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

　　　　　　　　　　　　　　　　意志
　　七零年我刚进入湘潭师专读书时，总看到这样一幕：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挑着一担灰桶（装和好的沙石、水泥桶子）在校园内来回行走，她个子很矮，大约一米五十多一点，头发已经白了不少，脸上堆满了皱纹，走路已有点左右摇晃。我心里想，学校要请临时工也不至于请个年近花甲的妇女吧，这是为什么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有意向传达室的阿姨打听。她轻轻地，又带有几分神秘地告诉我：这个人叫秦文兮，原来是湘潭师范的校长，五八年打成右派，文革中被开除党籍，还被判了刑，现在是监外执行。我听后“啊”了一声，觉得这看似简要的介绍中还充满着疑团。 　　后来又听我的老师说，这个秦文兮可是湘潭的大名人呢，她是四十年代中期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毕业生，据说还深得闻一多的赏识呢。五十年代湘潭地区有五大知识分子，她们家就去了两位。她是师范的校长，她丈夫是湘潭师专的校长。只是她的命啊真是倒霉透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先是被批斗，后来更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被判了刑，现在是监外执行。她丈夫文革中投塘死了，四个儿女有三个下放，只有一个小儿子在身边。真是可怜那。

　　听这位老师的口气，对秦文兮可谓是满掬同情，我也不由得对她产生怜悯之意。在我的小学、中学老师中虽也有被打成右派的，可并未有那一位被强令劳改，更未见那位被判刑，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我在师专读了两年书，秦文兮也就挑了两年的灰桶。据说她原来是师专（湘潭师范并入湘潭师专）教职工中工资最高的，可现在只给她发生活费，大概也就一二十元吧。可看她挑灰桶的样子却并无痛苦之状，当然也未见她笑过。 　　后来我留校任教，渐渐地有机会单独接触她了。 　　大概是七四年吧，她再也没有挑灰桶了，而是到图书室当了管理员。有时我去图书室借书，碰上她值班时，我还是很客气地喊她“秦老师”，她则很热情地给我拿书。 　　又过了三年，她被进一步落实政策，于是从图书室来到了中文科，成为一名教师，并且与我同组，一起教古代文学。这样我与她的接触就更多了。我原想着象她这样多灾多难，又摊上中年丧夫，只怕是心情忧郁，话语不多吧。没想到她仍旧性格开朗，喜欢谈吐，说到高兴处还少不了哈哈大笑。有一次我试着问她：“秦老师，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唐校长也不幸去世，四个小孩有三个下放在农村，你心里只怕有不少怨气吧？”没想到她却爽朗地说：“前人早就说过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人生在世，哪能样样如意呢。虽然我有过不幸，但现在党和政府已给我恢复了名誉，工资也照发了，我还有什么怨气呢。”听了这话，我心里想换了别人只怕是满肚子牢骚，或许还要骂娘呢，可她却一点怨气都没有，真是难得。 　　后来，她的三个儿女都回了城，安排了工作，加上政府又给她补发了工资，家庭条件自然是大大改善，她也就变得更乐观了，成天话语不断，笑声连连。

　　她娘家与婆家都是书香门第，受父母影响，她的四个儿女都会读书，七七年恢复高考，四姊妹全都参加了高考，统统都被录取：老大与老四进了师专（老大作为超龄青年要多八十分），老二进了师院，老三进了师范。对此，她的高兴全都写在脸上了，说起话来声调都高了八度。

　　其实，秦老师的为人是很令人信服的。尽管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可她却童心未改，说话、办事毫无城府。开会讨论时，有什么讲什么，从来也不会拐弯，有时弄得科里领导不高兴，可她却象没事人一般。七九年全国第一次加工资，她第一个表态放弃。有一天，她看到报纸上刊载了某单位领导主动让出指标的文章，她就兴冲冲地去找科里的支部书记和主任，正好我在路上碰见她，问她什么事，她说她要去找书记和主任，要他们把调资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年青老师，我对她说：“秦老师，算了吧，这事很犯忌的，何必使领导难堪呢。”可她却说：“别的领导可以让，难道他们就让不得！”说完，她就径直到支部书记那里去了。 　　我与她同在一个教研组，她虽是我的长辈，可两人的性格比较相投，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比较多。那时我还没有找对象，她也不禁为我着急，于是私下里为我物色对象。一天，我从湖南师院进修回来，路过她家时，她要我进去，看她的神情有点异样。坐下后，她对我说：“小郭，你已经二十九岁了，还没找对象。我原想把我的女儿介绍给你，谁知她下放时已找了朋友。现在我想把林老师的女儿介绍给你，你看怎么样？”我起身向她表示谢意，并表示说：“既然您有这番美意，那我就先接触看看吧。”我知道她与林老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她出面当红娘，肯定代表了林老师的意思，于是就开始了与方女士（其父姓方）的交往。后来我发觉方女士太娇嫩，生活上有不少小毛病，觉得这种人难侍候，便对她说：“秦老师，我与方女士生活习性相差太大，合不来，请原谅我的失礼，还请向林老师代为致歉。”她听了并不见怪，而是说：“既然合不来，那就算了吧。”几个月后，经人介绍，我与现在的妻子正式开始交往。她得知后，不仅没有闲言，还很高兴地对我说：“小魏很不错，祝贺你。” 　　七九年我结婚，因手头拮据，向她借钱，她二话没说，就把存折给了我，说：“你要取多少，你自己看着办吧。”面对她的一番赤诚，我深深地被感动了，不由得动情地说：“秦老师，您真是个好人，谢谢！”
八零年，学校建了一批一室一厅的房子，我有幸与她成了邻居，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更多了，对她的了解也就更深了。她没有任何嗜好，生活非常俭朴，穿着也很朴素，可对他人、对社会却充满了关爱，经常掏钱资助有困难的学生、同事，还常常向幼儿园、福利院捐款。每当湖南发生水灾，别的省份发生水灾、旱灾或地震，她一捐就是几百。她的二儿子经济条件较差，加上脑子又有点毛病，对她的到处捐款很不理解，时常向她发脾气，甚至动手要打她。她一方面忍受着儿子的抱怨，一方面则进行耐心解释。 　　八二年下期，我去北师大进修，她于十月来北京走亲访友，特地打电话给我，要我与另一位同事同她一道去她的一个学生（北师大历史系的老师）家里作客，又嘱托那位学生对我俩多加关照。第二天，她又要我与那位同事一起去她表哥家作客，她还告诉我俩说：“江姐的儿子是我表哥的女婿，也许明天可以看到。”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都是在江姐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听说或许能见到江姐的儿子，我俩都很兴奋。第二天，我俩怀着激动的心情与秦老师一起前往她表哥家。到那里一看，原来是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条件自然是不错的。她表哥很客气，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招待我们，遗憾的是江姐的儿子那天有事，未能来岳父家，这让我俩很是怅然。

