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1.16”事件之后

　　
　　　　　　　　　　　下关“1.16”事件之后
　　文革中震惊全国的下关“1.16”事件，在“滇挺”被解放军剿灭，炮派“大联合”释放全部在押人员，交出大部分武器，八派“四二0”“难民”返回下关之后，终于结束了。但它所掀起的万丈波涛却久久没有平息。
　　“1.16”事件在下关两大派之间埋下了深深的仇恨，鲜血不可能白流，逝者的生命需要伸冤雪仇才得以慰籍。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表面上看革委会是两派共同掌权，双方的主要头目都进入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其实全省上下都是八派掌权，再加上“滇挺”是中央下令剿灭，于是“1.16”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开始进行“站队划线”，对事件中打砸抢，特别是杀人的事件进行清查，“四二0”的复仇行动就此开始了。“大联合”的头面人物和骨干分子惶惶如丧家之犬，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首先是“大联合”进入市革委任副主任的马永泗，被“四二0”群众当街揪出，一顿暴打，然后被正式关押，判处死刑。随后“1.16”事件中的杀人凶手和积极参与的人，纷纷在各单位被追查、关押、刑讯、毒打。我亲眼看到，在我住的州商业局，杀害本单位职工刘志的凶手陈某被反手吊在梁上，愤怒的群众围住他批斗，每当绳索拉起，双脚离地的时候，他就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忙不迭地承认：“刘志是我杀害的。”在商业局的一些小房间内，还关押着其他杀人凶手和打砸抢分子。残害我父亲的州商校教师吴某，被该校学生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地躺在医院。望一叶而知秋，其他单位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我所在的下关中学，不少炮派学生直接参加了“1.16”武斗，其中有打砸抢行为的不在少数，有的人还有血案。此时受难者乘机复仇，当时的打人者变成了挨打者。清明节，在“116”武斗中被枪杀的余世兴同学坟头，十几个有杀人嫌疑的炮派学生，被拉到坟上磕头谢罪，磕得鲜血淋漓，仍不得停止，最后在暴打中收场。曾被关进“监狱”遭多次毒打、陪杀的老挺，抡起斧头，要把当时打他最凶的韩某一劈两半，若不是众人拉得及时，韩某早已身首异处，命丧黄泉。在下关中学的一间小黑房里，一些“1.16”事件中的杀人凶手、打人者常常被强行拖入房内，蒙上眼睛，一顿暴打。
　　那个我在逃往大理的路上与之擦肩而过的同学杨地，一直被怀疑有杀人嫌疑，熬过重重磨难，与我们一起下到宾川。还未分到生产队，在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之后，突然穿戴整齐，上吊自杀。谁也不知道那个电话是谁打的，电话的内容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杨地的死，一定和“1.16”事件有关。
　　一些干部也因“1.16”事件而受到冲击。原来在“1.16”事件中，一些炮派观点的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或被迫地，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武斗。他们有的站岗放哨，搬运弹药，有的押解“俘虏”，有的指挥炮击，有的干脆持枪上阵，直接参加武斗，个别的可能还有血案在身。此事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单位对参加武斗的干部进行了猛烈的批斗，其中难免有过火行为。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那位曾经帮助过我的马才顺老师，因为是“大联合”头头，又撰写了三个“反革命”通告，自然也受到冲击，以后离开下关中学，返回老家。而持枪帮我找回父亲的同学马年安，因参与武斗，害怕挨整，被迫逃往缅甸，参加缅共。
　　复仇还波及到死去的尸骨。“1.16”事件中的死难人员，原来都被双方称之为“烈士”。“四二0”埋在苍山脚下的一点红，“大联合”埋在州委党校所的青光山。清查“1.16”事件时，“大联合”的“烈士”墓通通被推土机铲为平地，“大联合”的“烈士”，包括尸体上覆盖着党旗的肖槐，全都横尸荒野。“四二0”的“烈士”头衔也没有戴多久，很快就烟消云散。无论他们在武斗中如何英勇，也无论他们是怎样地无辜，都既没有“烈士”的待遇，连“烈士”的虚名也无人认可。
　　“1.16”事件给下关许多家庭带来了长久的伤害。州商业局有一家姓杨的邻居，两个儿子一个八派，一个炮派，似乎可以左右逢源，无论形势怎样变化都可以不为所动。谁知在“1.16”事件中一个儿子被打死，另一个儿子因直接杀人而被判刑。老人惨遭家破人亡，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苦，不多几年，便郁郁而终。
　　在整个清查过程中，我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父亲的劝阻下，我没有对残害父亲的吴某进行报复。连那个害我遭受捆绑毒打的同学黄某，也没有动过他一个指头。我集中精力查清了几个杀人案件，还为某些人洗清了冤屈。
