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
　　　　　　——闲话“女祸亡国”
　　“女祸亡国”之说始于《荀子•解蔽》。他说：“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意思是说，夏桀因宠爱末喜（或作妹喜），而受其蒙蔽，心智迷乱，行为乖张，连对他忠贞不二的关龙逢也被杀了。商纣则因宠爱苏妲己，受其盅惑，为政残暴，生活荒淫，把忠臣比干、微子也杀了。在此之前，《尚书》、《国语》也有类似说法，就连《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也有类似记载，尤以《韩非子》讲得尤为具体、生动。在前人看来，奴隶社会的三个朝代夏、商、周均是亡于女祸：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还有春秋末期吴越争霸，越国为了报仇，奉献美女西施给吴王夫差，最后灭亡吴国的事，影响也是至为深远的。

　　由于南陈是魏晋南北朝的最后一个偏安王朝，因此唐宋乃至明清的诗人、词家们对其灭亡原因尤为关注。史家们倒还算冷静，更多地是在陈后主陈叔宝身上找原因，唐代名臣魏征在他撰写的《陈书》“总论”中就有一段精辟的话论及陈叔宝荒淫误国。他说陈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复溺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轴，遂无骨鲠之臣，莫非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庭，临机不寤，冀以苟生，为天下笑，可不痛乎！”在这里，魏征无一字提到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可见魏征在这一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的，并未受到“女祸亡国”论的影响。 　　当然，人们说陈后主生活上荒淫腐朽自也与他的贪恋美色、宠信后宫有关。陈后主认为南京有长江天堑，北齐打不过来，北周也打不过来，只管放心地歌舞升平，不必杞人忧天。为此，他写了一首《玉树后庭花》，辞曰：“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此诗是典型的宫体诗，香艳浓丽，不亚于萧纲。诗中所写的特定女性就是那位倾国倾城的后主宠妃张丽华。从诗中不难看出，张丽华在陈后主眼中的确美艳无比。但尾联二句却突然转为凄凉、哀伤，似乎如花似玉的美人将落于地面，归于沉寂。所以前人说这是诗谶，冥冥之中陈后主似乎已经预感到他与宠妃张丽华轻歌曼舞的美好岁月将很快结束。正因陈朝就是在《玉树后庭花》的歌舞声中轰然倒塌的，所以后人就把这首诗视为亡国之音的代表，又因张丽华是这首诗的主要描写对象，于是张丽华也就成为“女祸亡国”的典型。
据说，当日韩擒虎率领的隋朝大军已将金陵重重包围，可陈后主还在与他的后宫妃嫔们朝欢暮乐，饮酒歌舞，等他确信隋军将打进来时，逃跑已经来不及了，情急之下，他只好与张丽华、孔贵妃一起躲进一口枯井里——这就是南京有名的“胭脂井”，后来韩擒虎还是在宫人的指点下才找到陈后主，就这样，陈后主与他宠爱的两位妃子都成了隋军的俘虏。还算隋文帝杨坚宽厚，没有杀他，但张丽华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她被当作红颜误国的祸胎杀掉了。
　　其实，小小的张丽华那有这么大的本事，就算她想误国，以她的能量也是办不到的。要知道，她刚入宫时才十四岁，陈后主看她过于娇小，竟不忍心与之作爱呢。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手段再狐媚，也不至于把一个在位多年的皇帝弄得分不清东西南北吧，至于张丽华的被杀，大概是因为隋朝的将军们太过相信妹喜亡夏，妲己亡商，褒姒亡周的鬼话，唯恐隋文帝得到这个尤物后重蹈陈后主的覆辙吧。
　　可就因为张丽华的被杀，后来的诗人、词家竟然相信了陈朝亡于张丽华的说法。李白说得比较含蓄，但字里行间已透露出陈朝的灭亡张丽华难逃干系的意思。他在《金陵歌•送别范宣》中说：“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诗中把陈后主躲进景阳井以逃避隋军说成是因为张丽华歌唱《玉树后庭花》。晚唐的杜牧在《台城曲》中更是说：“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意思是说韩擒虎的大军已经打到城外了，城内的张丽华还在与陈后主轻歌曼舞。