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青春之歌而想到的

因《青春之歌》而想到的
王九峰
读杨沫先生的《青春之歌》，还在学生时代。当时正处于“革命文学” 热潮。它和那个时期所有红色经典一样，足足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它曾经使我为书中主人公命运之坎坷而生发出时而欢快、时而焦虑、时而轻松、时而紧张、时而痛苦、时而愉悦的深深感触。它更使我与书中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为她（他）们之乐而乐，随她（他）们之悲而悲。同她（他）们共欢笑、共歌哭。更以她（他）们之爱而爱，以她（他）们之恨而恨。由是，在我刚刚能隐约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小小心灵中。充满了爱恨喜憎。说来也怪，此书是在几十年前所读，其中大多数人物和故事情节早已模糊，唯独对“余永泽”其人记忆犹深。他在书中是以一个瘦弱、虚伪、怯懦、自私、落后学子面目出现的。他“乘人之危”，在“林道静” 因反对父母包办，逃婚避难他家时，处境极其困难情况下“欺骗”了她的感情。他也和当时天下所有男人一样，封建意识在其脑海中根深蒂固，他把妻子视若禁脔，不许在外抛头露面。而“林道静” 却是个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具有新思想，新道德，崇尚革命，信仰共产主义，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并以天下为已任的热血青年。以此就注定了他们的婚姻必将失败。正因为她们感情破裂，才在我少小的心灵深处，陡然生起对“余永泽” 辈的深恶痛绝，随之，又生发出对“林道静” 的无限同情。同时也激起了我济困扶弱的侠义心肠，幻想着我若生活在那个时代，又恰恰与他们二人相识相知，一定会以其暴烈手段去教训那个不良小子。由于当年盛传这部书是杨沫的自传体小说。这就让我更有理由去恼恨书藉外那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由此及彼，我毫不迟疑地对张先生充满了“敌意”，尽管当时对张中行其人毫无所知。 八十年代初文禁大开，忘记在哪个文体上看到一则小文章，其中透出了杨先生的消息，同时也暴出了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原系杨沫之妹的信息来。文中隐约又微露出她姐妹俩曾经长期不睦，现在社会形势不同了，盘踞在人们脑海中几十年的“意识形态” 也发生了质变。由于外因作用，致使她姐妹俩重又握手言欢。探其不和因由似为杨沫自觉是个纯真革命者，而白杨则身为艺人，难免沾染点“小资产阶级情调”，由于对时代认知的原则不同，道也就难免不合。在炽热的阶级和主义影响下，竟使一对文艺双璧反目成了陌路人。言及此，我忽然又想起另外一桩杨沫先生自家的公案。她小儿子马波，以“老鬼” 为笔名，在八九十年代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背景，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因为他采用纯白描写实手法，把当时农场一些领导人的丑恶形象赤裸裸地暴露无遗，并影射批判和控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非理性”政策的错误。这又让杨先生不悦了，认为该书是对她终生所服膺的主义有所玷污。为此她们母子反目，相互视为“仇人”。这尽管是她家事，但并不失为文坛上一段有趣掌故。因了此故，我对杨沫先生的性格产生了好奇。但对她的人格还是无可置疑地充满了?钦敬。特别是读到她回忆录中一些片段后，越发对其敬仰。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那么多不公平待遇，但她对其信仰的主义始终不曾怀疑和动摇过。因了她的这种执着，使我对其更加心仪。在回忆录中，她并没忘记再唾骂一回那位“余永泽” 先生。据此，又使我对张公平添了几分憎恶。可能是基于这种影响长期横亘在胸之故吧，我渐渐对张先生的信息也稍加留意，在书肆间，摒弃了排斥，凡见到别人对他哪怕只有片言只语的涉及，即着意收集起来。目的还是为了猎奇，总想看看这个当年被“革命大潮” 所淘出的“泥沙”，究竟是怎样的一幅面目？ 九九年到开封出差，逛书店时，适逢张公散文集《负喧琐话》有售，急忙解囊，拜读之下，立马被先生极其丰富的腹笥和深厚学养以及独特语言所折服。从此心中淡了些对张公曾经先入为主的“坏”印像，对他的著作也逐渐“钟爱”起来。后来又陆续购了他几本散文集置于案头，隨着读他文章渐多，无形中对他的学问道德也多了些了解。特别是在读了他的回忆录《流年碎影》后，对他固有的认识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根本转变。 “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在这里不妨做一次文抄公，原汁原味地把杨沫与张中行初次见面时她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如实照录。由此足见张公对杨先生最初印象颇佳。杨对张大概也不反感，他们经过一段书信往来，于1932年春天终于水到渠成了。应该说，从张公描写中，他们本该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在当时，颇能成为一段佳话。可惜天道吝啬，启易于始者，而不能善难于终。这真是造物主的作弄了。偏偏让天下不如意事，非得达到十有八九。再用张公自己的话来诠释，那就是杨先生“心清志大-----”。 