　　我认为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非经法律判决，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双方在武斗中战死，自然无话可说，但其他情况下杀人，则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我调查的第一个案件，是我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同学，好友毛元忠的父亲毛柱的被害事件。毛柱在“1.16”事件中被抓，关进临时监狱，17日被带走，再没有回来。几天后在下关郊区发现了他的尸体。毛元忠根据父亲生前的人事关系，锁定了一个与毛柱有过矛盾的刘某。抓来一审，他抵死不认，要想动手，他有一身气功，运起功来，全身肌肉紧绷如铁，拳头打在身上，就像打在石板上一样，众人拿他毫无办法。我承担起了调查此事的任务后，先到毛柱被害的地点——下关金星村勘察现场，再走访当地民众，但一无所获。我不死心，继续深入走访，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一个现场目击者，是一位看鱼塘的老人。他向我详细叙述了毛柱被害的经过：1月17日傍晚，四个持枪的支边工人和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押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到鱼塘边，不顾那人的苦苦哀求，逼他走进鱼塘，然后向他开枪。第一枪打中屁股，那人捂着屁股，转过身来，再次求饶，他们又照胸部连开几枪，扬长而去。我又找到当时与毛柱关在一起的人了解了毛柱被害前的行踪，也确认他是被几个“滇挺”和一个总站的男子带走的，并描述了那名总站男子的相貌。根据他的身材相貌，那个总站男子就是刘某。在充分的证据面前，刘某终于承认了杀害毛柱的事实。之后被正式逮捕，判刑十五年。
　　干部调查中取得的成绩和毛柱案件的侦破，使我小有名气。于是便有人找我去查清一件疑案。这件疑案的被害者叫张建新，是高我一级的同学。他相貌英俊，身材健美，单双杆水平很高，我与他就是在练习单双杆时认识的。1月16日他在关迤被子弹打中腰部，伤势严重。按他的要求，同伴把他送到他的女朋友——关迤城楼旁的张某家。可是第二天张建新却死在收容“四二0”“伤员的临时医院里，而且身上有两处伤。张建新的家人一口咬定是张某家见张建新伤势严重，怕影响女儿终身，便将张建新杀害，再丢到临时医院去的。证据便是张建新身上新增的伤口。张某家自是坚决否认，并拿出张建新的遗书予以证明。双方争执不休，亲家变成了冤家。
　　我接手此事后，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周密的分析，终于查清了张建新第二个伤口的来源，得出了是本人自杀的结论。
　　我把调查的经过和结论告诉了张建新的父母，他们沉默了。虽然我说的有道理，但他们内心却难以接受。我没有力争，我想时间会说明一切。几个月以后，我当知青下到宾川农村，收到了张建新母亲托人送来的一包饼干。这表达了她的谢意，也表示他们终于认可了我的调查结论，我感到十分欣慰。这包饼干，在我生活最艰苦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精神上不小的帮助。（详情请参看《两个伤口》）
　　张建新疑案尚未结束，我又受家属委托参与了徐声才遇害案件的调查。徐声才是大理州委党校教员，一位我敬重的人。我与他相识是在一场街头辩论中，他犀利的语言，严密的逻辑，卓越的口才，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输的心服口服。可以想见，在课堂上他一定是一位深受学员欢迎的好教师。可惜这样一位人才也惨死在“1.16”事件之中。整个调查是由党校八派负责的，他们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做了大量内查外调工作，终于在案发半年之后，找到了徐声才的遇害地点。这天，我和专案小组一起来到党校北侧山腰的一条小路旁，开挖徐声才的遗体。随着锄头、铁锨的起落，一具尸体展现在我们眼前。可还未等我们看个明白，一股腐烂尸体的冲天臭气就弥漫开来，薰得人头昏脑胀，站立不稳。腹内立即翻江倒海，有的当场就呕吐起来。我们拼命掩住口鼻也无济于事，只得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防毒面具才抵挡住这薰天的臭气。我上前一看，徐声才的胸部被子弹打成了蜂窝，身上、脸上布满了鲜血。
　　遗体挖出之后，按预定要进行清洗换装入棺。几个人冒着恶臭上前，想脱下他脚上的雨靴，可怎么都脱不下来。只得几个人按住腿，几个人拿住靴，拼命拉。雨靴终于拉下来了，可是拉下的不止是靴子，连他脚上的皮、指甲也一起拉了下来，露出鲜红的人肉和森森白骨，就像活活剥下了人皮。这一下所有人都吓坏了，谁也不敢再去清洗换衣，只得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尸体胡乱塞入棺中，匆匆抬走了事。
　　徐声才的妻子也来到了开挖现场，但被人们死死拉住。不管她哭得撕心裂肺，也不管她拼死挣扎，就是不让她看一眼。我想这是对的，如果让他妻子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将大大加重她心中的痛苦，造成永不磨灭的伤痛。
　　徐声才的遗体找到之后，调查工作虽发现一些新线索，但进展缓慢。专案组严格保密，不让外人插手，我使不上力。再加上另一件我已经做了一大半的，更重要的事等我去完成，因此我退出该项调查。四十多年过去了，此案至今仍悬而未决。
　　其实像徐声才这样至今不明的血案还很多，由于杀人大多是“大联合”的人在背后“点水”或指使，“滇挺”动手，而“滇挺”已被剿灭，死无对证。受害者家属虽多方努力，但证据的缺失和侦破能力的不足，使许多真相无法查明，使许多冤魂至今未能安息。。
