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驿站

生命的驿站


　　我从木字中，读到了禾和末字。一撇在顶，如匕如刀，破土而生，沐阳而长，可茁可壮；一横在上，枝繁叶茂，冠盖如伞，虽未必成材，然生气盎然。
我更没忘记读到本字。
　　万丈高木，不离根本。枝盖千里，无本不生。生命的延展，务必记着根本。纵是红尘繁芜，也不能忘却一路的起点和驿站。
　　沈从文笔下的边地风光是非常美丽的，因为他对乡土充满了爱。我对家乡故土也有着强烈的爱，尽管我笔下写出来不甚吸引人。人们对一些事物的记忆，往往是秘密的。而回忆一旦成为文字，就是可以公开，可以与人分享的。我和盘托出以下的文字，就是与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分享我的生命驿站和途中的感受。

第一章 出生地
1、九元里
　　我出生地的小地名，叫棕树河。说河，却是山沟边的一台土坡，一个独立的房院，三间破旧的平房而已。说棕树，倒有几棵高山红棕，如今早已枯死，不见影子了。
　　山区的小地名小，小到几十步就又是一个。棕树河向左手走100米，中间是一道小山梁，山梁后一处房院，叫岩巴子。那房子纯粹是建在岩石上的，那岩石，我们叫溜石瘩子。住一马姓人家，算我们的近邻。那家的独生子，后来就成了我的大姐夫。
　　棕树河属于九元里，老百姓早年里把这方圆几十里全叫罐子沟。罐子沟的大大小小的山沟，其实都是龙门山脉轿子顶西麓的山谷。九元里是一个自然村。人户大都非常随意地躺卧在九元桥附近的大山脚下溪流两边。
九元里这名，我推测原本可能叫酒院，即农村小作坊煮酒的院子。乡间人文化低，以讹传讹，久而久之，就叫做九元了。如今，那座公路桥的桥头，就赫然写作“九元桥”，外地人听来，还以为是九眼桥呢。乡间百姓喜欢在地名后加一个里字或上字，也算一种习惯。
　　这里的山溪沟壑，人们通叫河。到冬天，也就只有钵碗大一股活水流着。这里的河水并不都东流，流向很乱。光二的罐子沟从东南向西北而来，光三的唐家河（上游叫薛家河）从正北向正南而来，汇在九元里，再掉头向西南流去，改名叫曹家河。这三条相联系的河流——姑且叫河吧，每条却不过十多里长短。曹家河流到一个叫代坝的地方，汇进了一条较大的河，是从高村流下来的，叫磨刀河。磨刀河可以称得上河，在森林大遭砍伐之前，纵是冬天枯水季节，也齐腰深的水，没有人能踩得过的。磨刀河从代坝再向南流二十里，到一个叫白草的地方，就注入了涪江。
　　棕树河就在光二罐子沟沟口上，距九元里中心一华里路。
　　九元里四周都是千米以上的不规则形状的高山，山势也不算太陡峭，平常人们放牧牛羊耕种庄稼砍柴樵枝，山坡路走起来还算顺脚。
九元里是几山合围下的一块盆地，大约有一平方公里，只是这盆底不太规则。东南起于棕树河，中间经郭家坡、斗立磨，到九元里，再转西南经大田坝至高跟头。
　　我在网络上查过卫星地图。我们大名鼎鼎的九元，却无论如何查不到，倒是这高跟头三字，赫然印在谷歌的卫星地图上。附近还有一个叫干板田的，在九元里西北唐家河，距九元里两公里。卫星地图上能看清山峦沟汊，以及公路。地图上干板田与高跟头，在放大到无法放大的画面上，相距约一粒米，而现实中，就有近三公里路远。
　　据我推测，九元里一带的文明历史，不会太久远。现在这里以一座公路桥为中心。公路由西南向东北连接了平武县和青川县，或者说还连接着绵阳市与广元市，是一条跨市公路，级别不低。但无论我哪年走回九元里，都觉得它是一条破破烂烂的通村机耕道，丝毫看不出有啥级别的优势。
