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父亲打针

我给父亲打针

我没有学过医，也没有当过护士，但我曾给我父亲打过针，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这是六十年代末我在农村初中读书时的事儿。 我的父亲生于宣统三年即辛亥革命的那一年，1990年5月去世，享年80岁。一直体弱多病的他能活到这么大岁数，简直是个奇迹！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已是４２岁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大概五十岁光景，就成了一个大老头子。因为患有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每天咳嗽不止，特别是晚上一夜到通亮，左邻右舍都能听到我父亲的咳咯声。听我父亲说，他在解放初期土改工作中，担任本村的农会主任，后又参加土改工作组被派到大渡口协助当地的土改工作。在那年冬天里，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由于没日没夜地做工作，落下了这一身病，离开了工作组，回家治病。中草药喝了几水桶也无效，这种病痛一直伴随着我父亲。看着他的痛苦，使我深深地陷入了无助之中。 六十年代末，随着国家基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在我村子附近建了一所初中，这给我们这些经济困难而又想读书的农村孩子带来了绝好的机会。当时学校的老师来源，一部分是从小学教师中分流过来，一部分从大专学校分配过来的。有一位叫张奇的二十多岁帅气的大学生担任我们的政治课老师，同时负责学生组织工作。那时候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取代了学校的学生会和少先队组织，以部队建制，成立红卫兵团，班级成立红卫兵排。因为我的出生背景和学习成绩的原因，我担任了学校红卫兵团团长兼班上的红卫兵排排长，还是学校革命委员会成员。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经常出入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进出张奇老师房间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一阵银铃般的说笑声从张老师的房间飘了出来，在张老师和两个漂亮的女人说笑声中，我走进了房间向张老师汇报工作。他们停止了愉快地交谈，都把目光投向了我。从这以后，我经常在张老师的房间里看到了两个漂亮女人中的一个，她叫翟丽，是镇上医院的医生，她和我们的老师谈恋爱呢!她非常热情大方，有时老师不在房间的时候，她就以女主人的口吻招呼着我。时常和我讨论一些热点问题，还有时和我拉家常，询问我家的情况。她得知我的父亲得了慢性支气管炎后，主动上门为我父亲看病，通过各种关系弄来了紧俏药品——链霉素，每天白天她给注射一针，晚上打针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可我从来没有学过打针，怎么能给我父亲注射呢！她耐心的教我打针的要领，指认屁股上注射的部位，并把晚上注射的药水兑好吸进注射器里，再将针头插进药瓶里封闭。到时候我就把针头上套着的空瓶拔掉，我就像模像样的当起了“家庭护士”，给我父亲打针治病。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我父亲的咳咯明显的好转，再加上慢慢的调养，原来那种整日整夜的咳嗽的毛病渐渐的消失了。
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翟丽医生漂亮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手把手教我打针的情景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居然能活到80岁，绝对得益于翟丽医生的那次治疗，也得益于我这个“家庭医生”。
20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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