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打过庄稼的连枷

连枷，这种传统的农事工具，早已从人们的视野退出。即使在落后和边远的乡村，连枷也成了搁置在老一辈人记忆里的物件。然而，我对连枷的记忆却清晰而深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段岁月，在我生活的农耕兴盛的穷乡僻壤，连枷曾承担过庄稼收割后的打碾之责。

我对连枷并不陌生。它的模样不好看，消瘦而细高，几乎可以说是丑陋了。幼年，我就目睹过父亲制作连枷的过程。一个连枷的身体，主要由一根四尺多长的木把支撑。木把上端牵系的叶片能转动自如，这是连枷承担打碾重任的主要部位。另一部分是连叶，用十来根三尺长的木条并排放置，用韧性良好的枸树皮交叉缠绕，依次从上端缠到末梢。如果有牛皮代替枸皮，那再好不过了，这样做的连枷经久耐用，不会被甩得遍体鳞伤。叶片的上端，一根拇指粗、七八寸长的木棍做横轴，并拴绑牢靠，空出来的那端，穿在凿好的连把上端的圆孔里，然后在末端钉上钉子，让木把、横轴和连叶浑然一体，一个连枷就算做好了。做好的连枷，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有了劳作的责任和义务。敲打庄稼，就是连枷的使命。

当然，我也欣赏过父母挥舞连枷，在麦子、黄豆等农作物身上敲打的情景。他们头顶毒辣的阳光，一次次挥动着连枷，很卖力地敲打躺在地上的农作物。这些作物，不仅有麦子等夏粮，有黄豆、小豆、高粱等秋粮，还有胡麻、菜籽等油料。这些农作物，把孕育在子宫里的籽粒，当作珍珠一样的宝贝看重。父亲和母亲，也看重这些东西，把它们比黄金看得金贵。夏收时节，他们挥动连枷的心情，更像从庄稼的怀里抢夺“金条”。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轮番上阵，轮换着对庄稼进行细致地敲打，似乎要把这些金粒掏挖干净。不难想象，这是发生在父母和农作物之间的一场暗战。难道谁会埋怨父母的残忍？父母肩头，就压着六七张要吃饭的口，全家人一年的口粮、穿衣、看病和人情交往，都得依靠躺在脚下的庄稼。他们怎能不渴望获得更多的收成呢？这些收获，就是他们的希望。

作为农民的后代，我接受过父母的传承。当我长到能承担活计的时候，父母在疲惫不堪的时刻，会把手中紧握的连枷递给我，让我分担一些生活的艰辛。起初，我的动作笨拙，不知如何使唤连枷。我把连枷敲打下去后，却不能巧妙和快速提起，导致敲打不连贯，也没有节奏感。对农作物的敲打，完全是小孩子的挠痒痒。对此，父亲并没有过多斥责，而是耐心地教我如何捏把、用力和掌握速度。在父亲的教导下，我也能把连枷挥舞得呼呼生风。在“ 砰砰”的敲打声里，我感受到连枷甩向麦子等作物的力度，也听到了农作物在连枷的敲打下分娩种籽时幸福的“唰唰”声。挥舞连枷，我的幸福感也在胸中激荡。这种喜悦，和父母用木杈挑起农作物的残骸时看到丰厚收成的欣喜有些相像，那是看到裸露在场院平整的地面上金灿灿的麦子、滚圆的黄豆或者黑黝黝的胡麻籽时会心的快慰。

那时我毕竟年龄太小，劳动没有耐力，更没有对庄稼像父母那样的感情。由于劳作的辛苦，我竟然惧怕这种让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在我对从田里收割回来的庄稼敲打时，我的手掌和指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连枷的惩罚，把我的手掌和手指磨出水泡、血泡，滋生出难以忍耐的痛。如此一来，我对农事产生了胆怯，对农具产生了畏惧。那一刻，我清醒的认识到，我做不好一个农民的后代。子不能承父之业，或许就是不孝道。但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不是谁都愿意承受苦难的。好多人，都在机会来临之际，毫不含糊地选择了逃离。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生养我的土地的背叛，或者说是“吃了奶而骂娘”的忘恩呢？

在我的记忆里，连枷的寿命很短暂。比如，在连枷承担重任的日子，它常常被农作物磕碰得伤痕累累。每隔一些时日，连叶上的木棍、苟树皮都会受到损伤，只得在修修补补的过程中继续完成劳作。这也像父母和繁重的农活作斗争，被活计把沧桑和皱纹雕满了额头，被折磨得病痛在身。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到来，父母做了土地的主人。他们对土地务作的更精心，对庄稼的长势更关注。庄稼被收割回来，靠连枷已不能满足打碾需要。耕牛、骡马等牲口也多了，碾麦场上的石碾无可阻挡的代替了连枷。这些年，打麦机、脱粒机又代替了石碾。在平整的地块上，联合收割机直接进入田间地头，又代替打麦机。连枷这种传统的打碾工具，难道还需要呈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吗？

传统的农耕工具，都在不可遏制的消失。应该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可是，对曾经在生活中鲜活过的连枷，我视为时光这条川流不息的河上留存的一份珍藏。尽管连枷等农具躲藏到了农事外的地带，可它还在我的脑海里时时闪现。谁都不会否认，往事是一笔财富。连枷，我也一直铭记着，你曾经给我的思索、疼痛、告诫、惊喜和启迪…… [ 本帖最后由 刘彦林 于 2010-7-18 15:2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