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以及与老屋相关的记忆碎片

　　老屋这次真的老了，似乎连直立的力量都没有了，我能看到它身体的外衣渐次剥落，像一个老人，蜷缩在旧址上，在冬日的暖阳里获取太阳的温度。但我还是忍不住想接近它，把视觉的影像作为对它的怀念，只要有机会回到母亲这里，我总要抽时间步行几里路站在老屋的街道上看看，在平行的四个窗口，盯着第二扇窗，那是我住过的地方，那个双开门木制方格的窗口是阁楼向外瞭望的通道。
　　这是印象里我住过的第一个家，房子以及房子里陈设的物件，是我们可以称得起的家。
　　那时候，住在这里的人很多，路也很宽，每家的门前都有一块平地可以供人们行走供我们玩耍，如果不是临街来去匆匆的脚步，空旷出来的地方就会更大，成为我们做更大游戏的场地，比如董妈家。她家门前除了地方大，还有一棵很有些年轮的树，这棵树成为月光下游戏时开始和结束的地标。
　　往西，是一个树坛，高于地面的园型围栏里没有一朵花，种满了各样的树，有桃树，杏树，槐树，柳树，还有不长果实的杨树，里面还会堆积一些麦子和玉米的桔干，等待冬天进入家庭的炕眼，树和它们的孩子安静地生长在这里。这是一家私有产地，没有人会公然进入，我多数时候也是望一眼红了半边脸的桃子和红遍了全身的樱桃，强咽下一口干涩的唾液。有时碰到园林的主人过来，会摘下几颗塞到手里，诱惑着更多的孩子站下树下，用小手的食指堵着将要流到口腔外透明的液体。
　　我父亲看到，会斜着愤怒的眼睛说我没出息，使我欢腾的口腔里霎时变得内敛，樱桃的汁水也变得恐惧，它不动声色地顺着嘴唇滴到衣襟上。
　　我们姊妹四个都很怕父亲，他严厉地很执着，没有退让的余地，比如，卖自来水票的刘大爷看我弟实在可爱，就心疼地多给了他一张票，一张代表一桶水。我弟因为可以使家里免费享受一桶水而开心和得意的表情尚未散去，父亲就领着弟退给了刘大爷。在我父亲的意识里，这叫占便宜，占便宜的事家里人都万万不能做，会被人笑话，说孩子们没规矩。当然，孩子们一旦没有了规矩，做为家长是逃脱不了责任的，我父亲大概是这么想的。
　　我弟最小，又是我们家唯一的嫡系男丁，父亲再对他严苛，也不及对我们姐妹三个。比如，站有站相，坐有坐姿。站相就是站在那里不能晃动，不能做稍息状。坐姿就是坐在那里双腿要并拢，不能自主活动其中的一只。至于吃饭不能说话，不能发出食欲很好的声音是最简单和必守的规矩。　　我当然知道父亲是好人，他只是不懂得怎么给予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爱。他在这个街上最受人的尊敬和爱戴，不仅表现在他个人身上诸多平凡人难得的品质，还因为他有针灸的医技，帮很多人治好了病痛。白天他忙于工作，晚上只要有人叫，拔拉完最后一口饭，拿着他的针灸盒就走了，有时很晚才回来，并且分文不收。有时人家趁他不在家，送来糕点水果之类，他发现，就会让我们退回去，毫不顾忌我们垂涎的目光。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退休后一段时间，当视力不及从前时，他把宝贝一样的针灸盒束之高阁。
　　用现在的话说，老屋应该算三室一厨，父母亲和弟弟住在一楼，我和姐或妹住在阁楼，跨出几米，对面就是厨房。在这里住的七年间，妹回老家三年，姐下乡插队三年，所以阁楼上基本一直是两个人住，姐回家探亲，我们就挤在一起。姐返城回来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父亲单位的小四合院。那里的房子真是大！
　　我对父亲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他放置在阁楼窗台上的日记本，那个厚厚的日记本和他所有的医学书籍放在一起。窗台是我们简朴家庭里最初的“书柜”了。我喜欢看那些医书，特别是有彩色插图的医书，都是植物的名称和药理知识。我坐在那里能看一上午或者一下午，我想，我养成阅读的习惯，大概就来自于那时候对父亲日记的“偷窥”和对医书中植物图解的兴趣。他的日记里记载着他年轻时生活的轨迹，从那里我知道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常常出差，住在不错的招待所。在我看他日记的那个年代，出差是多么令人艳羡的事，甚至后延很多年，出差都不是一般人的专享。那意味着，公家人享受着公家提供的福利去做公家的事，可以不用自己花钱买单。
　　但父亲却是低调的。在我的记忆中，他工作的近四十年间，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年底都拿回一件奖品，最多的是白色的汗衫，左胸那里印着一个红色的奖字。可当他穿出去的时候，字被一块方布遮住了。他不愿意那个红字在别人眼里成为一种炫耀，所以让母亲用一块白色的布缝住了，但依然能辩出隐约的红色。这样他的每件新汗衫都被他人为地“破坏”成旧件了。
　　老屋的右手最早是王妈家，在我从老家回来不久，王妈家就搬走了，搬得很远，邻居郭妈买了那间房，和原来的打通，联为一体，扩大了她家的宅院领地，和我们成为一墙之隔的邻居。和王妈家的走动大约有十多年，最近一次是2011年，我和姐去的，王妈早已不在人世，王伯一人过着，孩子们轮流过来照顾他。
