身受倍感亲切。
       有些作家著作等身，其德学俱隆的阵仗会使人错觉他早已做好被人研究的准备，而有的作家则惜墨如金，偶尔一露峥嵘又寂寂隐去留给读者无限期待。我们往往敬重前者因而远之，喜爱后者所以近之。福楼拜曾指点刚刚写出《羊脂球》的莫泊桑，大意是像《羊》这样的小说再写出一、二十篇便能功德圆满。我对阿城也抱有类似的企盼，希望他能多写一点，不说什么开疆辟土的雄心——尽管《棋王》已经为阿城赢得文坛的重要地位——作品少，对于喜爱他的读者来说的确是个遗憾。一部《棋王》，我已经读了多遍，看情形仍然要温故待新下去。
       啰嗦一通，最后提一下，那本归还后又被朋友寄放我家的《棋王》，是一九八五年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的第一册，以发稿先后为序，第三册正是二〇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

三、《米格尔大街》的十七滴墨水              
      花城出版社在1992年9月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系列。这套书卖得不好，约在2001年年初的样子，花城出版社在某杂志刊出书籍折扣广告，一位书友看见后来到我家，我们都认为机不可失，兴奋不已，那天我们用去一个下午，在密密麻麻的折扣书单中各自精心挑选了二十多本书。有相当数量的书我们订购了两套，因为都想能自己收藏。也有一些，我们认为买来后交换着看更合算。事实上，更多的书我们在那时并没有能力去鉴别也没有财力去选购，面对诸多陌生的作者和译者，我们只能凭借已知的一点印象来决定买与不买谁。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那个下午是极其美妙的，我们对着一张张书单反复推测、畅想、互相征询、犹豫、推翻、计算价格。当书单敲定，我们都意犹未尽却不能不就此罢休。
     在选购的书里，有一本就是张琪翻译的《米格尔大街》。作者奈保尔其时在中国好像并不为普通的文学读者所知，我自然更是。选购他的原因现在想来很可能是考虑到“丛书”的完整吧。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报纸上介绍他有一本小说《米格尔大街》，我这才想起自家书架上也有这么一本。在知道作者获奖之前，我已经读完了这本书，但是对奈保尔我依然缺乏了解。之后的一段日子，我在新华书店看见那本12万字的《米格尔大街》被精装出售，价格也翻了至少两个跟头，不免心里沾沾自喜。我买的那本，1992年的定价是6元8角，就是这个价格，还打了折。
      那时奈保尔的其他著作被翻译的不多，想看也不容易看到，此后的十多年，奈保尔与我的关系便仅止于此。
      前几天的晚上，我在一家折扣杂志店里买到2012年的两本《人民文学》，5元1本，其中有一篇于坚的长篇散文《印度记》，读的很畅快，诗人于坚在文中好几次引述了一本书的观点，那本书是奈保尔写的《印度:受伤的文明》。在读书上，我有一点“耳顺”，人家说好，我就想找来看看。家里没有《印度:受伤的文明》，便又看了一遍《米格尔大街》。
     小说是作者在离开贫穷的祖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后写的，当时他在英国，正接受牛津的高等教育。当奈保尔将反思与冷静的目光重新投向故土，他的内心既有对童年的亲切回忆，也有对周遭底层的洞穿与同情。但作者的情感极其克制，他有意识的避免煽情与议论，准确的白描使他的小说人物彷佛就在眼前。《米格尔大街》共有17个短篇，写了17个人，他写邻居，写鳏夫，写偷情，写殴打妻小的醉汉，写疯子，写多年参加考试却最终落选的伙伴，等等。这其中有一篇是写一个流浪诗人的，诗人告诉叙述者，自己在用一个月写一行诗，他要写出最伟大的诗篇，诗人说，曾经有一对夫妇十分恩爱，后来妻子死去，丈夫不忍更改家中的一切，所以灌木丛生。一天，诗人行将死去，他抱住怀中当年还是孩子的叙述者（奈保尔），诗人最后安静地说：我再告诉你一个故事，之前我说的故事都是假的。米格尔大街上的17个人像17滴墨水，黑、饱满、彼此各自生动却又有着共同的属性，他们一滴一滴滴在一杯水中。墨水没有做任何事，墨水只是在水里完成了彼此的交融与扩散。我感觉我是那杯水，每读完一篇，我都感觉自己被不知不觉改变了一点。
      我不觉得这是作者在绞尽脑汁的通过种种小说技巧在试图什么企图什么，奈保尔只回忆，他不表达也不隐瞒立场与观点，他没有絮絮叨叨指出什么建议什么，他告诉你他经历了什么看见了什么，之后戛然而止。小说怎么写，我是门外汉，不过我想，如果对于一个自己曾经熟悉的生活场域，能够如实的写出人与事，这本身应该就是小说。我自己更喜欢的情况是这样——不着急点题，不迫不及待，作者完成的叙述，本身已经足够说明一切。对于这一点，更熟悉中国作家的读者或许能从鲁迅和汪曾祺那里看见。这两位都写过不少回忆故乡的小说，蒙昧和淳朴，悲凉与生动，爱读小说之人当不陌生。
      介绍《米格尔大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者当年写作此书时不过是一个移民英国的23岁小伙子，1959年《米格尔大街》出版后，当年即获毛姆奖。这里带来的启发是，只要作者真实的写，地位、年龄、肤色等等文学之外的因素都是微不足道的。另外，这本书的字数也不多，都是小短篇，在快餐文化横行的今日，抽个20分钟读其中任何一小篇应当不算难事，而且我相信，一滴墨也能带来对一杯水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