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太

马老太

　　这里说的马老太决非“马列主义老太太”之谓，而是指昔日湘潭师专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一位副校长，因她姓马，叫马骏，年纪又已经五十大几，故人们尊称她为马老太太，为了省事，后来人们干脆称她“马老太”。

　　她原是北京外交学院的一位业务干部，文革中下放到外交部办在湖南攸县的“五、七”干校。七三年落实干部政策，她被就地安排在湘潭师专工作。刚开始时担任教务处长，旋即提为副主任（即副校长），主管教学。

　　她来校时，我还在农村搞学校斗批改。中间回校，与我同时留校的同学告诉我，学校来了一位女干部，姓马，担任教务处长，特别平易近人，尤其喜欢年轻老师，要我去拜会她。我怀着一种好奇心理去见这位新来的马处长。她当时住在一室一厅的小套间里，身边还有一个读初中的女儿。

　　进去后，我首先自我介绍了一番，她一听就高兴地说：“我早就听说你这个郭大胆了，好，不错，欢迎你以后来玩。”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结束农村斗批改的工作后，我回到了学校。原想着可以安下心来教书了，没想到学校接到地委宣传部的通知，要我校派一名主管宣传工作的党委委员（那时还未成立党委宣传部）去五七干校学习，学校一时无人可派，见我刚从工作队回来，尚无具体工作，就点名要我去，我一听不禁哑然失笑：“我党员都不是，那能代表党委委员去学习。”学校说：“我们相信你，你去就是。又不要填表，谁知道你是不是党员。”见党委这种口气，我不再犹豫，背上行囊就去了“五、七”干校。

　　来到干校后，我意外地碰上了高中时的政治老师，他已是县委委员。师生相见，自然无话不谈，他无意中说到前次在干校学习时结识了马骏同志，并得知她已在我校任教务处长，嘱托我回去后一定向马骏问好。
干校学习结束后，我回到了学校，并很快去了马主任家（此时她已是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了），听我带来刘老师的口信，她大为高兴，立即谈起她与刘老师在“五、七”干校的交往。从这以后，她似乎就特别喜欢我了。

　　她是天津人，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对京剧有着特别的爱好，尤其喜欢马派（马连良）。那时，文艺生活非常单调，看的、听的无非是八个样板戏，特别是京剧样板戏，学校的文艺演出主要是学唱京剧样板戏。我本来没有多少文艺细胞，可唯独哼京剧有板有眼，而我的嗓音又接近于马派，这么一来，我与马老太的接触就更多了。有空时，她就让我到她那里去，同她一起唱《沙家浜》。来往一多，我也就比较放肆，经常到她那里噌饭吃、噌酒喝。有一次，熟人送了她一瓶好酒，她对我说：“小郭，橱櫃里有瓶好酒，你打开喝吧。”我本有酒兴，听说有好酒自然是按捺不住，于是手忙脚乱地就去开瓶，未曾想左手没拿稳，结束“砰”的一声，把酒瓶打了个粉碎，酒则流了一地。我的脸腾地就红了，站在那里愣了半天，觉得太对不起人了。马老太见我这个样子，连忙哈哈一笑，说：“小郭，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是一瓶酒嘛。没酒喝，我们就喝茶嘛。”听马老太这样说，我才自我解嘲地说：“真倒霉！眼看着一瓶好酒就这样报销了。”

　　我在年青老师中是出了名的“郭大胆”，什么场面也不怕，什么时候也敢上台去讲话。七五年评《水浒》，我竟然代表地委宣传部作了十几个报告。马老太很欣赏我的这种大胆，觉得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股冲劲。那时我校还没有历史专业，马老太觉得学中文的不懂历史不行，就要中文科开设中国古代史，可问来问去，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马老太不由得急了，就找到我说：“小郭，既然没有人愿意开这门课，那就你来吧。”我一听，急了，赶忙说：“哪那成啊！我又不是学历史的，那能讲中国古代史啊。”她鼓励我说：“我平日听你的谈吐，你对中国古代史还蛮有兴趣，你就大胆地干吧。讲不好也没关系，责任由我来负。”我还想推辞，经不住马老太的一再打气，只好壮起胆子接受下来。没想到，经过我的一番准备，开课的效果还不错。马老太听了学生的反映后，对我来了信心，于是又对我说：“你干脆再开一门世界史吧！”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对她说：“马老太，您没发烧吧，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听出我的话里有些火气，就赶忙解释。我知道自己的底子，胆子再大，也不敢接这样的磁器活，不管马老太怎么劝说、鼓励，最终我还是没答应。

