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子

老院子

我时常梦见自己从老院子里走出来，站在大榆树下面向远处张望。那个黄土高坡下的院子，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老院子不大，东南北三面都有房子，是北方农村常见的那种粗拙的四合院。在我的记忆中，院子里住着我们和二叔两家。二叔后来搬出去了，在我家的后院里另建了房子，南面的房子也和他们一起搬去了。局促的院子显得宽敞了起来。父亲就在一天雨后，叫了村里几个人，在南面重新筑起了院墙，憨实而又粗笨的院墙上面锈满了青苔，夏天青苔上面长出了我和小弟从山里移来的山丹丹花，红艳艳的山丹丹花给院子带来喜气。

北面的房子是我们家的正房，一面坡的房屋，有着高大的后墙。在我的记忆中，房子的椽檩和门窗被经年的烟尘熏得变了颜色。一间房子有两个炕，我的曾祖母和爷爷还有我的大哥住在这里。东面的阁房面积较小，有很长时间，那间房子的炕上曾挤着我们家其他五个人，炕上只有一床大被子。记得那些寒冷的冬天，我和小弟为争夺被子，经常撕来扯去的，弄得母亲很心烦，没少骂我们，但我们依然故我，全不顾大人的感受。

就是这样一个院子，在很长时间里，曾是我们村子里最好的院子。父母和爷爷没有一个当干部的，但却经常是大队开会的地方，院子里和屋子里都站满了人，大家在听干部讲话，讲完了大家就喊一些激情的口号。那时，我特别害怕我们村那个黑着脸的大队书记，他说开会，我们家就得腾房子。有几次，他指挥人批斗了别人以后，我就越发害怕。我们家有个画箱，是祖上专门装字画的工具，正面画着八仙过海的图画，属于四旧的范畴，每次开会前，都让父母很犯难，一次开会图画被一个公社干部看见了，父亲一怒之下，拿了东西要刨去那图，被母亲拦阻了。

改革开放后，会不再开了，但早已停滞的秧歌又在村子里唱了起来，每年进入腊月我们家的又成了村人排练秧歌的地方。在很长时间，我们的祖上曾是我们村子里秧歌的坛主，我们村子里的秧歌就是在我们那个老院子里发展起来的，我们家也出过很多喜好秧歌的把式。到了父亲手上，虽然对秧歌的兴趣没有祖上浓厚，但由于惯性，大家仍然在我们家排练秧歌。那时，别人占了我们家的炕，我们只能站在没有火炉的地上受冻，直到大家兴尽而去，我们才能上炕睡觉。

在我们院子里，我记得的最老的人就是我的曾祖母。我的曾祖母在我们就家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据说我们祖上那一份家产，全都败在她和我曾祖父手上。但在母亲看来，曾祖母却应该是我们最该感谢的人了。那时母亲要忙着在生产队挣工分，生了我们兄妹四个以后，是曾祖母把襁褓中的我们一个个看护着长大，让母亲少操了许多心。曾祖母矮小的个头，穿着一身发黑的打满补丁的衣服，我记忆中还有的一点狐狸精的故事，全是她讲的。其次就是我的爷爷。我的奶奶在二叔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坎坷的生活造就了爷爷暴躁的脾气，经常粗声嗓门的跟人说话，动不动就要训人。当过几年队长，惹得队上的人都不喜欢。后来因为父亲的病，父亲和母亲也对他心生怨言。那年正是麦收季节，父亲忽然患了脑膜炎住进了我们县的医院。母亲一个很少出门的乡下女人，一下子没了主张。幸亏我们的一个远房的爷爷帮忙，母亲才度过难关。但我的爷爷却只顾领着村人收割麦子，连医院里看望一下父亲都没有。这一点让父亲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直到爷爷去世以后，父母心头的这个结还没有解开。 母亲在几岁上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娘家在比我们更远的一个大山的背后，尽管这样还是上过两年学，母亲学习很好，每次都考满分，但60年的大饥饿来临以后，还是断了上学的梦。父亲同样命苦，六岁上失去母亲，七岁就开始给家里放羊、割草；十四五岁被队上派遣到二五七工地干活，十六七岁又替换爷爷到引洮工地劳动。他们同样经历了60年代的大饥馑，一直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我们家的日子还过得很贫穷。父亲和母亲没日没夜的在队上挣工分，但一年分到的粮食还是很少；队上分下了救济粮，又经常操心没有钱去打。为了能够养活全家人，他们曾到陕西换过粮食。在我们那儿背一袋化肥，爬上没有车篷的货车，到了陕西，卖了化肥，换回一袋粮食，然后再背着那袋粮食步行、爬车，走上慢慢归途。整个行程与叫花子没有区别。