　　桥北头的公路东边是过去的供销点和采购站。现在已灰飞烟灭了。二十多年前一个守供销点的老人，不慎一把火烧了个精光，连同他90多岁的老母亲。后来建一溜土木结构的瓦房，作高村公社光一大队的大队办公室，附带一个大队医疗站。那是我曾经梦寐以求想去当赤脚医生的地方。我这辈子没能悬壶济世，是一大遗憾，也是命中不带吧。
　　火烧前的供应点和采购站，青石板台阶，短栏杆的走廊，三方齐的小青瓦院落，是光一光二光三三个行政村村的重要物资集散交易中心。老百姓种点药材，收点核桃，买进这里的采购站，再从供应点买回几两煤油，几斤盐巴，或者扯几尺劳动布。经济再好点的，还可以买一根几角钱的毛巾，一角多钱的胰子（香皂）或洋碱（肥皂），再买几分钱的洋火（火柴）。
　　现在，大队医疗站早作了古，大队队部也买给了村民。村民买下它，也就图买了块地盘，把土木结构全掀了，重建成川斗架小青瓦房子，临公路的两边还建成了水泥小洋楼，重新摆起个杂货摊，每天吸引着附近的半截幺爸，逡巡在水里糖和冰糕柜周围。
　　桥北头的公路右边，是村小学，早年里有几十个学生，文革末期有近百个学生，后来又只有几十个学生，到最近，学校干脆撤了。一至六年级的学生，统统到20里外的高村乡完小去读寄宿。罐子沟离高村乡街，最远的达40里路，有的学生太小，家里就只好叫年轻媳妇儿们到乡街上租房子照顾小孩，真正叫“陪太子读书”。
　　解放初的小学，只有初小部分，即一至四年级。现在不兴分初小高小了。这里的初小设在郭家坡。中国人习惯根据姓氏取地名，可这里近百年里并没一家姓郭。郭家坡只住两户人家，一户姓李，一户姓强。说坡，其实是沟边一大块平地，还有一块可种稻子的水田。这里的水稻田很少，并且只能种冷水谷晚稻。上世纪60年代末，一把大火把学校烧了。那是老式川斗木架房，经年久月，火烧起来，无法施救，尽管二十米外就是小河沟。后来学校搬到九元里，筑的是干打垒的土坯房，规模大增，一度办齐了一至六年级。最近，学校撤了，房屋交付村上，临公路没坍塌的几间屋子，作了村上的临时用房，保管和存放村上的基建用具。有些已经断梁塌壁了。小操场上已长满了蒿草和苔藓，猪牛羊鸡任意出入，各种垃圾随意丢弃，好一派破败景象。
　　小学校正在唐家河和光二罐子沟的两水交汇处，是一处小三角洲。公路桥是从光二罐子沟河口上跨过去的。沟里的溪水清澈无比，水里水外的白石头，在阳光下闪光，直晃人眼睛。从小学向西，涉过只淹及脚背的钵碗大一股水流的唐家河，便到了有五六户人居住的店子上。
　　据我推测，店子上是九元里的最早的中心。在交通极不发达的旧社会里，从平武或从江油赶往青川赶往碧口的零星商旅，途经此处，或喝碗醪糟，或吃碗凉粉，打个幺台，或遇天晚，就在这里借宿。这便是店子上这名儿的由来。
桥南路东山脚下是一个两三户人家的院落，院口有一幢水磨坊。磨刀河两畔的水磨坊，一个平底水车，就能推动大大的石磨。可罐子沟水小，冲不动平底水车。聪明的祖先就在平底水车旁边，加一个立向水车，像齿轮一样带动平底水车，再推动石磨。这个立向水车，叫斗立车。这个院落，也就叫斗立磨。斗立磨这种精巧的机械构造，体现着古代能工巧匠的聪明和智慧，现在，是见不着的了。
　　桥南路西河沟两边是开阔的田坝。其实，左边倒是较早开发的田坝，起名就叫大田坝，有十几亩。右边十几亩，在修公路之前，是一大片水塌子（沼泽）乱石窖。文革前，人们垒了一道河堤，想垦荒造出田地，但几年的山洪，把河堤冲了个精光。上世纪70年代，正值文革中期，政府修通往青川的战备公路，从这里通过。公路正好建在过去河堤的位置，这一大片水塌子荒地就变成了良田。08年地震后，我哥家重建，就从棕树河搬到了这里。