而他们的性格都偏于躁。不时为琐事而争吵。直到1936年杨先生又遇到了她后来的丈夫——马姓职业革命家后。终于和张公分道扬镳了。究其分手原因，仍用张公自己说法：八十年代“她追述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并想知道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谅解的”。人往高处走。从这段话里就不难读出他们当初分手的原因来。套用《世说新语》中桓温的话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可见杨先生始终认为她们分手是正确的。而在张公唯有“苦笑而已”。 掩卷沉思，觉人生不易，况且人各有志，远在二三十年代处于革命大潮中的青年，有着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并不奇怪。岂不见，近在六十年代大革文化命时，又有多少对夫妇因立场观点不同而导致仳离。再纵观张、杨二先生，他们在那个时代因追求人生目标不同，以致于在思想上和生活中都格格不入。杨先生以其所信仰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她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去奋斗。对于身边的亲人，或稍对她的狂热表现出不理解时，她要么怒其落后，要么就舍弃所有去追求光明。因了她的执著，最终她成功了。使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多出了一个红色的革命文学家。

张公是个书斋式学者型人物。他毕其一生都在与中国古典文化打交道。（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他一直执着于古典文学注释和编译。他多年来一直为高中和大学文科课本选校着经典的古代文粹。他在五、六十年代又编纂和校译了几本古代文学选本。为宣传和普及中国文化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因此可以说他是个忠实继承和发扬古典文学的文化使者。由是，他在中国文化、文学史上，必将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也成功了。如果单从个人价值观上看，张、杨二先生都是当代文坛中的翘楚。只不过杨先生干的是宣传主义，教化人心的事业，故尔，使她在解放之初便骤得大名,从而文帜高张，举国皆知其人，约略显得张扬了些。而张公干的是承传薪火，醇正风俗的举业，故尔，他自伏案穷经以来就不求闻达，邻里虽近而竟不知其人乃何为? 故显得低调了点。正因为有了杨先生这样一批职业革命者，他们意志坚决，立场坚定，义无反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才使得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成功。也正因为有了张公这样一批潜心书斋，不计功利，不图名缰, 只求弘扬，认真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才使得中国古典文化不致于中断并得到继承和延续。愚以为，在整个文化体系中这两类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就两位先生各自之所事，都是于国家民族有益的。按他们所处的不同位置对中国民族文化理解上，和不同视角对中国文化认知程度上，从真正意义上讲，他们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着儒家思想影响和浸润。儒家精粹，经两千多年无数学人的不断发微和和阐扬，早已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标准，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引导和规范。毫不例外，张公所为，正是秉承了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精要。即双方意见不合，也不再多说，俩人可以各行其事。而杨先生恰恰是接受了生活在战国时期亚圣的思想。对自认为是异端的人，会毫不留情并不遗余力地去攻讦。避开这点，仅从两位先生一生举业看，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在认真实践着儒家倡导的“三立” 中的“立言”之说。 各自都在默默地著书立传。所以他们干的都是名山事业，因此他们的名字都将不朽。而从两位先生一生感情杯葛中看，杨先生性情似火，凸显出她性格中表现热烈和有欠温柔的一面，张先生温文尔雅，显现出他性格中趋于沉静和过于冷峻的一侧。他们尽管都是经历过了无数次的百炼之钢，最终杨先生却没能将其化为绕指柔。至少到垂暮之年, 在她的回忆录中, 仍泄透出对张公的怨怼, 让读者一下子就感觉出字里行间的火药味来。虽然他们分别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了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无疑，终归会给我们这些仍深爱着他们的后生留下些许的遗憾。尽管如此，在我内心深处丝毫也未动搖对他们的由衷崇敬。
2009年6月7日于百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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