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

文/堂珂

　　一想起父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我的眼眶就蒙上一层湿漉漉的雾霭，一些事物的碎片就在这湿乎乎的雾气里沉浮，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就像一群大大小小的鲸鱼，在波涛汹涌的时光大海里游曳，一会儿露出黑油油的脊梁，一会儿露出白花花的肚皮，一会儿喷出一朵朵洁白的浪花。
　　父亲在百里外的县城上班，吃公家饭，这既是我脸上一朵荣耀的阳光，向伙伴们炫耀的资本，也是我童年痛楚纠结的来源。这种痛楚既是身体的，也是内心的。比如干活时一不小心崴了脚，脚脖子肿得跟发面饽饽一样，一个甚至几个星期都不能去上学，看不到阿彩那张桃花般红腾腾的脸蛋，不能跟伙伴们一起钻树林掏鸟蛋，不能下河捞鱼摸虾抠蟹子，就把满腔的怨气全撒在父亲身上，即使正赶上他回家而且带了好玩好吃的，我也故意不搭理他——谁让他自己在城里吃得好睡得好逍遥快活不管我们娘几个的死活呢；比如给玉米施肥或者掰玉米，那些细密的看似柔软的茸毛，却像锯齿一样把胳膊脸颊腿肚子啃噬出一道道血印子，一出汗，麻沙沙的疼；比如被大孩子欺负时没有父亲在身边做强有力的支撑，说起话来动起手来难免底气不足；再比如小小的年纪面对强大的劳动任务时的那份胆怯，被任务压倒时的那份懊恼、沮丧，甚至是怨恨。假如父亲在家，这些活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大喊一声，聚集在头顶上的沉沉的阴霾即可烟消云散；他的大手一挥，一堵堵又高又厚的围墙即可土崩瓦解。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少正眼看父亲，即使瞟一眼，那眼神也是满含怨恨。
　　别家的孩子即使干活，也只是给大人打打下手，帮着干一些轻快零碎的，比如拔青草喂猪喂兔子——要是喂鹅喂鸭的话，得用菜刀剁碎了才行，最好再掺上一点点玉米面或者地瓜面，这样那些鹅鸭就像喂了化肥的一米一样蹭蹭蹭地往上窜；比如割青草晒干了积攒起来留着冬天喂牲口——那些牛呀驴呀马呀，它们的胃口大得很，一个冬天就能吃掉一大垛干草；再比如跟在大人的身后拾拾麦穗，给大人拉拉车子，或者牵着牲口到河套里山坡上吃草。可是我就不行了，五口人（母亲、姐姐、我、弟弟和妹妹）的地，只有母亲一个劳力，地里家里大大小小的活，从送粪犁地挑水割麦子这些粗活重活，到五个人的吃喝拉撒睡，全都拴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当初是以怎样的毅力过五关斩六将硬挺过来的，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未解的迷。姐姐高中毕业以前还能利用业余时间帮着母亲干些稍重点的体力活，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父亲在县城里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她每个月就像父亲一样只能回家一次了。而弟弟，还没上到三年级就让父亲接到城里上学去了，说是城里条件好，兴许能考上个中专或者大专什么的，当个蹲办公室的干部，一来可以光宗耀祖，二来端上个铁饭碗，一生也就衣食无忧了。弟弟进了县城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很快就跟一帮城里孩子混在一起，滑旱冰，打台球，进录像厅，吸烟，这些行径很快将一个乡村孩子的朴实能干销蚀掉，使得父母眼巴巴的期盼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所以，我理所当然的成了母亲的贴身助手。所以才有了以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1、照看妹妹的那些夜晚，恐惧如影随形。