　　这个小盆地的最西南端，就是前边叙述到的大名鼎鼎的高跟头。原先也就住两三户人家。上世纪50年代，从遂宁射洪一带大量往平武移民时，这里就多出了许多户。其中一户唐姓人家的大儿子，后来就成了我的二姐夫。
　　如果在通公路之前，站在九元里向四周张望，那确实是山青水秀，树木葱茏。坡下沿沟是桤木树，一种高大的速生的落叶乔木，大的，直径可达两三米，木质细滑。四面坡上主要是青冈树，那是一种能自然生成黑木耳的稀有树木。春夏青荣茂盛，呈一片绿海；秋冬叶子黄红，像大山的旗帜。山顶大多是松树，四季长青。走进任何一条山谷，林木郁闭，空气湿润，“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啊。
　　可惜，自公路修通之后，沿沟的桤木树砍得不见了踪影，山上的青冈树年年遭砍伐，山顶原先长松树的地方，难见了青绿之色。好在每个院落房前屋后，还种着些香椿树，种几丛慈竹或一片荆竹林。罐子沟的人们喜欢把自家房子的墙壁刷成白色，再映着这翠竹绿树，倒也有几分乡味。丫鹊子选较高的香椿树顶，筑个窝巢，早早晚晚叫唤几声，斑鸠子在慈竹林里做窝，早早晚晚扑扑楞楞，咕噜咕噜，山村里也有了点自然的歌声。

2、政治
　　我在本文中谈的政治，绝不是通常意义的，哲学家政治家们说的政治。
　　我本文中谈的政，是政府，老百姓过去叫官府，叫衙们。我这里要说的治，不是文言文中与乱相对的意思，也不是现代汉语的治理之意。我想说的是管辖。“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九元里得隶属于某级政府管辖呀，不管这个政府是否治理它，更不说是否治理得很好，我只谈属地管辖，让读者不至于以为我笔下是杜撰的桃源。
　　棕树河隶属于九元里，九元里与其东南角的梓闲坝和强家湾，西南角的袁家坝大王坝，东北角的唐家河薛家河几个自然村，共同组成一个行政村，归属于平武县高村乡。这里说到得强家湾，与我后文要叙述的另一个强家湾，是两码事。乡村里这种小地名重复的，本也较多。
　　高村是平武与青川的大官道上的一处小乡，明清时代叫塘，归属古城镇管辖。乡政府所在地在磨刀河畔。塘，据说是旧时屯兵垦粮的地方。所以，高村一带，除了土著的羌藏以外，还有更多的外地人口。据说有从甘肃文县碧口一带迁来的，也有许多说是湖广填四川移来的。
　　古城镇是一个真正的古镇，相传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汉代这里设过刚氐道，是一个管辖少数民族的县级政权，与东南的江油关百里之遥。后来刚氐道废了。古城镇就归属平武县，归属龙安府。民国晚期，高村设了联保。解放初年，高村设了乡。乡政府设在乡街一座火神庙里。但其后不久，罐子沟从高村析出，成立了乡，与高村并列，叫光明乡。下设光明一村，光明二村，光明三村。九元里一带是光明一村，东北面的薛家河唐家河是光明三村，东南面的主沟，就叫光明二村。直到现在，人们还叫光一光二。光明乡存在没多少时间就撤销了，又并入了高村乡。光三村也撤销，并入了光一村。不过，磨刀河一带以及古城平武的人，还是把旧时光明乡一带泛称罐子沟。