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父亲和母亲大概要算农村夫妻关系的典型了，从未见过他们为什么事争吵过。大概两个苦命的人的结合，更能使他们相互体谅，多了一份互敬互让。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兄弟有出息。在我们村子里，像我们这样有几个孩子而全都上学的不多。84年和85年，哥哥两次参加高考全都失败，是对他们的极大打击。但父母没有失去信心，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我和小弟的身上。后来我和小弟都考上了学，有了公家饭吃，是父母很感自豪的事。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小弟考上大学那年，父亲突发脑溢血，造成半身瘫痪，失去了行动能力。我听到消息赶回家的时候，父亲躺在炕上，满脸是泪。见到我，嚎啕大哭起来。医生说，现在只能靠自己锻炼了。父亲就在母亲的搀扶下，艰难的站起来，狠命的踢踏着自己的大腿。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终于能够拄着一根棍子自己行走了。

在那个小院子里，父母没有少为我们操过心。在哥哥十四、五的时候，父母就操心着为哥哥托媒说媳妇了。虽然哥哥那时还在上初中，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但村中同龄的男孩子有很多已占了媳妇，只等到年龄结婚。父母就很着急，怕到了年龄，适龄女孩子都被别家占去，误了哥哥的一生。那时到了半夜，我经常听见父母还在说话，商量去说谁家的女孩。商量好了，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拿着一包饼干去托媒人。哥哥没有考上大学，对逃出农门彻底失望以后，父母就急着为哥哥操办婚事。这时我们家最缺少的仍然是钱，哥哥的婚礼办的很拮据。在这期间哥哥由于“奢侈”花钱，为自己买了一双皮鞋，父亲气得大发雷霆。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家的粮食终于能够自给自足了，父母本该少操心了，但随着我们兄弟几个的长大，父亲心头的隐患却越来越浓。我们家分到的土地不多，父亲预计我们几个长大，都要结婚，都要生孩子，本来不多的土地，再一分为三，那日子怎么过？父亲就忙着到山里开荒地。下雨天，对于别人是休息的时间，但父亲和母亲却不能闲着，总是扛着铁锨和?头，从院子里出发，到山里去垦荒。父亲和母亲一年中就很少有闲着的时间。只有到了冬天才能歇缓一下。但还不能完全闲着，因为，父亲还要到山里去割柴，母亲还要抽空为我们做鞋，做许多大小不等的鞋存放起来，才会在农忙的时节，不至于让我们穿破了帮的鞋。

院子的外面有一片小小的果树园，里面有十多棵果树，分属于我们和二叔家。其中有一棵大冬果数，枝叶很繁茂，占了半个园子。每年都结很繁盛的果实，我和弟弟就经常爬到树上去摘果实，有过许多快乐的时光。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和二叔家关系紧张，二叔就把属于自己的那棵冬果树砍了。这让父亲和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二叔很不理解。紧张关系就蔓延了很长时间。

院门口有两棵大榆树，亭亭如盖，一左一右护佑着身后的院子。其中一棵在曾祖母去世以后，由爷爷做主，换了队里的一棵大柳树，做了棺板。另一棵一直长着，每年春天树上结满了榆钱。但在父亲生了大病以后，榆树奇迹般的长势一年不如一年。每次我回家，都看见父亲坐那棵榆树下面晒太阳或乘凉，空落落的眼里没有内容，心里的悲伤就升了上来，内疚的感情也就越发浓烈，总觉得欠了父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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