晚唐许浑的《金陵怀古》，则关合二家之说，吟唱道：“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直接把陈朝的灭亡归究于张丽华。苏轼虽说识见通达，但在女祸亡国的问题上似也难逃俗累，他在《虢国夫人夜游图》中说：“当时亦笑张丽华，不知门外韩擒虎。”与杜牧的看法如出一辙。当然，《玉树后庭花》写的是张丽华，又是张丽华歌舞的成名曲，既然后人把此曲视为亡国之音，张丽华自也逃难干系。不过说到责任，总有主次之分：歌词为陈后主所作，又是他指令张丽华歌唱此曲，张丽华作为一个年青的后妃自然不能抗命，只能倾其才色尽情表演，以博得陈后主的欢心。至于这首靡靡之音的舞曲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甚至导致亡国灭种的悲剧，这只怕也不是这位年青的妃子所能预料到的。至于她的天生丽质似也不应成为祸胎的理由：一个女人长得美不应成为她的罪过，有罪的应是沉迷于女人美色的男人。本来，一个男人喜欢美丽、漂亮的女人也不为过。古人云：“食色，性也。”爱美是人的天性，问题是你不能为了美丽的女人而忘了江山社稷，人们只要看看历史上那些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帝王的下场，如唐玄宗、李后主、宋徽宗之流，你就不难明了这个代价有多重！一个男人，尤其是身为帝王的男人，他身上肩负的责任太重了。他可以爱美人，但绝不可忘了江山社稷，那些所谓“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帝王都是些政治上的昏虫，如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徽宗赵佶，还有后期的唐玄宗李隆基，他们都属于“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封建帝王，结果前两位都丢了江山，成了敌国的阶下囚；唐玄宗晚年的昏庸则直接引发了“安史之乱”，差点把大唐帝国推到崩溃的边缘。合格的帝王与称职的男人应该是既爱江山又爱美人，而且应该把爱江山摆在第一位，把爱美人摆在第二位——因为只有江山稳固了，你才能更有条件地去爱美人；否则，你把江山丢了，美人也会离你而去，或者变成别人的美人。如马致远《汉宫秋》中的汉元帝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只好把心爱的王昭君送给匈奴单于，以缓和匈汉关系；唐玄宗在六军哗变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卫士们把贵妃杨玉环用白绫吊死；至于宋徽宗，在汴京被金兵攻破后，不仅自己成了俘虏，连后宫的佳丽三千也成了金人的战利品。这些都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血的教训！其实，真正有作为的帝王是既能爱江山也能爱美人的。
　　记得《左传》中曾说到，一次齐桓公对管仲说，我很爱色，不知对国家有没有妨害？管仲回答说，作为国君爱色并无大碍，但关键要会用人，只要用好了执政大臣，那国君尽可放心地去爱美人。由于齐桓公重用管仲，使齐国国政大修，他也成了春秋时的霸主，可后来管仲一死，桓公用人不当，造成国政不修，当桓公死时，他的几个儿子忙于争权夺利，连父亲的丧事也不管，结果桓公死了七天，尸体上的蛆都爬到了户外。汉高祖刘邦原本只是个高阳酒徒和好色之徒，但他具有帝王的心胸与气度，重用“汉初三杰”，结果不仅推翻了暴秦，还打败了项羽，肇建了西汉帝国。汉武帝说来也是个好色之徒，先后宠爱过陈阿娇、李夫人、卫子夫、钩弋夫人，但因他雄才大略，爱美人而不为美人所惑，使西汉成为雄视四海的大帝国。唐太宗也同样好色，但因他善于任贤纳谏，先后任用一代贤相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征，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成为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唐玄宗的好色更是冠绝古今，可他的前期却是贤明君王，这得益于他先后任用了贤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于是才有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可步入晚年后，他变得昏庸腐朽，任用奸佞小人李林甫、杨国忠为相，又重用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弄得一团糟；同时，为宠爱杨贵妃，竟然“从此君王不早朝”，直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才有所警醒，可一切都迟了，儿子李亨在临武即位，尊他为有名无实的“太上皇”，最终他只能在凄风苦雨中死去。