　　光三村的村公所，曾设在唐家河一个叫回龙观的庙宇里，距九元里三华里。光二村的村公所，设在一个叫朝天宫的庙宇里，距九元里十多里。朝天宫，是在谷歌卫星地图上查得到的。这名字也能说明其山高其路远，是朝拜天庭的宫殿。那地方后来就干脆被叫做村子上。光一村的村公所设在九元里店子上。光明乡的政府治地，设在高跟头与大王坝之间一个山嘴上的破庙里，那庙子叫观音寺，是一座孤庙，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距大王坝和高跟头各有一华里。这观音寺与我后面要叙述到得观音寺，同名而已。后来设了乡政府，也早没了泥菩萨的保佑，某一天庙里，火神爷毫无顾忌地张开大口，把孤庙吞了，把乡干部们烧得跳高高。从此，那地方就再没了人烟。
　　我突然发现，解放后的乡村政权，大多都把办公地点放在庙子里。恐怕这本示明共产党政权不信鬼神，带头破除迷信，也恐怕是政权建立之初，经济窘迫，也还未建起高楼大厦所致。
　　后来，高村乡改叫高村人民公社，光一村改叫光一生产大队。再后来，高村又叫了乡。光一又叫了村。不论换啥名，这个分散在10多平方公里内有近千人口村子，依旧沐浴着阳光也经历着风雨。
　　早先，村上设村长，后来改为村主任，老百姓还是按习惯叫村长。中间一度是大队革委主任。根据农户居住情况，全村分设若干村民小组，解放初叫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中间，包括文革前后，叫生产队，现在又叫合作社。过去的生产队队长，就成了社长。
　　光一村共有5个社。薛家河为五社，唐家河为四社，靠近光二村的强家湾梓闲坝叫三社，靠近代坝的袁家坝大王坝叫一社，九元里叫二社。
我出生地九元里棕树河，也就是高村乡光一村二社了。

3、姓氏探源
　　九元里一带主要的姓氏是强姓。强字，字典上面明确注音作姓氏要读作jiang，不能读作强大的强。这是一个冷僻的姓氏。《百家姓》里连“乌焦巴弓”都有，却没有强。中国这种冷僻的姓氏还多，如金庸先生本姓查，就不能读作调查的查，作为姓氏，而要读作zha。又如仇恨的仇字，字典注明作姓氏要读着qiu。只是这些年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老把姓强的强读着强大的强。
　　强姓也是高村乡的大姓，人口较多。高村乡街附近有一个村子，叫强家湾，住的几乎全是姓强的。相传是强姓在平武的第一个发祥地。光一村三社也有一个强家湾，规模小得多，据说是高村强家湾分支出去的，是同一宗族的。街上那个就叫大强家湾，罐子沟这个就叫小强家湾。据说我生母就是小强家湾的。若干年后，我到舅舅家，就是到的小强家湾。
　　棕树河是生母的老家。当然，我不清楚她或是她的父母是如何从光一三社的小强家湾搬到五里以外的九元里棕树河的。反正，棕树河就成了地道的强家，尽管舅舅家（应该说外爷家）仍在五里以外的小强家湾。
　　好像外爷就养了两个儿女。舅舅是我生母的弟弟。外爷叫啥名，我至今都不知道。早年没有问过，现在又无人可问了。生母叫天英，舅舅叫天志。族内叔伯们是天字辈，其上是金字辈，其下是兴字辈。我不孝，竟然不知道再上或再下的辈份了。我曾试着用“国正天兴顺，官清民自安”十个常用排辈的字去套，而叔伯们的后代又似乎不是这样取名字的。有取顺字的，有取荣字的，有取文字的，反正是乱取一通。但我弄清了小强家湾与街上大强家湾的字辈的对应。跟金字对应平辈的是有字，跟天字对应平辈的是桂字，跟兴字对应平辈的是焕字。之后还有国字，文字。再之后，我也不清楚了。
　　我的大姐二姐分别叫兴泽、兴书。她们的父亲是郭家坡李家的儿子，在她们还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但不知为何，她们没有姓李，而从了母姓。估计她们的父亲也是抱儿子。抱儿子是俗称，还俗称上门汉，书面语应该叫入赘。