　　马老太喜欢年青老师，并不限于我，而是把年青老师都当朋友看待，经常与年青老师接触、聊天，与他们谈心。年青老师在她面前也毫无拘束，往往无话不谈，即算是恋爱、婚姻问题也毫无隐瞒。

　　我因一直想调回家乡工作，而家乡教育部门也总想调我回去，故一直也没谈对象。到了77年，我已经28岁了，还是单打一，老师、领导一见都有点急了，总想给我找个对象，稳住我。

　　我的一个老师及师母对我印象不错，正好师母的一个妹妹比我小一岁，老师和师母就找到马老太和科主任，说是请他们俩个出面做个介绍，马老太和科主任一听正中下怀，立即点头答应。第二天，马老太就打电话给我（当时我在湖南师院进修），要我当天赶回学校，并在她那里吃晚饭，口气则是命令式的。我以为有什么大事，上完课就赶回来了。

　　我直接赶到马老太家里，一进门，她就笑着对我说：“小郭啊，喜事，我要当红娘了。”然后就跟我说起某老师托他把姨妹子介绍给我做朋友的事，我一听着实很感动，一者感谢老师对我的厚爱，二者感谢马老太对我的关心，并立即说：“谢谢你们，听你们安排吧。”吃过饭，马老太就带着我到了老师家里，老师一家子正等着我呢，他姨妹子也早来了。第一印象还过得去，以后就开始了书信来往。没想到我与她的性格都好强，谁都不服软，说是通信还不如说是打笔仗，弄到后来，我忍无可忍，宣布散火。可到了这个时候，她又不干了，仍旧坚持要与我好。我的性格中本就有几份傲气，说过的话从不收回。她见我这种态度，知道凭她自己的力量已无法挽回局面，就通过她姐夫找到马老太和科主任，要他们出面做工作，希望我能回心转意。

　　这时我已经结束进修，回到了学校。马老太和科主任找到我，苦口婆心地劝我，要我珍惜这段交往，也珍惜与某老师一家的关系。我知道他俩是为我好，但我对这事已经烦透了，于是很直率地说：“我对你们感恩戴德，但这事关乎我一辈子，轻率不得。别的事我都可以听你们的，唯独这件事恕难从命。”他们俩位见我这种口气，知道挽回无望，只好叹了口气，然后向我的老师说明了情况。

　　经过这件事，我与那位老师及科主任的关系都有所疏远，但与马老太的关系却未受到影响，照样来往密切。

　　七八年底，经老同学介绍，我与学校的一位女职工建立了恋爱关系。因党委书记很喜欢她，一家子都对她亲如家人，而马老太与党委书记属不同类型的领导干部，马老太属学者型，书记是军队转业干部，两人老说不到一块，因此关系一直很紧张。因为这个原因，马老太不大喜欢那位女职工。得知我与她谈恋爱，马老太不置可否，态度不冷不热。后来我与那位女职工不顾周围的压力，还是办理了结婚手续。到了这个时候，马老太倒是不计前嫌，开始关心我的婚礼。她对我说：“小郭，婚礼的事不用你管，我要教务处给你张罗，你只须买点婚礼上必备的东西。”就因为我的婚礼是由她出面经教务处一手办理的，故规模之大，来人之多，在师专可谓创造了纪录，连调走的三位校领导都送了礼，拍了祝贺电报。

　　一年后，我做了爸爸，爱人给我生下一个女儿。我当时有点失望，在马老太面前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她一听狠狠地训了我一顿。爱人生产后，马老太让她女儿送来一包桂园肉和一包奶粉。这可真是雪中送炭，我与爱人都深深地感动了。小孩样子象我，不大好看，马老太见了也有点皱眉头，说：“活象小郭，就是个丑八怪。”自那以后，她就称我那孩子为“丑八怪”。

　　本来我与马老太相识七年，关系一直很好，好得就象母子一般。可后来却因调工资的事闹翻了。

　　一九八０年，全国第一次调工资，每个拿工资的人就象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能调一级工资，可当时的指标只有百分之四十，这就意味着有一大半的人轮不上。据实而论，按工龄，按表现，我与妻子都排得上号。加上家里新增了人口，负担陡然增加，我与妻子自然盼着都能加上一级。而且从两个单位投票的情况看，我俩这一级也的确靠得住。没想到多年来最关心我的马老太却出来作梗，她上门来对我和妻子说：“小郭这一级是靠得住的，但小魏这一级就难说了。到时如果没调上，也不要有什么意见；提意见也没用。”妻子一听急了，说：“教务处投票时我是高票，为什么我这一级反而靠不住？”马老太说：“投票只是一个方面的依据，校领导还得平衡呢。”我知道马老太心里对妻子有成见，有些话她是不会当着妻子说出来的，于是我示意妻子先不忙着与马老太论短长。