　　我们学校的人都说她的命是最苦的，天下最不幸的事接二连三都发生在她身上。先是五七年打成右派，文革中丈夫被迫投水而死，然后是自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刑。落实政策后，刚刚好了几年，不幸的事又接踵而来：八四年女儿离婚，调往北京一所中学任教，不到一年，因评先进工作者的事不如意，大发了一顿脾气，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从楼道上摔下来，摔成重伤，没几天就伤重而亡。刚过了一年，大儿子在武汉大学进修，中秋时与朋友聚会，因喝酒过量，上厕所时倒地身亡。老来丧子丧女的巨大打击让秦老师悲痛难禁，她也因此而嚎啕大哭。可她哭过之后，又照常工作，并肩负起照顾孙女、外孙女的责任。她知道女儿、女婿的离婚责任多在女儿身上，于是为了补偿女婿，她干脆认女婿为儿子，把外孙女当作孙女来照顾。

　　作为她的邻居与后辈，看着她成天为工作、为家庭、为孙辈操劳、奔忙不已，我既深受感动，也不免为她担心，唯恐她累倒。可看她的样子，照样精神饱满，有说有笑。面对这个又矮又小又瘦的老人，我不由得发自内心产生一种敬佩之情，觉得每个人如果都能象她一样地对待生活与工作，困难与不幸，天下哪还有做不成的事，迈不过去的坎啊！

　　好象那位哲人说过“不幸的人老碰上不幸的事”，而这好象说的就是秦老师。按说她一生遭遇的不幸已经够多了，可老天还要折磨她，连天外横祸也降临到她头上：一天，她上街买东西，回来时路过一栋正在修缮的房子，万万没想到一根承瓦的横木突然坠下，不偏不斜砸在她的头上，当场把她砸昏在地。好在离学校不远，本校的老师发现后把她送到医院，打了几瓶吊针后，她才醒过来。让人想不到的是，她第二天就出院了。别人劝她说：“被木头砸昏在地，这可不是好玩的，还是多住几天医院吧。”可她却笑笑说：“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还有一次，她去二儿子家看望孙子，回来时因天色太黑，她一脚踩空，摔到了沟里，结果把右腿摔伤，逼得她只好手拄拐杖走路。 　　八六年她退休了，可她总觉得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太少，她想还要为社会做点事，于是不断向中文系提出她愿意义务上点古典文学的课，或开点讲座。系里考虑她一生多灾多难，身体又不好，只好耐心地劝说她，要她好好地安度晚年。她见此路不通，就把精力投向社会事务，或到市图书馆清理书籍，或到市幼儿园搞幼儿教育，或到市政协编辑文献资料。反正她就是不想闲下来。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中文系负责，她觉得我们是老邻居，关系又不错，这下她想为中文系义务上课有希望了，于是专门写了报告交给我，要我特批。我当面感谢她对中文系的关心，可对她的请求却不敢贸然答应。我想她已是七十大几的人了，新校区又离她家十几里地，来往实在不便，于是打电话给她在本校的儿子，征寻他的意见。他儿子说：“别理她，她就是闲不住。她来新校区上课，麻烦多着呢。”既然她儿子这样说，我也就来了个不了了之。

　　九零年我搬到了新校区，我们之间的来往有所喊少，好在我的邻居就是她朋友的儿子，她每次来看她的朋友少不了来我家看看。我见她头发已经全白了，走路也有点左右摇晃，人瘦得只剩下六十多斤，心里不免伤感，就对她说：“秦老师，岁月不饶人啊，您老还是多保重吧。”她听了，笑一笑，点了点头。

　　二零零二年，秦老师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历程，驾鹤西归。学校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亲属、朋友、故旧、同事、同学、学生纷纷前来悼念，把殡仪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学校党委书记亲自宣读悼辞，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评价她的：“秦文兮同志虽然曾经受到不公正对待，遭受了不少磨难，但她始终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从不动摇自己的信念，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品质。”的确，象她那样虽倍受迫害与磨难却精神不倒的人实在少见。对于一个瘦小的女性来说，风华正茂时被打成右派，中年时失去丈夫，将老时被压在社会底层，耆耄时痛失儿子和女儿，这种种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可她却对人生、对社会始终充满信心，积极乐观，发奋进取，这的确让许多须眉男子汗颜。

　　为了表达对秦老师的哀悼之情与敬佩之意，追悼会上我也恭献了一幅挽联：“不是好命，偏当好命，命运多舛；虽非吾师，胜似吾师，师范永存。”但愿秦老师的在天之灵能接受我的点点心意。





[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6-11 12:0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