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独秀，傲然尘世——写给先驱者陈独秀

一枝独秀，傲然尘世
——写给先驱者陈独秀
（1）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总有一些无奈，因为“固执”一词是根本无法概括独秀先生全部的。
他固执的任性，固执的可爱，像个孩子一样。但然，他也狂妄，这是所有固执之人的通病。狂妄并不是无知，而是才情纵横的挥洒与自信。他狂态姿肆，挥一张纸一支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构成了一个属于他的世界。
真正的狂妄者必然能够称的上是真正的英雄。陈独秀完全称的上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英雄与狂妄，本是应有之义。
他是一个天生的背叛者，他永远背叛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像那个勇敢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一样，盗取火种洒向人间驱散黑暗，而自己甘愿接受惩罚。然而他却过于相信自己的善良与宽容，他想用那样的方式来洗涤和拯救自己，感动上帝，但黑暗的上帝却要毁灭他。他只能勇敢的承受，他走向那美丽的大火，向火而去，在火中开成一朵硕大的“恶之花”，“因为人只有被打败的，没有被毁灭的。”（海明威语）
也许他是那个黑暗时代里的匆匆过客，他划亮第一缕光明，把火炬高举在头顶，可是偷“天火”点燃革命火种的人类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哲兼殉道者（马克思语），最终没有走下高加索。
他背叛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个时代必然也不容于他，他只能流浪。
他自信，他悲哀，也许悲剧的性格造就的是悲剧的人生。
我怀着一种悲哀而虔诚的心情从历史的暗处走进陈独秀先生。

（2）

陈独秀1987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1942年5月27日卒于四川江津，享年64岁。
陈独秀死时眼睛是不闭的，我想他并不是对这个罪恶尘世的迷恋，而是定有许多不曾如愿或者未曾做完的事，才使他不曾闭眼安息。想起那双眼睛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独秀归葬之地前对公滚滚长江，后依茂密的青山，花香草绿，幽静安逸。当为陈独秀生前所选之地。驻足在江岸之坡，看岚光映耀，帆影出没的江水，江水奔流不息，仿佛冲淡那些渐远的往事。 陈独秀死后，只有中国共产党方面保持沉默，其他党派和社会界人士均有文章发表，表示悼念和评论。我无法猜想出这样的沉默是何种意味。但然身后的结论对于他已并不重要，作为陈独秀他一无克否认地标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点。他早已融入了一段历史，就像他的墓碑最后只剩下“陈独秀之墓”五个字。这已足够。
　　他是陈独秀，一枝独秀，傲然尘世，陈独秀这个名字是他在１９４９年第二次反袁失败后创办《新青年》举旗发动新文化运动时使用的。现有陈独秀，再有《新青年》，再有新文化运动。那时三十八、九岁的他神采飞扬，目光犀利而厚重。那也是他一生最为辉煌和自信的时候。他已天马行空般的勇气和才情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他一生的活动以创办报刊为起始，１９０４年的《安徽俗话报》，到１９１５年的《新青年》首发新文化运动。其实，当时的许多读书人都沿着这条“文章救国”的道路进行，他们以一个读书人特有的良知、品行和道德，在那些风云突变、狂飙激进的时代里，用一张纸、一支笔、一腔热情傲然站立与时代潮头，他们用自己柔弱的身躯牵动黑暗的中国向前迈进。
　　　　　　
　 （3）

