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写在第十届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7 22:01 编辑 <br /><br />重 量
——写在第十届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

马升红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那里，我可以透过烟霭的笼罩，来俯瞰我过去的生活，对它作出是非和对错的判断，来认识它的意义和它昭示的命运痕迹。我不知道。——橡子

一场秋雨，一层凉意，记者站庭院里的石榴开始飘落，进门便是一地金黄。现在恰逢丽江正午的阳光，因而景色颇为壮观。我忽忆起杜牧的诗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并无杜牧的才气和艳遇，也难得“烟花三月下扬州”，只是凭空觉得“十年一觉”四字惊心动魄。

屈指算来，从第一次到丽江求学，进记者站工作，已是八年有余。人生能有几个八年？更何况适逢从“而冠”走向“而立”！我常常想：八年短促的一顿，到底带给我什么呢？知识？风景？还是无所事事的快感？当不是这次偶然的记者节活动策划，我当不会如此清醒地“追忆似水年华”，也不会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新闻工作的“重量”。

我知道，还远远不到怀旧的时候，也还远远不是总结的时候；我知道，渔网仍然静静地沉在流动水中，没有必要马上拉起放到岸上。诗人麦芒有言：“人和艺术一样，与历史总是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当人先于他的艺术变成历史，僵化也就开始了。”从终极意义的刻度上来说，我对此观点表示赞同。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二零零四年元月十二日，我正在云大校园里与一位同学闲聊，内容大都是关于大学毕业后各自的去向问题。突然，我的小灵通响起：“是马升红吗？恭喜你已被古城区委报社录用！请你于元月十六日准时来我单位报到。”这是一份意料之中的收获。那时，我没打定注意留在丽江，更没打定注意进报社；那时，我已经知道我将被丽江师专保送去云师大继续深造。这样以来，可以说，我真真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走上工作岗位还是继续求学深造？在那个时候，进入报社工作是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之事；在那个时候，春城昆明的都市魅力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我，还有云师大刚毅坚卓的治学精神更令我心醉。

不久，故乡陆良也传来了消息：我弟弟也顺利地考取了湖南长沙的一所知名大学。这固然是一件令父母和亲戚们打心底高兴的事情。但同时，这也是一件令我父母颇为愁闷的事情：单一年的学费就需要一万多元人民币。对于苍凉地生活在苍凉的农村的父母亲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更何况他们二老为了供我上大学，已经是一穷二百了。如果我选择继续求学深造（虽然当时我所需学费仅需3300元），那对他们二老来说，将是雪上加霜。我终于选择了放弃去云师大继续深造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对我的人生历程来说或许会很重要。长兄如父，血浓于水。我坚持一边工作，一边供弟弟上大学。上大学，对于弟弟的成长来说，十分重要，我这样想。

在我的想象中，新闻工作者每天都会遇到全新的人、全新的事，绝无半点重复和机械，遍览人生百态，阅尽世道沧桑，是个很风光也很激情的职业。因此，人们才称记者为“无冕之王”。每天出入中共古城区委、走在领导前后，很多人为之侧目。我狂傲地认为，在丽江师专求学期间，我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树人文学社社长、校报报纸编辑，这份工作应是得心应手的；我狂傲地认为，自己是以实际行动来扶贫、来救济、来恩泽的，这片土地理应把最好的东西都奉献出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但现实很快把我的狂傲击成齑粉。

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共有12个世居少数民族。我所在的单位，同仁都是地道的丽江人，人类学所讲的“认同感”，在“你”和“我”之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明白了：从学校到学校，我是个彻底的学生。无论是领导下乡，还是部门会议，人们大都用纳西语作为沟通和交流的载体。回到单位，面对雪白的笔记本和雪白的稿纸，才发现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我愧对单位领导的厚望。一个月下来，我仅发了3篇稿子，我有些胆怯、气馁、想打退堂鼓了。我感悟道：从社会到社会，我要做个彻底的社会人。