　　此时，恐怕王伯也已辞别这个世界。
　　郭妈家的房子更像一列停泊不前的火车，有五间房子纵向排列着，像五节车厢，住着九口三代人。我们两家相处的就像一家人，每逢谁家改善生活，第一个总想着对方，一碗饺子，几根油条，几块西瓜等等。有时我放学回来早了没地去，郭妈或她有些憨厚的女儿海棠姐会招呼我，我乐意在她家玩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家的馒头总是蒸得又大又白，而我常常可以假装推让之后，从郭妈手中接过半只。
　　虽然我称郭妈的女儿为姐，但海棠姐的孩子们应该和我属同代人，大女儿小我两岁，小儿子小我弟两三岁的样子。也因为这样，我们两家的孩子们常会聚集在他们一节节的车厢里玩各样的游戏。我成年后还和母亲去过郭妈家两次，一次在原址上，一次是她迁出后，因为和邻居董妈家房产的纠纷，郭妈一家搬了出来，住在租赁的房子里，孩子们都已成人，分立出去，她和郭伯在低矮的出租屋里招待了我们。再次见到郭伯的，是我父亲逝世的时候，郭伯来家里慰问，才知道，郭妈早已魂归天堂。
　　而和左邻的刘妈家，我们相处得就清淡一些，主要是刘妈人细，心眼相对也小，自家人的矛盾不断，家里常常鸡犬不宁，我们也就不愿掺和其中。所以关于她家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我在这条街上呆了七年，却熟悉住在这里的每户人家，他们房屋的走向以及房子里居住的人口大多还能叫得上名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通往这个方向的学生，学校都编制在一个班里，所以熟识的程度就高，关系也自然又亲近了一点。
　　我家搬走的时候，很多人家抽出人力帮忙，那个春节，街坊们带着小点心坐在我新家的床上或凳子上聊到很久不肯离去。那时候起，我就觉得是父母亲的亲和力使我们家聚合着很旺的人气，很多年保持着走动，直到老人们渐渐淡出父亲的视野。
　　所以，当我一次次来到这里缅怀童年往事的时候，我低头看着脚步下的路面，就能想起当年这里活跃着的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那些我能叫得上来的名字和伴随着他们行为标签的东西就会从心底一下涌现出来。
　　我对冬天吃冰溜子的印象极深，茅草房的屋檐下，通常会结着很长的冰溜子，只需踮着脚尖就能够着，冰冷，坚硬，透明，却在我们嘴里能嚼出很美的味道。那时候的路比现在我看到的要宽很多，晚饭的时候，家家门口支着一方小桌子，互相招呼着就开吃，有时还会评判各家的饭菜品种和质量，对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对方出会谦让一下或端着盘子夹给对方一筷子。
　　通常我父亲是不允许吃别人家东西的，除了郭妈家。他是个很讲规矩的人，但他的规矩并不能束缚我的想像力，相反却在我稚嫩的思想中可以任意驰骋。但我守规矩，因为不守规矩的结果很严重，我父亲的巴掌随时会落在我的头上或身体的某一部位。除了身体的疼痛还会产生精神上的抵制和憎恨。所以我们姊妹从小就被他的规矩牵制着，本本分分地长大了。
　　我弟很争气地顺利通过高考，以第二名的成绩成为本届四位榜上有名唯一考入北京的大学生，后来到美国读研，留在那里成家立业。我们姐妹三人虽事业没有蓬勃，但工作努力，吃苦耐劳，宽容善良而拥有很多交心的朋友，在各自岗位上屡获好评。在父亲规矩的遵循中，家中团结和睦，乐施好善，成为很多人家羡慕的榜样。
　　我只是比姐妹多读了两本书，会写几个字，就在她们眼里高人一等。父亲离世七年后，母亲患腿疾，行走困难，离母亲较近的姐和妹挑起了照顾她的重担。她们总在电话和微信里提醒我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操母亲的心云云。我也承认，在照顾母亲方面，我常常是被动的，不是出于心甘情愿。我甚至明白，动辄挂在嘴边因从小不在一起生活而造成情感的落差只是一个借口，根本的原因是我内心对她一切行为的不愿接受。我的姐妹没有因此轻慢和指责我，相反却愿意以更多的理解来为我开脱，使一家总被阳光温暖着生活。平时她们碰到漂亮的丝巾，包包，帽子，裙子甚至手套之类的总会买三份，以示我们心中常牵，情同手足，那份情不是他人所能想像的。
　　我觉得这一切都来自于父母亲从低矮陈旧老屋里培养出的家风气质，我生活贫瘠的父亲母亲把我们培育成精神基本富足的人，使我们各自成为芸芸众生中极其普通却又与众不同的一位。
　　这次行走，我没有见到一个人，大多是除去门窗的空空房子。老屋老了，它在我们走后几易其主又站立了几十年，它没有成为废墟，很可能就是等待某一天拆迁的号角响起来。
　　尽管我也希望这一天早些来到，改变这个城市“下只角”的命运，但我还是会怀念我所熟悉的老屋，那里留给我的永远是原来的样子，根深蒂固。虽然它早已不属于我们，可留在那里的记忆却独占我的心，没有人能掠夺的去。 201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