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日藏汉籍善本书目》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陈武
写下这个题目，心里突然一沉，和华夏五千年文化紧密相连的古代文献典籍，竟有一万零四百余种善本流传在日本列岛，这还不包括清代和清代之后的典籍。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好在，北京大学严绍汤（“汤”下加“玉”）教授穷二十三年之功，曾三十余次到日本访书，细心搜寻，精心整理，编撰了一部凡三百五十余万字、分装三巨册的大著《日藏汉籍善本书目》。

该书从文化史学的立场出发，详细考察了汉籍善本的版本状态、保存机构、传递轨迹、识文记事、早期日本相关文献的记载，以及汉籍文化融入日本社会生活的诸种事项。它以最基本的文本事实，论证了中日之间两千余年的文化联系，并且为东亚文化研究和“日本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证文本基础，也为我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在“汉籍世界传播”的层面上提供了相当丰厚的基础性材料。

我们知道，在严著之前，关于日藏汉籍的著作，大约有十几种，其中，学术界经常提到的，有清人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十六卷和董康的《书舶庸谭》九卷。杨氏的《日本访书志》，著录汉籍善本二百三十六种，后经王重民先生补订，编成《日本访书志补》，两种加在一起，为二百八十二种，著录量只有严先生《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的百分之三弱。而《书舶庸谭》著录流散于日本的汉籍，不足二百种，不及严著的百分之二。

如此简单的回顾，就不难看出，严先生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在规模上，不是一倍两倍的超越前人，而是十倍乃至数十倍的超越。在著录方面，严先生的《书录》“继承了我国传统书目由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创的叙录体简明扼要、画龙点睛的长处，同时又有所开创。他十分注重这些日藏汉籍来源的考溯，一一注明它们的当今收藏者和原收藏者。如著录的《周易注疏》十三卷，严先生按一般书目著录说：‘（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疏。’接着，他又著录说：‘南宋初期刊本、陆子手识本、日本国宝共十册。’又注明：‘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本原陆游、陆子等旧藏。’这些著录，已经把此本《周易注疏》的特点、价值及其收藏情况等，都做了简赅的报告，如果就此打住，就书目来说，已经无可挑剔了。而严先生在此基础上，继承并提升了我国传统书目由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开创的辑录体广录前人有关资料的特点，用《按语》和《附录》的形式，增录了许多与该书相关的文献资料，为全面了解和进一步研究该书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视野。仍以上书为例，严先生首先用《按语》说明了该书每页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然后一一开列了该书的刻工姓名，并有简明扼要的考定文字：‘卷中避宋讳，缺画至宋高宗构字，由此推为南宋初期刊本。’”（崔文印著《根深实遂膏沃光晔》，载2007年《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五期）

由此可见，严先生对版本目录学的学识是如此的深厚，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目录学”就书论书的局限，而是开阔了学术视野，开拓了著录内容，把文本著录与学术研究在“跨文化综合研究”的层面上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是开创了同类著作中的先例，具有不估量的示范作用。

作为有史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日文化关系最宏大的基础性文献考察报告，自然引起多方的关注，该书早在一九八六年就被列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一九九零列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十年国家重点规划项目，一九九五年列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九五”重点出版规划，二零零零年列为北京大学“九八五”创世界一流大学学术规划项目。该书封面题字是我国已故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所书，我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我国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沛先生，以及日本当代最具权威的中国文献史学家尾崎康教授分别为该书作序，任序称：“《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休现了现代学者治学的方法，透过中日汉籍的交流现象，揭示出文化交流的脉络。读此书，不仅广其见，而且助人开思路。”袁序称作者“多年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故能以不尽同于目录学家的眼光，追寻中国文化东传的轨迹，审视日本藏汉籍所负载的文化意义……本书所揭示出来的中日两国复杂的关系史，已超越了文献学的范围，而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尾崎先生也说该书录的出版，“直接而具体地证明了日本对汉籍接受的历史。”

记得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七日上午，在北京大学英杰楼二层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了《日藏汉籍善本书目》学术座谈会。我有幸列席了这次会议，亲眼所见了我国著名学者任继愈、金开诚、白化文等老先生的风采，怜听了大师们对该书的品评与评价。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杨忠主持，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先生介绍了该书的出版经过，然后，任继愈先生、金开诚先生等相继发言。九十二岁的任老在发言中说：“赶上好时候，国家发达，学术昌盛，才有可能出现严先生这样的学者和这样一本大著。日本的学者肯帮忙，比英国人好说话，我到英国去看敦煌卷子，从我们这里抢去，还限制我们看，一次只许看一件。当年梁濑溟先生在英国访学，用黄金换一本宋版书。近几年学风浮躁，像严先生这种人要适当鼓励。十年磨一剑，几十年磨一剑。北大有这个条件，可以争一争，鼓励十年磨一剑的老师。培养人才是第一位的。人才不能加工。人才培养是长期性的。我们迎接文化的高潮，必须有一个阶段准备资料，积累资料，拿出中国的、世界的精华部分。十七大提到古籍整理，也是时代的要求。时代要求要前进，要发展。北大开了个好头，培养了人才。”任老的发言言之切切，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接着，金老在发言中说：“我的眼睛瞎掉了，还剩一只眼，利用这一个眼看了目录和序言，翻一翻图片，心里有很多感触，情感很复杂，没想到有这么多书，这么多善本……国宝损失的太多。在我的概念里，很多人出国是为了发财。问严先生为什么出国，他是去做资料的。现在看见这本书，是多么的艰难，我是做不出来的。严先生访书这个事，有种种趣闻轶事，今天不谈这个。但是我深知这项工作不容易，一方面，跟他的个人魅力分不开，也和他的人格魅力分不开。他非常有亲和力，我和他见面，没有三句是真话，都是调侃。但他做事情极其认真，一个学者，要真正做出不朽的成果，必须是在德的方面得到多助，达到一定的境界。对于于丹我也很赞成，有了于丹，多几百万人知道《论语》，为什么不呢？我们的学术，要分两趟车，把一部分人推到大众里，还有一种人要沉下来做学问。”接着，白化文、程郁缀、蒋绍愚等学者都相继作了精彩的发言。

对于目录学，我是外行，但我喜欢这方面的书籍。检索舍间藏书，有关目录学的还有十数本，如《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书目》、《书目与书评》、《影印<玉房山藏书薄录>》、《目录学概论》等，有事没事常把些书聚拢在案头床边，随手闲翻，一目十行地快读，看着那一本本浸润着无数文人学士穷多年心血和智慧创造出来的结晶，心里禁不住生出许多感慨。至于我写过的关于这方面的几篇“书话”小文，实在不足挂齿，只不过是聊着一个后来者对诸多前辈的深深敬意罢了。

2010-7-19


（完） [ 本帖最后由 连云港陈武 于 2010-7-19 17:2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