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线串起的珠片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3:38 编辑 <br /><br />


在记忆的海滩上我用丝线串起颗颗珠片。
——题记

标准牌的缝纫机

那好象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因为如果不是冬天生产队的牲口是绝对不会外借的。一大早妈就把我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抽出来了，奶奶给我套上了只有过年才穿的红花布的罩衣，把我乱蓬蓬的头发梳的光光的就让我坐在门槛上等妈。天很冷，麻雀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唧唧喳喳”的叫着，我扔一块石子过去，它们“哗”的一阵喧嚣就飞走了。我的头上裹着一块难看的花布，本来我是想要一条围巾的，但那是多么奢侈的事呀，我只是在队里插队的那些知识青年的脖子上才见过，红、白、黑的条子，毛茸茸的、棉棉的，我有次偷偷的摸了一下舒服的好久都不想放手。我甚至还想要一个口罩，白沙布做的用一根白绵线绳绳拴在脖子上，用时拉上去，不用了就神气的挂在脖子上。但我是不可能拥有的，因为只有在队里当会计的小叔才会从知识青年有手里不知用什么东西换来了一个挂在脖子上。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的戴过一次，散发着一种医药味，不过我觉得象磨房里偷嘴的驴嘴上戴的那个嘴笼子。我想我的脸蛋一定是那时候冻红的，因为在几十年之后我的脸上还留着二团可怕的高原红.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妈回来了。她借来了队里的那一头青色小毛驴，把它套在了三叔家的那一辆架子车上。小毛驴“唋唋”的叫了两声就上路了，一路上小毛驴“嘚嘚”、“ 嘚嘚嘚”的撒开四蹄跑的很欢。我把头藏在妈的怀里，听妈心情愉快的哼着“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后来我可能是睡着了。

三天前，家里接到了远在东北当兵的三叔的信，说是他从部队上托人买了一台标准牌的缝纫机，从火车上邮寄过来了，让我们去取。听到这个消息妈和奶奶高兴的天天都在念叨缝纫机的样子，我用心听也想象不出那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我知道那是用来缝制漂亮衣服的，也就天天盼着了。

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奶奶当家，父亲、三叔在外工作，妈、三婶和小叔在家务农，这一大家子加起来就有十几号人。一年的衣服鞋子基本上就有妈来做，所以从记事起我就觉得妈每天晚上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针线，奶奶是不会做衣服的，她只会在自己的大襟衣服底下用粗针大线缝上一个特别大的兜兜，装一些用的东西。妈是我们那个地方出了名的巧手媳妇，逢年过节、农闲时节总有大姑娘、小媳妇来找她裁衣服、做裤子，画鞋垫儿。不过那个时候，布料都是凭票供应的，人们多到了年末才做一些新衣服，颜色也很单调，大都是灰的或是蓝的，质量以丝布、斜布、棉布为主，偶然看到的一些颜色，就是那家的姑娘出嫁时用的红色了。样式也很单调就是中式的对襟罩衣或是大腰的裤子，奶奶那个时候就穿那一种大裤腰的裤子，黑布做的腰里是一圈白布，裤腰和裤子一样宽，腰带一解开裤子就掉下去了。而这些衣服全是用手工缝的，所以做一件衣服就得用上一月半载的时间。

妈白天忙农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缝衣服、做鞋子，常常累死累活也做不完一家人的衣服。

那个时候没有人见过缝纫机。爹在城里上班见过的，就一直想给妈买一个，但找不上关系批不上票，听三叔在东北能买上，我们就天天盼着这个宝贝了。

小毛驴大约走了半天的功夫就到了黄羊镇车站。妈拿出了贷单，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从一大堆的贷物中取出了几只用铁钉钉的死死的木箱子，我们就拉着这个几个木箱子回来了。

小叔在家已经等不及了，他用斧头几下子就劈开了木箱，里面是一个台面、两个支架，还有一个缝纫机头，另外一个小盒子里装的是缧丝刀、说明书、和给缝纫机加的油。队里的人听说我们家买来了缝纫机都过来看稀奇，但谁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一堆七零八落的零件组装起来。亏得当会计的小叔他拿着说明书足足的琢磨了三天才把缝纫机组装好了。

“哒嗒、嗒哒哒”、“ 哒嗒、嗒哒哒”多么好听的声音呀。妈很快的学会了踏缝纫机，于是一个下午或是一个晚上一件平整漂亮衣服就做成了，那时候我都成了学校里的焦点人物了，人们一天价的在议论着我穿的那一些用缝纫机做的平整漂亮的衣服，我骄傲的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

那一年我八岁，时光好象是一九七八年。八零年农村实行责任制，我们的大家庭也解体了，叔叔们各立门户成了三家，标准牌的缝纫机跟着奶奶入住到了我们家。


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


小的时候我对挂在家里柱子上的那个有线喇叭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我不知道那里面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时间一到里面就有人开始说话。还隐约记得那个时候广播里的一些内容。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我听不懂那些事情。但我非常喜欢每天下午4：30分的小喇叭广播，还清晰的记得那个声音“嘀嘀嘀、嘀嘀嘀，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每当那个时候我就会第一时间赶到认真的听里面的播音员讲述各种各样有关小朋友的有趣的事情，还学会了许多歌曲。

