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跪的母亲

　　下跪的母亲
　　刘川北
　　按照村里的风俗，母亲出嫁的那一天，一定像其它女子一样，临行前，给爹娘跪下磕一个长头。磕头，在民间是最隆重的礼仪，代表尊重、敬畏和感恩。母亲嫁给我父亲，一，不贪图富贵，我父亲穷得丁当响，他相亲的那件外套，是从远当家的堂兄那儿临时借的；二，母亲不贪图外相，我父亲其貌不扬，母亲一直拒绝和父亲合影，所以我家挂在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没有父亲和母亲的合影，没有全家富，甚至连父亲的相片都没有。母亲看重的是父亲读过几年书，待人和善，知道做人的礼节。母亲和父亲的结合，和那个年代乡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见了两三面，便下了定礼，收秋一样急匆匆地了结了婚事。母亲，还是一个青嫩嫩的孩子，两条油亮乌黑的麻花辫，垂到腰际，脸庞红润，飞着红霞，一个少女对未来的疑惑和憧憬淡淡地写在脸上。这庄重的一跪，惹得我外祖母掉下了眼泪，外祖母的眼泪又把我母亲的泪逗引得一片青翠。这一跪，便是山长水远。这一跪，是母亲命运的分水岭。
　　我母亲嫁过来，过的并不幸福，一天到晚操心着碗里的饭，灶里的柴，在生活的底线上走钢丝般，艰难应对。分家后，没有房子，便在老宅子里搭了一个破草棚，两个盆三只碗，吃饭的筷子用的是高粱梃子。母亲生我的那天，还在碾房里忙活。刚落草的小生命像剥了皮的病猫一样，有些气息奄奄，她坚信我能活下来，并不像我祖母说的那样，还没耗子大，也是个活物？！母亲营养跟不上，没有奶水，我嘴里咬着她干瘪的乳头，咬出了血痕。母亲抱着我找奶，二臭娘的奶，老槐娘的奶，二纺娘的奶……氤氲着不同体香的奶融入我的血液里，滋养着一个幼小的生命逃出死亡的阴影。等我吃饱了奶，再也不好好地在陌生人怀里呆了，又踢又咬。母亲抱过我来，带着希望，带着爱，把她的目光温柔地照拂着瘦小羸弱的生命，以致于，在我长长的人生路上，总感觉背后有我母亲目光的注视，我走出得越来越远，这目光愈拉愈长。后来，听我父亲道出了真相，当时，她心里是担着惊惶的，她表面的镇静并不能替代内心深处隐隐的不安。她偷偷去了娘娘庙，烧香磕头，为儿子祝福祈祷。我的体质很弱，多病多灾，一有了毛病，她便寝食不安，一直到我稍稍大一些，才慢慢好起来。母亲说过，等儿出息了，一定扯着我的手，回乡里给喂过我奶水的婶娘们磕个头。
　　那年入秋，玉米成了林子，一排一排的玉米，扬了天花，玉米包在青嫩的玉米衣里，像幼小的婴儿等着你把它抱回家，地里的红薯也拱出了一道一道的地缝，红薯放在灶堂里，用余灰一烧一烤，也是喷香诱人的美味。秋天的味道越来越强烈，这一日三餐都吃不饱的饥荒年月，秋天的味道似乎要抓出人的五脏六腑来。庄稼地里有专门看秋的社员，村子里的路口设了岗哨，生产队长带了一伙人盘查偷秋的人。为了果腹，人们想尽了办法，小媳妇往腰里塞上黄豆，老太太的裤裆里藏着红薯块，打来的青草筐里埋着一把带着泥土的落花生……家家都偷，不偷，是真的活不下去。有的时候，生产队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况有些人和队长还有亲戚关系。我母亲把玉米放在籐筐的最底下，其实这是最不安全的地方，筐一倒扣过来，就轻而易举地露了馅。懂行的人把玉米放在靠近底部的中间位置，玉米被草包裹着，不易发现。母亲那一行人，有懂风情的，在队长面前撒个娇，用隆起的胸往队长身上凑一凑，或者听任队长在屁股上摸一把，也就万事大吉。母亲不会这样，她的正直和善良在外人看来是愚蠢的，被人不屑一顾的。母亲被拿下了，她偷了玉米，轻则被批评，重则会在大会上挨批斗。玉米归了公，队长叫母亲下不为例，跪下磕个头谢罪算是惩罚。母亲不答应。她僵在那儿，任割任宰，就是不能下跪磕头。队长开始骂粗话，一句比一句难听，旁边的人看阵势不妙，叫来父亲的三叔，这个三叔在公社食堂做饭，没官没位，却和头目们来往的勤快，在家族里算是有地位的人。三叔说，杀头不过头点地，磕个头算个啥？！母亲的脸像是蒙着一张铁皮，任何语言的利箭都休想戳透它。母亲没有表情地僵在那，死活不答应。三叔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母亲回家，对着毛主席的像磕三个响头，算是认错知罪。生产队长有了台阶下，这件事算不了了之。