　　那个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大人又忙于农活，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小孩一般由年迈的老人，或者稍大点的孩子照看——我是姐姐带大的，弟弟和妹妹是我一手带大的。记忆犹深的是晚上照看妹妹的情景。那时还是大集体，到了秋收的时候，白天，女社员们割地瓜秧子，搂地瓜叶，男社员们刨地瓜，按照人口将地瓜分成一堆一堆的。到了傍晚，要么把分的地瓜拉回家，要么切成片晾晒在地里，等干了再收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地瓜干了。我家没男劳力，又加上晚上黑灯瞎火的搬运不方便，一般都切了晒在地里。
　　下午放了学，母亲把妹妹往我怀里一递，就用小推车推着切地瓜干的铡刀、簸箕、框子，拎着灯笼去地里了，饭也来不及做。我饿了，就着咸菜疙瘩啃个窝窝头将就一下，可是才半岁大的妹妹饿了咋办呢？母亲走时给妹妹挤了半碗奶，拿出了一页饼干，等这些吃完了，天也黑透了，可是母亲还没回来。我瞅瞅院外浓重的夜色，一边嘴里学着母亲哄孩子的声调轻声哼唱着，拍着她的肩膀和屁股，一边来回不停地走，耳朵一直支楞着捕捉着母亲回家的脚步声。妹妹饿得哇哇大哭，我急得眼角噙着泪，实在没办法，就把窝窝头掰开，用手指捻得碎碎的，一点一点地往妹妹的嘴里填。可是不行，那么粗糙的东西一个还在吃奶的小孩子怎么能咽得下呢？
　　夜深了，外边传来狗吠的声音，一阵紧，一阵松；风吹树枝的呜呜声，一会尖，一会粗；还有夜猫子的叫声，一会儿在屋前，一会儿又转悠到了屋后，令人毛骨悚然；似乎还夹杂着隐隐约约的狼嚎声，让人胆战心惊，腿肚子直打哆嗦。那种感觉跟《口技》里的众人听到房屋倒塌时“两股战战，几欲先走”的感受一个样吧。我把屋门关紧，插上栓，上了炕，紧紧地抱着妹妹躲靠在墙角处，心怦怦直跳，恨不得钻进墙缝里。突然觉得肩膀痒痒的，低头一看，原来是妹妹的小嘴不住地吮吸着我的肩膀——她把我的肩膀当成母亲的乳房了吧，这个可怜又可爱的小家伙。
　　迷迷糊糊中，只听得咯吱一声，院门终于响了，母亲披着满身的汗水和疲惫回来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在嗓子眼一直高悬着的心终于落回到了肚子里。母亲顾不得擦把脸，抱起妹妹，把奶头塞进妹妹的嘴里，妹妹闭着眼贪婪地吮吸着，啧啧有声。听着这香喷喷的啧啧声，我酣然入睡。

　　2、歪歪扭扭磕磕绊绊中，小推车带我品尝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小推车是农村最普及的农具之一，跟?头、锄头、铁锨、镰刀、犁一样必不可少，送粪、推水、搬运粮食及其秸秆，赶集买卖牲口等，哪样也少不了它。车身用木头做成（必须是结实的木料，比如槐树，柞木，松木等），中间一个轮子，轮子四周有凸起，后边两个车把，把东西放在轮子凸起的两侧，用绳子捆好，在肩上搭根编织的扁形绳子，我们这里叫攀绳，就可以推东西了。印象中我很小就学着推车了，刚开始推不好，往往是东西装得多了，力气又太小，两只手刚刚够着车把，鼓足劲把车子推起来，踉踉跄跄地没走几步就歪倒了。羞得脸通红。车子歪了把路挡住了，赶紧解开绳子，把东西重新装好，再走，结果没走多远又歪倒了。心里那个气恼呀，委屈呀，当然还有怨恨，恨父亲不在家，要是父亲在家的活，这些活就不用我干了。泪珠子在眼眶里转呀转，想起姥娘的那句话，我使劲憋住不让它掉下来——每当受了委屈想哭的时候，姥娘就在我的耳边念叨：男子汉大丈夫流汗流血不流泪，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一屁股坐在路边，看蓝天上白云羊群一样缓缓移动，看蜻蜓在身边飞来飞去，真想马上生出一双翅膀，变成一只蜻蜓，自由自在的飞翔，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再也不受这劳累之苦。有时干爷碰见了，就帮我把车子扶起来，说：孩子，别泄气，书本里有黄金屋，这车子上的东西比金子还金贵呢，这是填饱肚子的粮食呀，只有推回家，才不会挨饿。干爷喝过一些墨水，当过私塾老师，他的话虽然有点文绉绉的，但总是深入浅出而富有哲理，让人心服口服。我噙着泪，勒紧腰带，往手心里吐口唾沫，搓搓，咬咬牙，再推。实在不行，我就卸下一部分，回来再推一趟。
　　我稚嫩的肩膀在攀绳的勒磨下变得皮实了，我歪歪扭扭的脚步在反复的丈量中变得坚定有力，我的身体越长越高，越来越强壮了，脚下的路也变得平坦了。我坚定而轻松地走在散发着泥土腥味的小道上，欣赏着路两边的风景，终于体会到了劳动和收获的快乐。我不再羡慕那只单薄低飞的蜻蜓了，那只高空的雄鹰开始在我的瞳孔里翱翔。我看到大山那边的海在向我招手，那些扬帆出行的船只在我的瞳孔里燃起一团红腾腾的火焰。
　　不知不觉间，我储存了足够远行的力量。
　　后来，我们几个师范同学骑自行车去泰山，从潍坊到泰安，四百多里路，我一路领先。爬有名的十八盘时，他们停停歇歇了好几次，而我，竟然一鼓作气直达南天门。2004年，在深圳大梅沙浴场，我和同学王东祥游出了几里路，把管理员吓得用大喇叭吆喝我们赶紧回来——看着在海边浅水里套着救生圈海浪一来就大呼小叫的那些养尊处优的老板和白领们，我俩脸上洋溢着一种胜利者的自豪。再后来，在北京参加公司的拓展训练，各种所谓的高难度动作我游刃有余，脸不红，心不跳，腿不打颤，让那些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瞠目结舌。那次公司组织爬香山，岁数最大的我也是第一个到达山顶的，同事们都翘起了大拇指，老板因此奖励了我一把瑞士军刀，一个军用水壶。这时我才明白，是童年的那些劳动，让我有了挑战困难的勇气和资本。从这个角度讲，我衷心感谢父亲不在身边的那些日子。
　　许多人在进入城市后竭力想抹掉乡土生活的痕迹和气息，我却一直暗暗告诫自己：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后代，在鲁南一个叫做老峒峪的山村里，我度过了心酸而又温暖的童年，我是听着蛙声和牲口的叫声吃着五谷杂粮长大的。每当在热闹而荒芜的城市里意志消沉甚至走投无路时，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常常为我打开一扇门——木门吱吱呀呀的打开，野花的香味、河水的清凉、啾啾的鸟鸣、哞哞的牛叫声，潮水一样将我千疮百孔的心抹成一片平整的沙滩，将满腔的阴霾一扫而光，扫出一片辽阔的湛蓝。那段贫瘠、劳累而又多姿多味的岁月呀，是我在日渐荒芜的城市里生存下去的慰藉和动力。那是一笔心灵的财富，取之不尽，难以忘怀。