可见，作为封建帝王爱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爱色而昏了头脑，乱了方寸，坠入爱河而不能自拔，因为色欲而最终丢了江山社稷。只要我们头脑稍微清醒一点，就应该明白，在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不管你是贵妃还是皇后，都不过是帝王的玩物，在皇权至上的条件下，宫中女性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就连皇后也不过是“臣妾”，皇上稍不如意，就可要了你的命。只要帝王头脑清醒，宫中后妃弄权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除非帝王真是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昏虫，或是个象贾宝玉式的多情种子，把女人视为“水做的骨肉”，男人则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子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成天泡在女人堆里，把江山社稷都置之脑后，这才有可能因美色而亡国。但即使这样，责任也不在于宫中的美色，而在于帝王本身。所以，所谓“女祸亡国”论、“红颜祸水”论，不过是男人的混账逻辑，不过是男人为那些丢了江山社稷的昏庸帝王开脱罪责的遁词。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杜牧“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的诗句，证明杜牧之把陈朝的灭亡推到张丽华头上是毫无道理的，可说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扭曲。陈朝的灭亡，说到底都是后主陈叔宝惹的祸，是他的昏庸无能、荒淫腐朽造成的；是他成天痴迷于《玉树后庭花》的淫靡之音和后宫妃嫔们的轻歌曼舞之中。遗憾的是，自杜牧的《台城曲》出来后，人们往往对张丽华美色误国的说法深信不疑。只有明末清初的吴伟业没有人云亦云，他要翻历史旧案，为此他写了一部杂剧《临春阁》，有意反前人之道而为之。剧中他塑造了两位可敬可爱的女性形象，一位是以武见长的冼夫人，一位是以文见胜的张贵妃。在国势危殆的形势下，他们一文一武，全力救国，终因实力不济，张贵妃殉国，冼夫人入山为道，谱写了一曲巾帼胜过须眉的威武雄壮的大戏。虽然此剧纯属独撰，不大容易服人，但至少打破了“女祸误国”的千年宿论，让人耳目一新。

　　其实，古代一些有识见的文人也不大相信女人能够亡国。譬如关于西施亡吴的问题就有一些人很不以为然，并作诗为西施辩诬。晚唐陆龟蒙《吴宫怀古》说：“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堪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认为吴王的所作所为件件都可亡国，何必责怪西施呢。同属晚唐的罗隐也说：“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西施》）意思是说如果西施真有本事灭亡吴国的话，那越国最后的灭亡又该由谁来负责呢。王安石是封建政治家，他的眼光自要高出一些浅陋的文人，他在《宰喜否》中：“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胎？但愿君王诛宰喜否，不愁宫里有西施。” 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国之安危主要系于谋臣，宫中的妃嫔即使美如西施，也不能成为亡国的祸胎；吴国之亡佞臣伯喜否要负主要责任，而不关西施之事。后蜀灭亡后，诗人、词家王建曾作有一首《述亡国之由》诗，后蜀主孟昶的花蕊夫人徐氏被掳到北宋，太祖知道她能歌善写，便让她作诗，她稍加思索，将王建诗改成：“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意思是说，我一个宫中女子那知道外面的事，后蜀的君臣军民一个个都是软蛋，敌军一来，你们就竖起了降旗，我一个弱女子又能如何。显然，花蕊夫人认为，后蜀之亡责任在于作为君臣的须眉男子，后宫女子是不应承担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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