　　强姓，看来是个当地的大姓，却不是望族。在全县全省及至全国，很难找到一个上得了省报国报的大官。我考证过，这姓应该是甘肃一带南迁的。或是邓艾取川时代，或是后来的某个时代，西北人南下屯田垦荒，到达龙安府一线，留下的后裔，也未可知。传说湖广人填四川，人们不愿来，官府用绳子捆绑押来，在手肘下留有一道勒痕，填四川的湖广人的后裔，手肘下都有一个勒印。我看了自己的手肘，也有一条印迹，按理，我就该是湖广人的后裔。但生母的强姓，又明白地出自西北。不知我的弟兄姐妹们手肘下是否都有这一道印迹。
　　我的生父姓牛。这个姓特稀少。我在《说岳传》是读到过一个武将，叫牛皋，是一个英雄汉子；还在历史书中读到一个牛僧儒，但我对他没啥好印象。这两人算是有名了。只不知我生父的这姓，与他们是否有关联。我估计，多半没有。
　　生父原本是代坝下游通往白草的一个叫青坪的村子的人。青坪村大，从磨刀河边向东山坡往上，一直到千多米的山顶。山顶上有一个自然村，叫大坪山，就是生父的老家。我至今也没到过大坪山，甚至不知道我的祖父叫啥名。如果遇着朱熹之流，在这一点上，一定会指谪我数典忘祖；如果面对卢梭，他或许会指谪我忏悔的不够。
　　生父叫玉贵，行三。大伯父叫玉富，二伯父叫玉山，小叔叫玉金。恕我不敬，本文叙述到长辈名字，全没用忌讳。还有两个姑姑，至今我都不知道叫啥名。大姑嫁到龙安城附近桂香楼下一个叫皮罗寺的地方，其后代姓罗，如今，我们还有些来往走动。小姑嫁到青川御坝，姑父可能姓王，因为她的儿女都姓王。如今，我们却没有丝毫联系。据说，生父的兄弟姐妹，目前就小姑一人还健在呢。但亲戚少了走动，就不如近邻亲了。
　　祖父家肯定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只有我小叔，我们叫幺老子的，正式娶上了媳妇。他的后代现在生活在平武黑水沟一带。大伯父二伯父，我们叫大老子二老子，连同我生父，我们叫大大（读第一声），都当了人家的抱儿子。大伯父先前入赘过光二张家，改名叫张子玉。后来从张姓家出来，大约是我的前大妈死了，才娶了一门媳妇，是我后来的养父的姐姐，我叫孃孃。他们一直在光二深山里生活。他们没有生育子女，领养过两个女子，一个姓蒋，一个姓了大伯父的本姓牛。现在，大伯父大伯妈两个连同我的两个堂姐和姐夫，都作了古。后人的情况，我一概不清楚了。
　　二伯父没改姓名，也把家安在了光二罐子沟里，但他的儿子，却姓罗，估计是姓了二伯母的姓。二伯父二伯母早作了古，我的那位罗姓堂兄，当过兵，当过工人，现在退休在家，先在温江的单位宿舍区生活，后来落叶归了罐子沟的根，在老屋生活。平常，种点庄稼小菜。庄稼也没什么好种。高寒山区，玉米产一季，顺便种点洋芋，南瓜。大半年无地可种，就在家里烤火。
　　我的生父生养了我哥兴华，我和我弟老五，我弟兴模，我妹兴秀。在我生母前，我行二；在我生父前，我就行四。由于当时正闹饥荒，农村又缺医少药，老五才六岁时，患急病夭折了。据说是到二老子家耍，得急病死的。我弟兴模，十多年前罹难。死得很惨。那天是端阳节，外甥家用拖拉机碾麦子，兴模去帮忙，结果拖拉机滚到了院坝坎下，压在了他胸上。我哥兴华和外甥们立即用一辆农用车往县城送，80多华里，还没拢县城，弟弟就断了气。
　　土地重新分到户后不久，我哥兴华和弟兴模在农村算两把好劳力，他们把棕树河三间五柱老房子改造了，新修成了七柱六间大瓦房，哥住东边三间，主要负责大大的生老死葬，弟住西边三间，主要负责老妈的生老死葬。嫂子和弟媳都很贤惠，十多年前，他们分别把两位老人送老上山。只可惜兴模早走了。弟媳如今仍带着儿女住在棕树河，招了个田姓男子入赘。兴模的儿子小荣前两年也死了，死于全身肌瘫。我专门写了文章，记述了这些情况。