　　到了晚上，我独自去找马老太，非常真诚地对她说：“马副校长，我感念您多年来对我的关心、爱护，我也知道您对小魏心里有疙瘩，但我与她现在已经是一家了，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她一回吧。”可她却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冷冰冰的语气说：“这事与你我的关系无关，一切都公事公办。”一听她的这种口气，我知道妻子这次是要吃亏了，忍不住来了气，带着怨愤的口气说：“没想到我那样尊敬的马副校长竟是这样一副小肚鸡肠，既然这样，你我的交往也就到此为止吧。”

　　果不其然，调资的结果我榜上有名，而妻子则是名落孙山。为了这事，我与妻子的确气得不行。从那以后，我与马老太的关系也冷到了极点，相互间再不往来，即使在路上碰见，我也把脸一扭，决不搭理；即使她喊我，我也装作没听见。可在我心里也经受着感情的煎熬，我怎么也忘不了马老太七年多来象母亲对儿子一样的关心、爱护，以及作为领导对我的信任与鼓励；但我又着实难以化解对她的怨气，觉得她对妻子太过冷漠了，我觉得她不该把领导间的矛盾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

　　马老太文革前就是外交学院的副教授，外交学院重新挂牌、招生后，因师资缺乏，就以外交部的名义把她调回北京。知道她就要离开学校了，我心里就象打翻了五味瓶一般，很不好受。可我又是宁折不屈的臭脾气，就强忍着不去向她送别。没想到科主任找到我说：“马老太知道你对她有意见，可她心里实在放你不下，如果你不去送她的话，她会一辈子不安的。”听到这里，我的眼框都湿了。我想一个老人对后辈有这份感情，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在马老太离开师专、乘火车去北京时，我一直把她送上卧铺车箱。

　　后来她写信给师专的朋友、同事，也常常忘不了让人转达向我问好。

　　这些都不断地震撼着我的心灵和感情。我在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能没有一点缺点、弱点呢，即使是备受人们尊敬的领导，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真正做到一碗水端平也难啊，那怕是心胸再宽阔的人，也难免在某个人的问题上存在感情倾向。同是父母所生，有了两个以上的孩子，父母还难免有所偏爱呢。将心比心，自己在人际交往上不也照样有亲有疏，有爱有怨嘛。作为一个老学者、老领导，马老太能这样对我，已是十分难得，我何必因一件事的不如意而耿耿于怀呢。想到这里，我也就慢慢释怀了。

　　八二年我去北师大进修，临行前好些人对我说：“郭瑞林啊，到了北京，你可要去看望马老太啊。”我说：“请放心，我一定会去看望她的。”

　　到北京后，我天天想着要去看望马老太，但因我的住地太远（靠近通县），而她却住在展览路，我又天天有课，一时间未能抽出空来，一直拖到国庆的那一天。

　　十月一日，我与一位同事前往外交学院，一路询问，一路寻找，好不容易才在办公室见到马老太，推门进去，见到她的背景，我俩习惯性地喊了句：“马主任。”她回头一看是我们两个，惊喜地说：“是什么风，把你们刮来了？”我随即回答说：“是南风把我们刮来了。”她又说了句：“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见我了。”我说：“那能呢，我早就想来了。”她立即把手中的笔一丢，起身说：“走，到我家去。”随即拉着我俩的手，离开了办公室，朝她家走去。 　　到得她家，她立即给我俩泡茶，然后面对面地坐下来，急切地问我们两家的情况，然后又询问师专其他人的情况。听说大家都好，她才放下心来。过了一阵，因我们未见到她女儿杨军，就问杨军那去了，她告诉我们杨军回天津老家去了，只有准女婿小李（她带的研究生）在家，过一阵就回来。快到十一点了，她说：“我们一起来做饭。”我俩说：“鱼、肉、蔬菜，我们都买了，我们还带了湖南的茶油，您只管坐，现在我俩都是有家的人了，都学会了做菜，到时请您品尝品尝。”她高兴地说：“那好，让我看看你俩的厨艺。”
我俩刚开始做饭，小李就回来了。马老太立即介绍说：“这是杨军的朋友，姓李，辽宁人。”我俩一看，只见小李高挑的身材，方正的脸庞，真是一表人材。我笑着说：“马老太真有眼力，挑上这么好的女婿。”马老太不无得意地说：“马马虎虎吧。”她又把我俩介绍给小李，要小李喊我俩做叔叔，我说：“不敢当，我俩才大他几岁呢。”马老太说：“你俩是我的同事，他自然该喊你们为叔叔。”相互认识后，小李就与我俩一起动手做饭、做菜。