一旦你对某件事情、某个职业、某个人敬畏了，你就会认真、老实、聚精会神地对付。我开始沉下心来大量阅读《丽江日报》、《云南日报》、《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报道，大量阅读新闻理论，从新闻的五个W学起，扎实、认真地学，并灵活地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我对新闻和新闻工作有了更生动和深入的认识：学会与最基层的人和事打交道；学会发现和提炼新闻眼，也就是要坚持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才可能写出“接地气”、针对性、实用性、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和有可读性的新闻报道。从基层、现场采写出来的东西，远比“从某某局获悉”之类的东西更接近新闻的本质。

有一位同行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是这个社会最敏感的触角，更应该是这个人世间真善美的传播者。通过手中的笔，一个人能迅速由藉藉无名到天下皆知。我赞同这个观点。但究竟让什么样的人名满天下？我的回答是，让感动自己的人也感动别人吧。

古城区西安街道寨后社区居委会寨后上村村民和学英，自1980年嫁到寨后上村以来，26年如一日悉心照料身患疾病的公婆，大家亲切地把她称作“寨后村的好儿媳！”她的敬老爱老举动感染了全家，影响了村民。……让我的眼底一次次潮湿，在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含泪写出了《敬老好儿女——和学英》。

当在十二栏杆搬迁现场，看着那些比我年龄还小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帮助村民用肩扛、用手提、用背背物件时；当在金江乡泥石流抢灾现场，看着乡亲们失去了房屋、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粮食时，……除了泪水，我只有手中的笔，我含泪写下了随笔《十二栏杆的记忆》和诗歌《乡亲们转移了没有——步江堤》。

2006年5月5日，共产党员、人民警察杨丽胜在人民群众的合法财产受到侵犯时，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与持刀歹徒展开了殊死搏斗。当他被歹徒剌中胸部后，顿时已血流如注，他依然死死抓住妄图逃窜的歹徒不放，从此就没有站起来。他用青春的生命兑现承诺 ——“我是警察！”。……他的英雄事迹感染了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出了《以青春的生命兑现承诺——写给英雄杨丽胜妻子的信》，虽然这篇文章最终没能见诸报端。

纳西族著名农业科学家赵仲修先生从事小麦育种工作40余年，40年如一日，扎根于宁夏引黄灌区，从未离开过小麦育种，为宁夏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优良新品种；他先后用杂交育种和辐射育种等方法培育出“争天”、“斗地”、“劲麦”、“高丰”、“连丰”和“宏图”等新品种19个，同时引种成功“阿勃”、“墨卡”、“南大2419”等国内外优良品种8个，实现了宁夏引黄灌区小麦品种的3次更新，克服了严重阻碍宁夏引黄灌区农产量提高的倒伏、锈病和黑穗病等农作物病虫害，促使宁夏引黄灌区小麦单产量由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每亩100公斤，上升到80年代中期的350公斤。……他的科研事迹感动了我，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写出了《丹心创伟业 育种立丰功——访纳西族著名农业科学家赵仲修》。

束河街道龙泉社区高三女生王芬系古城区第一中学高三130班学生，学习成绩优异，一直名列学校前茅，并曾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生”、“三好学生”等。王芬家里共4口人，家庭年收入仅有1000多元。2006年6月初，一场突入其来的病魔，让王芬不得不终断了学习。病魔已让她不能写字、不能说话；她的眼神充满了期盼和无奈。……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出了《病魔吞噬着年轻的生命——高三女生王芬急需社会援助》。那一刻，我只知道所谓良心、所谓责任、所谓情感，是人世间最最宝贵的东西；那一刻，它们所发散出来的灿烂光华，照耀着红尘、照耀着时空。

