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驼镇:一些影象和记忆
2021-12-23叙事散文霍名夏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7:36 编辑
遥远的驼镇:一些影象和记忆驼镇是好客的。豪爽大气是它永远不变的外表。民风剽悍而淳朴,无论什么年代,好客与豪爽大气都是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显明标志,用一句……
遥远的驼镇:一些影象和记忆驼镇是好客的。豪爽大气是它永远不变的外表。民风剽悍而淳朴,无论什么年代,好客与豪爽大气都是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显明标志,用一句……
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7:36 编辑 <br /><br />
遥远的驼镇:一些影象和记忆
驼镇是好客的。豪爽大气是它永远不变的外表。民风剽悍而淳朴,无论什么年代,好客与豪爽大气都是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显明标志,用一句当地土语可以一言以蔽之:管够造。初来驼镇的人或者根本就没有来过驼镇的人,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管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造,意即随便。如果用在吃喝上,当然就是随便吃随便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一切尽随客便,只要不吃到肚皮外边去就成。可见吃喝的重要性对于驼镇人来说,意义了得。
一些影象消失了,无影无踪,似乎再也难以复原。一些影象还在,时常在夜里登门造访叩击思想之门,询问一些什么。消失的和依然存在的所有影象,曾经都被储存在我大脑的记忆深处,其中之一,是有关酒肉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酒肉在驼镇的餐桌上被摒弃甚至彻底遗忘,成为曾经的幻影。我不敢相信,那还是古朴富裕的驼镇。
驼镇的土地平坦,视野开阔,令人惊叹不已。一匹匹马,一群群牛,一簇簇储藏黄色谷物的仓库像希腊神殿般拔地而起,显得十分别致,外乡人尚未涉足其间,就早已映入眼帘。驼镇的影象,曾经那样鲜活肥美在记忆里,大碗的猪肉血肠,有滋有味,串白肉、肘子肉、五花扣肉、红白肉、方子肉、野猪肉、狍子肉……满口流油,满嘴生香,脸上流汗,浑身冒气,解馋,过瘾,实在。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吃的是情义,喝的是义气,吃完喝完油嘴一抹,下炕穿鞋,放下话,有事吱声。
走人。
吃喝显然并非驼镇人的目的。驼镇人无非是想借用特定的生活环境,在潜意识里面来加深有关人情、人性、人生、存在之类的带有形而上意味的探索。浓郁的情谊都在话里。难道这一切都不曾是我的驼镇么?
为什么大多数的回忆似乎都在摧毁创作的冲动?为什么那么多值得珍藏的往事离开笔端之后却又变得感官迟钝,或者心灵封闭?不知道。我只是为此而常常痛苦得不能自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弄得人矛盾重重,不知它的根在哪,脉在哪。比如驼镇,比如酒肉,在我的一些记忆中它是如此的珍贵,价值连城,可是人们在喜庆场合狂喝暴饮挥金如土的场面却同样地真实,这些情形到底哪一个更接近事实,我实在搞不清楚。
这些记忆积累得很厚,在心里,在思想深处。
我无法分辨。
驼镇人豪爽。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浓郁民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尤其在每年春节前家家户户杀年猪的日子里,在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上,无论什么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喝酒吃肉永远是大碗酒大碗肉,叫起一个驼镇汉子,喝老白干,哪个不是八两一斤不皱眉,叫起一个驼镇娘们,又哪个不喝它个半斤八两呢,咕咚咚,满满地倒上,里里外外的人随着一声吆喝,举起来,同声仰脖造干一大碗老白干,大情大义,大爱大情,都在酒里,先后把酒碗一翻,一滴不剩,再吼一声,干了!齐刷刷干了碗中酒这一豪爽场面就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中,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后来许多年在看到电影《红高粱》某个场面时这印象来得最为强烈,我在想,那就是驼镇人。
靠近驼镇火车站的地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供销社,管理这所供销社的人是谁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我只知道我的同学王峰的父亲就在那里上班,印象中他总是面容憔悴,穿着灰色短上衣,蓝色斜纹粗布工装裤及翻毛皮鞋。大家管这个灰头灰脑的人叫王老五,每天他不声不响地上班下班,灰灰地来,灰灰地去,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车站黄绿色的油漆正在剥落,车站本身同样显得十分凄凉,106、138、324这些大名鼎鼎的快车天天从这里经过,但从不在这里停靠。除了偶尔有一列货车或慢车停靠外,所有的客车都从这里奔驰而过。公路上有两个食杂店,一处兼作猪肉生意,但货源匮乏,另一处附设小酒馆——就是我的同学王峰父亲王老五小酒馆,由他的老婆出售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包子、馒头、花卷以及当地小烧酒。许多时候,白天晚上,那里都聚集着驼镇的男人女人们,大碗酒,大碗肉,兴高采烈地吃喝着,在那里不停歇地上演着欢乐,即使是后来那些特殊的年代,驼镇仍然存在着至少三家造酒的烧锅。只是,酒不多了,肉也成了自古以来的稀罕物。
这一切,怎么会忘记呢?