　　原先的老房子很低，很矮，很狭小。生父在院坝盖外猪圈上面建了一间虚脚楼，平常堆放秸秆和杂物。我们叫它草楼。夏天，在楼板上铺张簟席，就可当床。我回娘家时，就喜欢跟哥哥和弟弟在草楼上睡，尽管蚊蚋猖獗，跳蚤施虐，但与父母隔着几堵墙壁，可以疯玩半夜也没人管。有些人家领养了别家的孩子，不让孩子认娘家。怕孩子回了娘家，就不认养家了。可我的养家和娘家都很开明，又是亲戚，所以，我从小就经常回棕树河，却并没有影响我对养家的感情。
　　我大姐，二姐，我哥和弟媳以及他们的家人，都生活在九元里。小妹兴秀，嫁到了唐家河，即光一村四社，我曾经插队劳动过的地方，也不远。
　　姐妹兄弟都姓了生母的强姓。我生父虽未改姓名——当地风俗，入赘是要改名换姓的——但儿女们没有一个姓牛的。好在，我基本弄清了牛姓近几代的字辈。玉字是高的了。我们这辈如果姓牛，就该是红字辈，以下是开字，再以下是会字，再以下是儒字。这儒字，放在名末。再再以下，我也不知道了。这一点，朱熹之流也不能怪我数典忘祖，因为贫寒人家，过去族内没有文化人，没修家谱。
　　我先前说，强姓里没什么头面人物。在我们县上，强姓家族中一位最大的官员，也就政协副主席而已。而牛姓呢，至今，连一个科局长都没出过。但关于这点，我并不以为羞辱和悲哀。

第二章 养父的村子
1、罐子沟
　　如果说九元里棕树河是我生命的起点站，那么，光二红岩沟就与我生命的成长有些远源关系，如今的高村乡光明二村就是我养父生活过半辈子的村子。
　　山外的人习惯把整个光明乡叫做罐子沟，而光明乡的人却只把光二称为狭义的罐子沟。罐子沟，顾名思义，沟口上地势极狭极窄，到沟内，地势闪科开阔一点，但四方是封闭的高山，形似罐子。当然，罐子是旧社会使用的一种土陶容器，现在的年轻人未必见过。
　　前文叙述到光一村梓闲坝坡强家湾。从梓闲坝强家湾沿山沟继续往东南上行十来华里，就到达村子上，也就是朝天宫。中间经过两个小地名，一个叫大金塘，估计是过去人们淘沙金的遗址。一处是平坝河，我的二伯父曾居住的老家，我的罗堂哥如今正生活在那里。现在是通村公路，机耕道沿山沟修的，通到光二行政村。过去的羊肠小路，是在山沟的石铺子上跳来跳去，遇着山洪期间，就不能行走了，山里的人十来天无法出山，山外的人也进去不了。
　　如果说罐子沟也是一个盆地的话，那这盆底就太小了。朝天宫是在两条小溪的交汇处，庙宇建在离山沟水流五十来米高的一处坡地上，四山合拢，这里就是一个碓窝底，找不到一百来米的平地。几百农户都散居在四面大山的山坡上和山谷里。
　　从朝天宫左手沿山溪上溯，沿两山夹缝般的溪谷攀爬六七里路，就到一大山岩处。岩嘴伸出来两张簟席大，形成一个不封闭的山洞。据说，这就是我养父当年居住的家。这里叫红岩沟。
　　我是大约读小学三年级时，随我兴华哥路过那里一次，专门去凭吊了养父几十年前的生活遗址。当地人把这种山洞叫岩窝，岩字也读作挨。我去看到的，是罐木葱茏，荒草茂盛，连路都早没有了荒凉山岩。岩窝前有几处颓圮的石墙，被不知名的草蔓厚厚地覆实了。一点也看不出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可它的确是我养父和他的父母及至他的祖父母生活过多年的地方啊。
　　这里真正算深山老林，方圆七八华里没有人烟。这山里的人家就这样零星八落地散居在老林里。据说过去某家断了火种，得一个成人花老半天功夫去别家借火呢。