　　十二点刚过，饭菜就做好了。马老太说：“小郭是喝酒的，我们已两年没见面了，今天又是国庆节，该好好地喝上两杯。”我立即说：“好呀！是该喝上两杯，一者庆祝国庆，二者祝贺我们的相见。”于是我们边喝边谈，又象是回到了七八年以前的时候，气氛特别融洽。 　　以后我俩又去过两次，每次马老太都很兴奋，嘴里都有说不完的话。

　　元旦时，我俩又去了。那天，她一个人在家，正感到寂寞，一见我们格外高兴，说：“杨军、小李出差没回，我一个人在家真没意思，有你们两个，我就好过了。”我在想，俗话说老人怕寂寞，果然如此，看来我们来对了。于是，我俩就不停地同她讲进修情况、北京见闻、师专人情，她就象听新闻式的听得很入神。后来我俩告诉她，本来准备在北师大进修一年，因家里实在有难处，明年上期只好转到湘潭大学进修。她听了，半天没吭声，停了一阵，才幽幽地说：“可惜你们不能在北京多呆了，这次见了面，还不知啥时候才能再相见呢。”我赶忙安慰她说：“别担心，以后有的是见面机会。”

　　八九年五月，我与另一位老教师去北师大做访问学者，原定的时间是三个月，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只呆了十三天，就早早返回湘潭。本想去见马老太，可当时是特定时期，交通被堵，走路又太远，只好作罢。这在我心里总感到是种遗憾。

　　等再一次相见时，已是九年之后。我与妻子送女儿到首都师大读书，同行的还有另一家，与马老太的关系特别好。我们两家一共五口一齐去看望马老太。一见到我女儿，她很是惊讶，说：“这就是那个丑八怪呀，怎么变成了小天鹅了？比你爸爸好看多了。”我女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让女儿杨军专门在饭店预订了一桌酒席，为我们两家接风。落座时，她还是让我坐在她的身边，因为她随时都要与我讲话。那天，她自己只吃了几小口，只是用喜爱的眼光看着大家吃，特别叮嘱两个刚进大学门的小青年多吃一点。

　　我见她吃的那么少，说话的中气也不如以前了，就对她说：“马主任，人是铁，饭是钢，您吃那么一点，那来的好身体，一定要勉强自己多吃一点，这样才能支撑自己。”她点点头。

　　后来我听女儿说马老太很喜欢她，经常打电话要她去玩，并让杨阿姨带她去买衣服，还说杨阿姨有的是钱，别跟她讲客气。我女儿考研究生时，马老太还特地给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写信，嘱托他多加关照。我想，这大概也是一种爱屋及乌吧。

　　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深夜，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我人员、财产的重大伤亡，全国人民极为愤慨地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中央电视台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在四频道作访谈节目，马老太是研究国际法的专家，她应邀参加。上电视的前两天，她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将在什么时候、什么频道、什么栏目作访谈节目，要我好好地看一看。我自然牢记在心，并准时观看了她的访谈。我见她还是那样从容，那样条理清晰，一派学者风范，感到莫大的安慰。 　　二零零二年，因小孩考研，我爱人又去了一趟北京，并特地去看望了马老太。听爱人回来说，老太太身体差多了，基本上不吃什么东西，人已开始消瘦，讲话的气力也不足了。我心里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担心老太太挺不了多久了。于是赶忙给她打了电话，首先向她问安，然后则一再劝她说：“老太太呀，您可要多吃点呀，不然身体怎么挺得住啊。”她连连答应说：“好，好！”

　　第二年，她女儿杨军在郊区买了别墅，她也住进了别墅。我打电话给女儿，要她多去看看马老太，女儿答应下来。但因路程太远，往来很不方便，她好不容易去了两次。每去一次，都觉得老太太身体在走下坡路。我听了女儿的电话，心情也越来越沉重，感到今生今世再要见她只怕难了。

　　果不其然，二零零四年八月的一天，马老太的女儿打来电话，告诉我们马老太已经去世。我当时一听，眼泪就下来了。我因每周有三门、十四节课。一时脱不了身，加上时间上也来不及了，只好同几位马老太生前关系最好的同事一起拍了一份唁电，表达我们的哀悼之情。同时，我又叮嘱女儿无论如何也要代表我们一家参加老太太的追悼会，见老太太最后一面，女儿遵嘱去了。这样，我的心才稍稍得到一点安慰。

　　在我的一生中，虽也遇到一些关心群众，亲近下属，作风平易的好领导，但象马老太那样既能得到大多数下属的好评，又能象母亲一样关心、爱护我的好领导却找不到第二个。虽然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不快，但她对我母亲般的关怀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我至今也常常默念着：“马老太，小郭祝您一路走好！”

[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0-5-21 16:2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