我知道,对于驼镇的理解,不应停留在表象的层面上,应在历史、人性、民风的背后读出冲突、消解、解构、荒诞、讽喻、存在的荒谬等深层与底蕴。但这一内涵显然是不能由我这篇小文来承载,我的能力也只能让我混乱的头脑浅尝辄止。若缺少了外表富丽堂皇的驼镇中(小)学校,驼镇定会黯然失色。在我刚记事的时候,驼镇还是富裕的。可以确切地说,那之前的驼镇人,因为天寒地冻,驼镇人跟所有东北人一样用喝酒抵抗东北大寒大冷和那些呼啸着弥漫着铺天盖地扑面而来的大烟泡雪的日子。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是因为驼镇人自古以来就淳朴且富有,到我今天写下这篇文字时,我的眼前似乎还清晰地看见,每天一大早,家长们把孩子送进这所着重历史文化教育、配有能干教师的“乡镇合并而成的公立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学生通常约有七八百名,由班长站队接送。每天都要从王老五家的小酒馆门前走过,到那里,孩子们就一哄而散了。孩子们的父母来自不同的阶层——工人、农民、警察、军人、小职员、手工业者,当然也有后来突然变得可怕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或者破鞋、流氓等等。不过那时候,大家都一样,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和平共处,大人见面都很客气,孩子们也不例外。
但到了那一年,一九六七年吧,某种陌生的噪音冲击着驼镇夜晚常有的宁静——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叫声好像郊狼嚎叫一样刺耳,疾风吹过野苋草时发出的干巴巴的撕裂声,火车全速行进、后退时发出的尖锐呼啸声。当时,驼镇正沉沉入睡,没有一个人听到三声军用武器的开火声,结果总共有七个人丧身。这是第二天和后来许多天人们才知道的事情,口口相传,个个变得惊恐万状。县城的武斗已经波及到了驼镇,一些人在打另外一些人,全国都在上演着同一剧情的悲剧。在此之前,大人孩子压根儿谁都不害怕谁,难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打那以后,人们发觉怪念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了那些令人忧郁的爆炸——这些爆炸在许多关系熟悉的左邻右舍的愤怒目光里点起了猜忌的火种,大人之间好像陌生人一样开始互不相识地打量对方。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大碗酒大碗肉在驼镇消失了。
就像逐渐消失的古朴民风。
街上开始出现了一种肉票。
过去的驼镇人大气磅礴,有大山大水一样的豪爽性格,聚集在一起喝酒吃肉,喝得越多吃得越多主人越高兴。处处有烧锅,家家有酒瓶,四周土地肥得流油,火红的大高粱,金黄的大苞米,吃不了干啥?造酒。伫立在破败不堪的供销社、外表富丽堂皇的驼镇中(小)学校或普普通通的各家各户外面的阳光下,看到的都是这一切。可是,肉票的到来,让人们陌生而无奈,一两肉二两肉,一滴酒两滴酒,都成了驼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之物,再也可望而不可得。记忆犹新的是,一个风俗彻底颠覆了,过去驼镇人来了亲属朋友或者根本就不认识的过路人管吃管住,大方豪气。走道的饿了,进屋就可以自己要着吃,有酒喝酒,有肉吃肉,家里没人也没关系,有米自己做饭吃,临走在米袋子上插根草棍就行了。主人回来看到米袋子上的草棍,会高兴说,咱家来客人了。然而,后来的情形是,亲属朋友们再来驼镇,要自备粮票,餐桌上再也难见一丝肉腥和亲情,吃完饭,主人不好意思张口,就让不懂事的孩子伸手要。人性至此消失殆尽。
小时候一些重叠或分裂的事情,就是以这样一种奇怪的储存方式存在着。驼镇本是鱼米之乡,高寒山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富裕且安祥,白天平静,晚上太平,是的,当时心底就有这些影象的概念,自那以后这个念头便萦绕不去——虽然驼镇未必就是我后来小说或散文的主题。何况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小说和散文。长久以来,偶尔我会想起那些记忆犹新的东西,我一直思索实现复活这种记忆的各种方式,大约三年前,我决定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记忆和观念写入小说,当然还有散文。可是你知道,这样的机会往往很少,少之又少,写的速度很慢,因为我必须努力让记忆尽量复活担起说明的责任。还有一点,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其他一些写作上,比如现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一些惊动社会的罪案,一些我们不能不给予极大关注的诸多事件。对于小说或散文中所要表达的观念,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问题在于怎么使这些观念变得具体、深刻、形象且有趣。当然,我可以利用故事直接说出来,但是用对白、描写或叙述让角色说个不停,难免有一眼望穿之讥,而且乏味无比。还有就是叙事观点的问题:这些看上去已经十分久远的记忆应该由谁说出或者由谁去体验?我费了好大的劲去安排情节,并且把写好的部分重新组合。现在总算对一些记忆有个清楚的观念了,但是,这些记忆断断续续,或真或假,目前该怎么处理我还没有把握。
有些人不愿意谈正在写的东西,唯恐谈跑了。我不怕吗?