　　3、一根担张的咯吱声里，演绎着我童年的辛酸与甜蜜。
　　一说起挑水，我就情不自禁的摸摸右肩，为啥？因为小小年纪就用右肩挑水，我的右肩比左肩明显矮那么一截。
　　当过农民的人，有几个没挑过水的呢？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根担张（形状跟扁担一样，只不过在扁担的两头各装了一个铁钩子，用以勾住水桶），两只铁桶，一条崎岖不平的弯弯山路，连缀起一段难忘的挑水岁月。家乡多山，山上地薄，只能种些耐旱的作物，比如高粱、谷子、花生、地瓜等。除了高粱和谷子是趁着雨后地湿耕种外，花生下种时要用水，栽地瓜苗也要用水。地在山上，水在山下的河里或者沟里，要用担张和水桶把水挑到地里。人家都是大老爷们挑水，妇女载苗、覆土，父亲很少回家，挑水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和我的肩上。有时母亲实在累坏了，就让我学着挑。个子不够高，水桶老是碰着地，我就把担张两头底下的铁钩子在担张上缠一圈，这样水桶就能离开地面一段距离了。顺着山间羊肠子一样的小路下到山脚下的河里，用水瓢把水桶盛满，鼓鼓劲挑着往山上走。有些路很陡，身子倾斜着，既要注意脚下不让石头绊倒了，还要维持身体和水桶的平衡，有时一不小心水桶碰了地，桶里的水就洒了，脚下一滑，人也会摔倒，弄得浑身是泥不说，有时还把膝盖胳膊擦伤，冒出殷红的血，那样子真是狼狈不堪，气恼万分。真想把担张一扔，不挑了。可是不行，母亲还在眼巴巴的等着呢。一家人的肚子需要这水养着呢。于是用手抹把脸，抹掉满脸的汗水和泪水，拾起担张和水桶，再折回去重来。好不容易捱到了地里，桶里的水往往洒了一大半。我年纪小，肉嫩，挑不了几趟肩膀就又红又肿。摸着红肿的肩膀哧溜哧溜吸冷气。母亲心疼了，把她擦汗的毛巾垫在我的肩膀底下。慢慢的，我肩膀的肉厚实了，不疼了，腿也粗了，壮了，腰也直了，胸膛也挺了，这时候觉得挑水并不完全是件苦差事，其实苦中有乐。有时碰到蚂蚱会放下担张去捉，有时发现了一种野果会兴高采烈地去摘，有时看见一只鸟飞进了一从茂密的地方，赶跑过去看看那是不是它的窝。要是有窝的话，兴许能捡个雏鸟养着，聊以自乐；有时还能捡到几个鸟蛋呢——回家放火堆里一烤，或者去了蛋壳放在碗里搁篦子上一蒸，在那个贫瘠的岁月里，几个小小的鸟蛋就是美味一顿呀。
　　充当母亲的贴心助手非我本愿，那其实是命运的冥冥安排。当时的我倍感委屈，还对父亲心存怨恨，可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想，那其实是一种锻炼，一种积累，一种动力，一笔用金钱买不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感谢父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它使我筋骨强健，能忍受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身体的劳苦；它使我不管面对多么大的困难都能临危不惧，坦然面对。

[ 本帖最后由 堂珂 于 2010-7-8 15:5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