　　母亲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做人要有尊严。这一件小事，我悟出了很多，它教育我做人要堂堂正正，不卑不亢，而不是一味地奉迎委曲求全。只是，母亲的教导，我再也听不见了。我略略懂事的时候，母亲便奔走于城里的医院，最终没能查出病因，只好回家休养。这样坚持了四五年的时间，我在村小里上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在那个白雪飘飘的冬天，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家。母亲住院借了很多债，即使土地承包到户，靠几亩薄田，也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那些年，我父亲想了很多办法，他期冀通过养殖业发家致富，还清沉重的债务。我父亲种过药材，跑到古城西安买回种子和树苗，种过两年的西瓜，栽过一年的望天椒，计划养过种猪挖过鱼塘……这一项一项宏伟的事业，能够把投入的钱还清了，就算是念佛烧高香了。于是家境更加窘迫，我看见母亲的眼角总是潮湿的一片。父亲搞养殖，家里的庄稼地就有些照看不过来，逢秋过麦，母亲不听劝说，拖着病身子坚持下地做活。她反到劝别人，做不多，可以做少，不能做，看看也好，心里不悬空的慌。别人剥躺到的玉米，半蹲着，母亲不行，她跪在上面，她的每一个动作，十分的努力，万分的艰难，她脸上的汗一瓣一瓣，砸在泥土里，飘起淡淡的烟尘。割麦的时候，也是如此，她装出不在乎的样子，故意绽出笑，间歇的时候，还故意要份，要这个给她按按肩，那个给她抻抻腿。然后伸个腰，说，舒展舒展就轻松了，再干活就不累了。不过是骗过众人的耳目，庄稼活又脏又苦，哪里有不累人的诗意与浪漫可言。
　　母亲生前，没有接受过儿女的跪拜。每年过旧历年的时候，大年初一，先要给长辈磕头拜年，对亲近的长辈是真磕，磕得越响越好，不能做样子糊弄人。初一一大早，吃过饺子，第一件事便是穿过半大个村子给老祖母拜年，跪地磕头，嘴里还要念念有词。我想给母亲磕个头拜年，母亲坚决不要，说，不老不少的，这不折福吗？那时，我怀疑母亲小气，因为我过年得来的压岁钱，一直藏在炕席底下，到末了，被母亲略施伎俩，就骗了出去，换成过日子的油盐酱醋。我真磕了，母亲是要给压岁钱的，母亲舍不得，当然不愿意我真的磕头拜年。等我略微明白了世事炎凉，等我读懂了一颗为人妻人母的心，才发现自己错了，错怪了母亲一片诚挚与善意。这一错，便是一辈子的错。每年祭扫的日子，摆好供品，烧完纸，忘不了俯在生长着人间草木的土地上，深深地磕个头。我跪下的时候，恍惚中听见母亲说话，孩娃，你起来，使不得，莫脏了衣裳……她的声音藏在风声里，被风声覆盖，那一刻，感觉母亲就坐在我的身边。村子里有讲究，给神磕要磕三个头，给鬼磕要磕四个，所谓的神三鬼四。我有时候，给母亲磕三个头，我相信母亲化作了神。每个母亲都是神，在我们弱小无助的时候，母亲是上帝派来的神，她给了我们衣食，给了我们打开这个世界的勇气，和支撑生命必要的元素——母爱。
　　母亲没有上过学，只进过几天的识字扫盲班，认识自己的名字。她和普通的乡村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像一棵隐匿在乡间的草，无声无息。母亲去逝的时候，36虚岁，我的年龄已经爬到了母亲当年活到过的年龄。二十多年过去了，梦里常常见到母亲。透过淡蓝色的烟岚，我看见母亲还是那般年轻，她跪在大地上，任草青了，草黄了，她在时间的舞蹈之外，悄无声息地跪下去……她跪出我的疼痛，跪出我满脸的泪，我的眼泪夏季的河水一样肆意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