也怕。
那就不谈。也许大碗酒大碗肉并未超越驼镇人已有的生活水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然可以将它看成是一部有意义的历史。过去与现在,记忆与联想,同样的一件事,但却出现了新侧面,丰富了已有的印象,也就有了记录的理由。如今,驼镇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豪爽民风正在痛苦之后复生。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对于驼镇而言永远充满魅力。它是驼镇普通劳动者的一个主题,一个变幻无常又饱含着挡不住的诱惑力的人情非凡地带。也许正是这些看上去俗不可耐的生活事情,或许仅仅是一饱口福的小事,让驼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些平常之辈与国家政治纠缠不清乃至结下不解之缘,成为许多年后我笔下的一个话题。
事实上,驼镇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凡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可以通过驼镇听清楚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迫使一个边远地区的小镇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它的国家和人民一样。如果说经济上的损失是可估算的,然而驼镇悠久文化和民风在中国及世界发展史上的贻误,驼镇千百年形成的悠久人情世故遭到的断代性的令人心痛的摧残破坏(包括整整一个伟大的国家),可曾有专家学者为之估算过?或奋言昂首,或刀枪见红,非正常逝去的各种人物,各路冤魂,至今也许没有找到(也许不需要找到)愿意对早逝灵魂负责的人或部门或单位或组织。好在人们已经渐渐开始淡忘,生活的元气日益增长,在这些记忆中,冷藏着驼镇人的热情、好客、豪爽、大气和人类社会永远不可磨灭的思维弹性。
大碗酒肉管够造这一剽悍民风如今似乎都与平日的吃喝联系在一起。看上去又毫无关系。
谁知道呢。
09-7-9于歌谣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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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驼镇:一些影象和记忆
驼镇是好客的。豪爽大气是它永远不变的外表。民风剽悍而淳朴,无论什么年代,好客与豪爽大气都是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显明标志,用一句当地土语可以一言以蔽之:管够造。初来驼镇的人或者根本就没有来过驼镇的人,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管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造,意即随便。如果用在吃喝上,当然就是随便吃随便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一切尽随客便,只要不吃到肚皮外边去就成。可见吃喝的重要性对于驼镇人来说,意义了得。
一些影象消失了,无影无踪,似乎再也难以复原。一些影象还在,时常在夜里登门造访叩击思想之门,询问一些什么。消失的和依然存在的所有影象,曾经都被储存在我大脑的记忆深处,其中之一,是有关酒肉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酒肉在驼镇的餐桌上被摒弃甚至彻底遗忘,成为曾经的幻影。我不敢相信,那还是古朴富裕的驼镇。
驼镇的土地平坦,视野开阔,令人惊叹不已。一匹匹马,一群群牛,一簇簇储藏黄色谷物的仓库像希腊神殿般拔地而起,显得十分别致,外乡人尚未涉足其间,就早已映入眼帘。驼镇的影象,曾经那样鲜活肥美在记忆里,大碗的猪肉血肠,有滋有味,串白肉、肘子肉、五花扣肉、红白肉、方子肉、野猪肉、狍子肉……满口流油,满嘴生香,脸上流汗,浑身冒气,解馋,过瘾,实在。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吃的是情义,喝的是义气,吃完喝完油嘴一抹,下炕穿鞋,放下话,有事吱声。
走人。
吃喝显然并非驼镇人的目的。驼镇人无非是想借用特定的生活环境,在潜意识里面来加深有关人情、人性、人生、存在之类的带有形而上意味的探索。浓郁的情谊都在话里。难道这一切都不曾是我的驼镇么?