　　“1.16”事件中一些干部参加武斗的问题，是我和老挺共同查明的。“1.16”事件当时被称为反革命事件，干部当时被称为当权派，是受审查、受批判的对象。竟参加“反革命”事件，按当时的思想认识，问题何等严重。这个问题对干部的审查定性，及成立革委会时的推荐，更是事关重大。因此，早在结束难民生活返回下关之后，作为一直从事干部调查的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一问题的调查上。
　　我和老挺一起向知情人和参与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工作十分顺利，知情者对此极感愤慨，知无不言。参与者作为当权派多次受过批判，早已胆战心惊，更何况活动是公开的，想赖也赖不掉。因此过不多久，事实就基本查清。1968年11月，我随大理州市革委会筹备组上昆明，我将材料整理后，写成了《下关“1.16”事件中部分干部参加武斗的情况报告》，连同有本人签字的原始材料一起，正式上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州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各单位的革委会也相继成立。我返回学校，开始调查本校炮派在“1.16”事件中的杀人案件。调查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当中打砸抢之类的恶行忽略不计，涉及血案的就有十多人，他们有的参与枪毙“俘虏”，有的在追捕民众中开枪杀人，有的对未死的遇难者补枪。最令人感到可悲而又哭笑不得的是：几个人在碉堡里对路上的行人放冷枪，竟将其中一个人的母亲打死。这些都有确凿的证据，本人也承认或基本承认。他们可笑的辩解是：我的枪里装的是橡皮子弹，或者我开枪了，但没有打中。当时都是真枪实弹，哪来的橡皮子弹？几个人开枪将人打死，如何分辨谁打中，谁未打中，通通都要负责。这些人连为自己辩护都不会。看着他们稚嫩的脸庞，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想到他们满腔热情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生入死”，而将要为此付出的生命或自由的代价，我实在不忍心将他们绳之以法。但不这样做，又将愧对死者。该怎样做呢？我迷惘了。
　　下农村之前，我将全部材料交给工宣队，以后就再无音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好的结果。
　　几年以后，安平生任云南省委书记，开始纠正站队划线错误。这对改变炮派长期受打压的不正常局面无疑是正确的，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出现了偏差，变成了新的站队划线。“1.16”事件重新被定性为武斗，几年来压得炮派喘不过气来的大石头被彻底掀翻。由此炮派开始掌权，八派主要头目和骨干分子变成了被清查打击的对象。季正华、杨仁民、王佩、敬学林等“四二0”重要人物被逮捕判刑，连我的一些同学也被审查。八派在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相继被清洗。对两大派来说，他们就像被烤的饼一样，忽而翻在上边散发香气，忽而翻在下饱受煎熬。两大派之间稍稍平息的矛盾又加剧起来。派性成为挥之不去阴影，渗透在各地区、各单位，渗透到人们的心底，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工作和生活。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之久。
　　至此以后，八派再也没有翻过身来。“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此政治环境下写出的云南文革史，特别是下关“1.16”事件的历史，对八派的报复行为作了过分的夸大和渲染，而对“滇挺”及部分炮派的暴行，则进行了掩饰和淡化，以至出现了“滇挺”是假案，被彻底平反的违背历史真实的怪事。客观地看，无论是暴行或报复，都是错误的，都是文革结出的恶果。八派的报复有可以理解之处，毕竟对方施暴在先，而且其报复的程度和范围更是远逊于“1.16”事件中的暴行。对杀人凶手的追查也是必要的，人命关天，岂可不闻不问，不了了之。但以暴制暴，施以私刑，冤冤相报就不可取了。至于挖坟抛尸就更值得谴责了。不能因为“滇挺”及部分炮派在“1.16”事件中的暴行，而肯定八派的报复行为，更不能因为八派的报复，而否认“滇挺”及部分炮派杀害三百多人，监禁数千无辜民众的惊天暴行。
　　文化大革命和“1.16”事件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当今的许多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怀着同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为之献身的人们这么会相互残杀？“俘虏”被虐待，伤员被枪杀，这些只有法西斯才做得出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在善良温顺的中国普通民众身上？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良知为何在那时荡然无存？冤冤相报，无休无止，你上台我挨整的争斗为何持续了十余年之久？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思考，去探索。只有彻底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9-22 11:2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