　　陈独秀是固执的。
　　“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这是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给小时候背不出书的陈独秀的詈骂。后来他祖父也从他不哭的沉默中悟出一些道理，于是逢人便说：“这伢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的固执此时已显露端倪。是祖父的板子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强暴引起反叛，这是他人生态度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实，强暴造成对立面，这实是社会政治生活和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通则。他靠自己单枪匹马的勇敢和个人的独立思考来奠定他反叛着的位置。
反叛者必然是敏感而脆弱的。善于被摧毁的心理也善于去摧毁别人，他向强暴者挑战。同样他也是一个强者。极度的坚强便是极度的脆弱。真正的强者必然具有常人无法具有的坚韧，同样也具有极度的脆弱。强者必然是孤独的。
　　他固执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样也固执的拒绝了回党工作的建议，从此他象一个走失的孩子。
　　固执使他一生站在了一个反叛者的位置上。反叛是他一生的基点，他为一生制造了艰难，必然是一个悲剧者。
　　我喜欢固执，我总觉得固执里包含了生命某些最富有亮点的东西。固执它呈现了生命的坚韧，至少他坚持了自己。
中国是一个盛产乡愿、老好人、唯唯诺诺之人的国家，历来缺少固执之人。二千年前，孔子就警告过世人“乡愿，德之贼也。”可虚伪的国人依然沉溺于乡愿美好的谎言之中。固执它是使中国历史的脊梁变得坚硬的唯一途径。
陈独秀是性情之人，他自由的挥洒自己个性而又无所顾忌，固执而不变通随水而流，不随遇而安，诺大的中国便没有几处能够容的下他。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而失去容身之地的陈独秀，只能用流亡的方式进行坚守。因为它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政治家、亦不是书生，而是三者矛盾的合体。
流亡者将生命呈现出一种飘零与破碎的美丽，我想起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的那句话：一个人如果喝醉了酒，那就被一个未成年的儿童领着走。他步履蹒跚，不知道自己往哪儿走，因为他的灵魂潮湿。陈独秀何去何从？
流亡是对黑暗的一种忍耐和宽容，他用一种行走的方式缔造一种长久而深刻的力量。他生活在一个破碎的空间里，并在这个空间里捍卫着自己的道德标准。
坚守亦是一种无奈。他无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成功运作自己，便坚持坚守。他知道“挺住意味着一切。”他用另一种自信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仰、追求，他寄希望于后来，希望一切都在将来获得证明。历史（时间）最无情，许多自信都送上了断头台；历史（时间）也最无，也有许多绝境死地而后生。这样坚守在某种意义上一成为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和运进方式，追求什么和坚守什么到在其次。如尼采所言：“宁可让追求虚无，也不能让人无所追求。”
虚无是一种追求的目标，这并不是神话，它是避免伤害而救赎自己的一种方。也许希望抵得上一半的勇气，许多弱者就是靠希望支持才静下心来等待时来运转的。
流亡和坚守均是中国常态人生的背叛，只不过用了两种不同的形式保全和坚持自己。许多的流亡者都无一例外地在将来的历史中得到明证。
其实，在许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清醒而无奈的面对这种现实。当我们用尽所有的精力去追求人生中那闪光的亮点时，那美好的事物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至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因为最终征服心灵的惟有心灵的力量，流亡、坚守、固执、坚强、脆弱首先触及到的只是它的表面。 （4）
陈独秀至死都不改其独立书斋啸风的豪迈与狂敖。
1903年8月17日在《题西乡西洲游猎图》中写道：“男子丘身为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他的诗更直接的表现了他的才情纵横的大气。“垂柳飞花村路香，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鬃马，惆怅当年萧九娘。”（《灵隐寺前》，见1914年《甲鱼》杂志1卷3号)。单看这样的轻狂也许并不算什么。若是稍后一点的：“雪峰东奔朝岣嵝，江上狂夫碎白手；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夜雨狂歌答沈二》），谁都不敢说这些轻狂了，那种雷霆万钧的气魄何狂态恣肆的自信，我想凡夫俗子是难望其项背的。
“苍溟何辽阔，龙桂岂易服”此诗写于1937年出狱后，当时的陈独秀已59岁，距死还有5年光景。此诗有点难以相信出自一个行将岁暮的老人。老人在我们寻常的感觉了，如同黄昏的光芒，安详与平和。瑞典诗人拉兹维斯特写过这样的几句诗：已是黄昏/人消融于落霞/他把一切滤掉。而他依然像个孩子：率真、朴实、狂傲。
即使是穷困潦倒于江津，虽有“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的暮年伤感，却也有“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之感。我想象出，那时的他静坐书房，遥望窗外晚风吹过，远处江水涛涛。他生心茫茫，也许他有点沮丧，但并不悲观。他虽没有当年那种霸气十足，叱诧锋利，却也依然老气横秋。
他一狂到底。“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癫狂舞太空。寒幸万家蚕缩茧，暖投一室雀趋丛。纵横谈以忘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自得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戒。” （5）

陈独秀落难狱中于流居江津的这些日子里，他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了另一个峰顶。他完成了许多著述，主要以文字学研究为主，实践了他本人在五四时代就提出的“监狱——研究室”之说。
他在南京狱中完成的著述有：《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论》、《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一些未完成的著述都在江津逐一修改、补充完成。如《古音阴阳入用例表》和《连语类编》淡然最重要的成果是编写《小学识字课本》。
文字学在当时算是一门冷僻的学问，陈独秀选择文字语言学，这与他始发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不无关系。只有首先消除了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才更有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进而适合国民接受。因为“思想文化的传播首先在语言上得已突破。”但终不能排除排遣愁闷的成份，因为他晚年花在著述方面的精力远没有孜孜不倦的探索自己最后的政治意见的时间多。他依然固执。
我没有办法肯定他著述的学术价值，但他那种知难而上的精神以及忠实于自己信仰的执著确实可以乐道的。 （6）
陈独秀他为20世纪的历史铺垫了一个台阶，后来的许多人踩着它的台阶轻而易举走上了历史的制高点。
我辈后学之人是无缘得见先生的。只能在记载先生的书籍中展读和遥想先生当年飞扬的神采，打开那些书，先生扑面而来，在那段黑暗的历史里，先生奔走呼告，持一火烛，聊以蔚藉后来黑夜里不惮前驱的勇夫，而我也已心潮澎湃。
伟人的不幸就在于别人的渺小，然而正是因了别人的渺小，伟人才显得伟大。伟人并不是没有缺憾，而是由于缺憾，伟人才显得可爱、亲切，圆润通顺，富有世俗人情。
伟人并不是因为成功或失败而显得光彩逼人或色彩暗淡。因为我们应该相信：悲怆的生命，同样是一种力量，在奋进中不惮于失败，在沉落中孤守尊严。
[ 本帖最后由 王茂慭 于 2010-7-12 14:3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