为什么大多数的回忆似乎都在摧毁创作的冲动?为什么那么多值得珍藏的往事离开笔端之后却又变得感官迟钝,或者心灵封闭?不知道。我只是为此而常常痛苦得不能自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弄得人矛盾重重,不知它的根在哪,脉在哪。比如驼镇,比如酒肉,在我的一些记忆中它是如此的珍贵,价值连城,可是人们在喜庆场合狂喝暴饮挥金如土的场面却同样地真实,这些情形到底哪一个更接近事实,我实在搞不清楚。
这些记忆积累得很厚,在心里,在思想深处。
我无法分辨。
驼镇人豪爽。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浓郁民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尤其在每年春节前家家户户杀年猪的日子里,在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上,无论什么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喝酒吃肉永远是大碗酒大碗肉,叫起一个驼镇汉子,喝老白干,哪个不是八两一斤不皱眉,叫起一个驼镇娘们,又哪个不喝它个半斤八两呢,咕咚咚,满满地倒上,里里外外的人随着一声吆喝,举起来,同声仰脖造干一大碗老白干,大情大义,大爱大情,都在酒里,先后把酒碗一翻,一滴不剩,再吼一声,干了!齐刷刷干了碗中酒这一豪爽场面就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中,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后来许多年在看到电影《红高粱》某个场面时这印象来得最为强烈,我在想,那就是驼镇人。
靠近驼镇火车站的地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供销社,管理这所供销社的人是谁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我只知道我的同学王峰的父亲就在那里上班,印象中他总是面容憔悴,穿着灰色短上衣,蓝色斜纹粗布工装裤及翻毛皮鞋。大家管这个灰头灰脑的人叫王老五,每天他不声不响地上班下班,灰灰地来,灰灰地去,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车站黄绿色的油漆正在剥落,车站本身同样显得十分凄凉,106、138、324这些大名鼎鼎的快车天天从这里经过,但从不在这里停靠。除了偶尔有一列货车或慢车停靠外,所有的客车都从这里奔驰而过。公路上有两个食杂店,一处兼作猪肉生意,但货源匮乏,另一处附设小酒馆——就是我的同学王峰父亲王老五小酒馆,由他的老婆出售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包子、馒头、花卷以及当地小烧酒。许多时候,白天晚上,那里都聚集着驼镇的男人女人们,大碗酒,大碗肉,兴高采烈地吃喝着,在那里不停歇地上演着欢乐,即使是后来那些特殊的年代,驼镇仍然存在着至少三家造酒的烧锅。只是,酒不多了,肉也成了自古以来的稀罕物。
这一切,怎么会忘记呢?
我知道,对于驼镇的理解,不应停留在表象的层面上,应在历史、人性、民风的背后读出冲突、消解、解构、荒诞、讽喻、存在的荒谬等深层与底蕴。但这一内涵显然是不能由我这篇小文来承载,我的能力也只能让我混乱的头脑浅尝辄止。若缺少了外表富丽堂皇的驼镇中(小)学校,驼镇定会黯然失色。在我刚记事的时候,驼镇还是富裕的。可以确切地说,那之前的驼镇人,因为天寒地冻,驼镇人跟所有东北人一样用喝酒抵抗东北大寒大冷和那些呼啸着弥漫着铺天盖地扑面而来的大烟泡雪的日子。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是因为驼镇人自古以来就淳朴且富有,到我今天写下这篇文字时,我的眼前似乎还清晰地看见,每天一大早,家长们把孩子送进这所着重历史文化教育、配有能干教师的“乡镇合并而成的公立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学生通常约有七八百名,由班长站队接送。每天都要从王老五家的小酒馆门前走过,到那里,孩子们就一哄而散了。孩子们的父母来自不同的阶层——工人、农民、警察、军人、小职员、手工业者,当然也有后来突然变得可怕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或者破鞋、流氓等等。不过那时候,大家都一样,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和平共处,大人见面都很客气,孩子们也不例外。
但到了那一年,一九六七年吧,某种陌生的噪音冲击着驼镇夜晚常有的宁静——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叫声好像郊狼嚎叫一样刺耳,疾风吹过野苋草时发出的干巴巴的撕裂声,火车全速行进、后退时发出的尖锐呼啸声。当时,驼镇正沉沉入睡,没有一个人听到三声军用武器的开火声,结果总共有七个人丧身。这是第二天和后来许多天人们才知道的事情,口口相传,个个变得惊恐万状。县城的武斗已经波及到了驼镇,一些人在打另外一些人,全国都在上演着同一剧情的悲剧。在此之前,大人孩子压根儿谁都不害怕谁,难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打那以后,人们发觉怪念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了那些令人忧郁的爆炸——这些爆炸在许多关系熟悉的左邻右舍的愤怒目光里点起了猜忌的火种,大人之间好像陌生人一样开始互不相识地打量对方。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大碗酒大碗肉在驼镇消失了。