奶奶却不让我们听，她认为既然我们能听到广播里面的人的声音，那么广播里面的人一定也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因为她害怕我们在家里说错了话让别人听到是要挨批斗的。那个年月，人们动不动就放下生产开批斗大会，一句话说错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队里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有一天他路过队里开会的主席台，看到一群驴正逍遥的在台上晒太阳，他觉得很好玩就顺口说了一句：呵，主席台变成晒驴湾了。这事发生得却说不得，不料这话正好被一个路过的人有心听了去。第二天这个可怜的少年（他是地主家的后代）就被五花大绑的押在主席台上挨批斗。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五个大字，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石头，被人按在主席台上用柳条狠狠抽打。那个年月人的命很贱，几下子就被折腾的奄奄一息了。

尽管奶奶还是不让我们听，但我还是想方设法的听了很久。我想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广播里面说话的人呢？

小学毕业以后我跟着父亲到外乡上学，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机。有一天晚上，父亲说要带我去看电视，什么是电视呢？我想。父亲带着我来到了公社的院子里的一间屋子里，几十个人正围在一个黑色的匣子面前看里面的节目，里面既有声音也有图像，不过是黑白的。我记得放的是《野火春风斗古城》很好看，我们一直看到电视里出现了“再见”又出现了“沙沙”的雪花声才离开了。

那时节我们好象也没有什么作业。于是天天晚上我都去公社院子里看电视，有时是电影有时是新闻。有一天晚上大人们说中央在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包产到户了，合作社也要改制了自己可以开商店了……等等的话题，说这些的时候大人们的脸盘红膛膛的很高兴的样子，但我不爱看开会，于是我就早早的回去睡觉了。

而我们家有电视是一九八二年的事情。爹从城里买来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北京牌的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买来的那个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到很晚很晚才睡下，奶奶却一夜没有睡觉的守着电视。她说电视真好看，她不守着电视里的人就都跑光了以后就再也看不上了。


进城的公交车
上初中的时候我随父亲到武威上学，每一两周回家一次。

那个时候进城得到十几里地的上腰墩车站坐火车。火车每天一趟，早上十点到站下午七点左右返回路过。而从我们家里到那个个车站基本上得用二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火车在上腰墩车站停车两分钟，每当火车从东南方向铺天盖地的驶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恐怖的要命，我害怕那个庞然大物会突然脱轨跑掉，再加上要命的二分钟。有时火车停在离我们好远的地方，爹就拉着我的手拚命的追火车，又不是什么正规的车站，更没有什么象样的站台，火车门子简直就悬在半空中，我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爬上去，列车员冷漠的在半空中瞪着眼睛，我简直都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上了火车，火车狠命的前后一摇晃才往前走，人一不小心准会来一个狗吃屎。人多了就要站在两截火车的接头处，一开一合好象要断了似的。

冬天周六回家，下了车好象是七点左右。我“咚”的一下从半空中落到地面上，眼前是一片漆黑。车站的四周就是腾格里沙漠，风“吼吼”的刮着，车站的南面是一片坟地。而我回家必须得穿过这一片坟地，有时远远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磷火，令人毛骨悚然。我顺着家的方向猛跑，有时害怕就自己唱歌壮胆。总能在半路上遇到前来接我的奶奶，就冲到奶奶的怀里大哭，奶奶就骂爹狠心，说再也不让我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去了，但第二天早上照样催我起来去坐车上学。

一九八六年村外的公路上终于有了进城的班车，虽说一天只有一趟，但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一天全村的人都来到村口给过路的班车放了炮，人们把路上的石头捡的净净的天天盼着班车走过的那一声喇叭响起。


这一切早已远去了，标准牌的缝纫机如今寂寞的躺在灰尘遍布的杂货屋子里。已经很少有人用它来缝衣服了，孩子们的衣服都是从市场里买来的又便宜又好看，妈有时把它抬出来擦一下又觉得没有什么做的就又放回去了。如今的人们身上穿的丝的、绸的、料子的，千奇百怪、各种各样什么布料的都有，年轻人们哪里还知道什么布票、粮票呢。十七英寸的电视也早成为历史了，家里都换上三十四寸的超薄大彩电了，电视节目上百个看都看不过来。乡村公交四通八达，一天三、四十趟的来回跑，还有好多是私人的。人们什么时候想进城就什么时候出门，来去也就二、三个小时别提有多方便了。弟弟今年还打算自己买一辆小汽车，想拉着父亲去北京看一看呢！

那一切的一切如串在丝线上的珠片，在我们的记忆的海滩上散发着翼翼的光芒，它以自己特有的身份记录着那些特殊年代的一些特殊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