……，……。

忙忙碌碌，紧紧张张，有时候甚至连轴转，白天采访，晚上赶稿子，还有忙不完的采访任务在前面等着。有时候，真切地感到力不从心和百无聊赖。我在即将出版的诗集《丽江在左，陆良在右》的后记中写到：“2004年1月，我迅速被抛入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同时也对工作、生活、学习所带来的压力感到力不从心和百无聊赖。这种苦闷、寂寞和苦楚，一年比一年地抽打着我的思想和灵魂，时不时隐隐作痛。多少年了，我都没有因看见早晨的光而激动了，在人生的路上，挤车的当口，迎来的已是煮熟的光。……这无疑令人沮丧和羞愧。”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一本杂志上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印度教徒，步行到喜马拉雅山的圣庙去朝圣。路途非常遥远，山路非常难行，空气非常稀薄，他虽然携带很少的行李，但沿途走来还是显得举步维艰，气喘如牛。他走走停停，不断往前遥望，希望目的地赶快出现眼前。就在他的上方，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年纪不会超过十岁，背着一个胖嘟嘟的小孩，也正缓慢地向前移动，她喘气得很厉害，也一直在流汗，可是她的双手还是紧紧呵护着背上的小孩。印度教徒经过小女孩的身边，很同情地对小女孩说：“我的孩子，你一定很疲倦，你背得那么重！”小女孩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你背的是一个重量，但我背的不是一个重量，他是我弟弟。”

没错，在磅秤上，不管是弟弟或包袱都没有差别，都会显示出实际的重量，但就心而言，那小女孩说得一点没错，她背的是弟弟，不是一个重量，包袱才是一个重量。她对她的弟弟是出自内心深处的爱。曾任台湾《中国时报》海外版记者、《工商时报》经济记者、《时报杂志》主编等职的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在阐述“人生之美”的时候曾说：“爱和荑，都可以减轻许多人生的沉重。”他举例说：当你回到家中，看到你爱人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种充满爱的感动把她抱起来，转上一圈。然后，你再去找一块五十公斤重的石头，也抱起来，也转一圈。结果呢，你会发现石头很沉，比爱人要重好几倍。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对石头没有任何感情任何爱意。石头的重量是纯粹的重量，而爱人的重量则是一种幸福的重量。

是啊，我们每个人背上的东西都不是纯粹的石头，而是我们在生命的历程中精心从这个世界里寻找而来的诸如爱情、事业、婚姻、家庭、友谊等许多令我们魂牵梦萦，难舍难分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舍不得的“沉重”，才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丰富，生活的美好，以及生命的真实。所以当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沉重时，我们应该感受到庆幸、满意和欢喜。在新闻工作的背后，往往会有许多比新闻本身更精彩、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令人记忆深刻的“东西”。我相信，在追求属于心灵的、生命的、终极价值的安静与从容历程中，我们沉重的背后必然是丰硕的收获！

这近六年的新闻工作生涯，对我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教会了我要踏实、谦逊、敏锐；要客观、冷静、真实；要钻得深、站得高；让一个生涩的少年从生涩走向成熟，从浮躁走向沉实；给我今后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假如有人问我这近六年的分量重吗？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很重、很重！”并且我会不断的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坚强，我也将继续戴着人称的面具不断前进。十年磨一剑。这剑，尚未真正磨成。

我在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共同为“革命工作”的领导和同事，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在我的新闻工作生涯中不占据重要位置。相反，我是想要向他们表示尊重和敬意，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已加入到公务员的行列中，“各奔前程去了”，——我们都是为生命继续前进的目标所驱使。再过四天，我们将迎来第十届中国记者节。我突然觉得许多“痛并快乐着”的日子已经不堪回首。我想放声大哭，在倾盆之泪中，我要真挚地向你们道一声——“记者节快乐！”

我想起曾做过勤杂工、学徒、排字工人、乡村小学教师、记者、编辑等职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句诗，此时，用它来作结尾，也许是最合适的：

我不知道我怎样从你那里来\也不知道我和你将到哪里去\但我知道我来得很好也将去得很好。 2009年11月4日，于丽江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