就像逐渐消失的古朴民风。
街上开始出现了一种肉票。
过去的驼镇人大气磅礴,有大山大水一样的豪爽性格,聚集在一起喝酒吃肉,喝得越多吃得越多主人越高兴。处处有烧锅,家家有酒瓶,四周土地肥得流油,火红的大高粱,金黄的大苞米,吃不了干啥?造酒。伫立在破败不堪的供销社、外表富丽堂皇的驼镇中(小)学校或普普通通的各家各户外面的阳光下,看到的都是这一切。可是,肉票的到来,让人们陌生而无奈,一两肉二两肉,一滴酒两滴酒,都成了驼镇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之物,再也可望而不可得。记忆犹新的是,一个风俗彻底颠覆了,过去驼镇人来了亲属朋友或者根本就不认识的过路人管吃管住,大方豪气。走道的饿了,进屋就可以自己要着吃,有酒喝酒,有肉吃肉,家里没人也没关系,有米自己做饭吃,临走在米袋子上插根草棍就行了。主人回来看到米袋子上的草棍,会高兴说,咱家来客人了。然而,后来的情形是,亲属朋友们再来驼镇,要自备粮票,餐桌上再也难见一丝肉腥和亲情,吃完饭,主人不好意思张口,就让不懂事的孩子伸手要。人性至此消失殆尽。
小时候一些重叠或分裂的事情,就是以这样一种奇怪的储存方式存在着。驼镇本是鱼米之乡,高寒山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富裕且安祥,白天平静,晚上太平,是的,当时心底就有这些影象的概念,自那以后这个念头便萦绕不去——虽然驼镇未必就是我后来小说或散文的主题。何况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小说和散文。长久以来,偶尔我会想起那些记忆犹新的东西,我一直思索实现复活这种记忆的各种方式,大约三年前,我决定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记忆和观念写入小说,当然还有散文。可是你知道,这样的机会往往很少,少之又少,写的速度很慢,因为我必须努力让记忆尽量复活担起说明的责任。还有一点,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其他一些写作上,比如现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一些惊动社会的罪案,一些我们不能不给予极大关注的诸多事件。对于小说或散文中所要表达的观念,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问题在于怎么使这些观念变得具体、深刻、形象且有趣。当然,我可以利用故事直接说出来,但是用对白、描写或叙述让角色说个不停,难免有一眼望穿之讥,而且乏味无比。还有就是叙事观点的问题:这些看上去已经十分久远的记忆应该由谁说出或者由谁去体验?我费了好大的劲去安排情节,并且把写好的部分重新组合。现在总算对一些记忆有个清楚的观念了,但是,这些记忆断断续续,或真或假,目前该怎么处理我还没有把握。
有些人不愿意谈正在写的东西,唯恐谈跑了。我不怕吗?
也怕。
那就不谈。也许大碗酒大碗肉并未超越驼镇人已有的生活水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然可以将它看成是一部有意义的历史。过去与现在,记忆与联想,同样的一件事,但却出现了新侧面,丰富了已有的印象,也就有了记录的理由。如今,驼镇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豪爽民风正在痛苦之后复生。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对于驼镇而言永远充满魅力。它是驼镇普通劳动者的一个主题,一个变幻无常又饱含着挡不住的诱惑力的人情非凡地带。也许正是这些看上去俗不可耐的生活事情,或许仅仅是一饱口福的小事,让驼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些平常之辈与国家政治纠缠不清乃至结下不解之缘,成为许多年后我笔下的一个话题。
事实上,驼镇的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凡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人,都可以通过驼镇听清楚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迫使一个边远地区的小镇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它的国家和人民一样。如果说经济上的损失是可估算的,然而驼镇悠久文化和民风在中国及世界发展史上的贻误,驼镇千百年形成的悠久人情世故遭到的断代性的令人心痛的摧残破坏(包括整整一个伟大的国家),可曾有专家学者为之估算过?或奋言昂首,或刀枪见红,非正常逝去的各种人物,各路冤魂,至今也许没有找到(也许不需要找到)愿意对早逝灵魂负责的人或部门或单位或组织。好在人们已经渐渐开始淡忘,生活的元气日益增长,在这些记忆中,冷藏着驼镇人的热情、好客、豪爽、大气和人类社会永远不可磨灭的思维弹性。
大碗酒肉管够造这一剽悍民风如今似乎都与平日的吃喝联系在一起。看上去又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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