　　这几十年来，红岩沟前后十来里地仍无人烟。随着高山人口减少和退耕还林政策的深入，恐怕在过些年，这些山谷里，连小路都全没了。行走其间，偶闻几声鸟鸣，山谷里就只剩宁静、孤寂和沉闷了。纵是大太阳天，身上和心里还时时涌出些寒意，“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
　　从红岩沟继续向山上攀爬，上到一处小有名气的大山上。这山，形似旧时官帽，老百姓叫官帽顶。但山南部分的老百姓说叫庆庆山，我没查出是哪个庆字，就记录为庆庆了。我倒查出地图上，这山叫桥子顶。轿子顶属于龙门山脉，是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断裂带的北段。
　　在这两千多米的山脖上，居然有一条旧时的官道，叫后大路，距红岩沟约10里路，距山顶覆雪处，恐怕也还有七八里路。我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暑假里，由我哥兴华带着在后大路上走了一遭。说是官道大路，毕竟荒废数十上百年了。路上的竹木，已经生长郁闭。钵碗大的树木，长在当年的大路中间，不得数十上百年呀？
　　从生父和养父的零星讲述中，我了解到，这条大路，是当年成都江油一带的商旅前往青川县城的一条捷径。那时的青川县城，在如今的青溪镇，也就是官帽顶的正北面。从古江油关南坝上面一个叫新道口的地方登山，翻过官帽顶，从正北面下山就到青溪了。一般一天的路程，如果负重，就得在山上住一夜了。红岩沟恰在官帽顶的西麓。据说后大路曾经繁华一时，有人居住不说，还有一幢利用山泉水冲转的磨坊，叫干水磨，如今的高庄林场就设在那儿。一路上有好些家酒肆，饭馆和脚店。脚店是专为背夫设的。还有几家供过往客人住宿的，叫幺店子。有卖茶的，有卖凉粉的，包谷酒野物肉肯定少不了。听说也出现过躲在竹木深处专行剪径的棒老二。待我踏上后大路时，繁华早已不在，我穿行在竹木中间，脚下踩着松软的苔藓，耳畔有风送来阵阵林涛，涛声中似乎还能听到当年商旅的前呼后应。
　　21世纪的某年端午节，我到过青溪那边的金熊猫旅游地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这个唐家河与我们光一得唐家河同名，但它的名气大得多了。我读到青川县作家李先钺先生搜集整理的资料，了解到我们高村的光一光二，与三国故事有擦肩而过的历史，官帽顶的后大路，是阴平故道南端的一截路。
　　当年魏军将领邓艾从摩天岭下来，一路西行，队伍走到光一薛家河的山岭上，发现方向太偏西了，到不了江油关，便策马转身，向南行驶。那战马转身处，如今叫马转关，在平青公路21公桩处。邓艾的队伍在深山老林向南摸索，终于爬上了光二红岩沟上端的后大路，翻过官帽顶，从山南直扑江油关，势如破竹。
　　红岩沟官帽顶的山势，远比光一九元一带陡峭。地无三尺平，抬脚就爬坡。悬岩陡坎，峭壁百丈，也不知邓艾的北方魏军是如何攀上这西南大山的啊。
红岩沟附近现在没人居住了。可当年肯定是有人居住的，可以从它前后左右的地名上得知。前沟里有四沟里张家院，后沟里有三老关葛家院，左山上有老房子院子里，右山上有大屋基严家坪。若干年后，我明白了一句俗语，说是高山石头都往河坝里滚。我推测，这些深山大沟里的人户，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这里，尽管这里的老农民安土重迁。
　　官帽顶是一座方圆数百里的大山。红岩沟是它的西麓的一条小山谷而已。北边是青川县青溪镇。南边是黑水沟高庄坝和南坝，属于涪江岸畔的九黄环线。而东边，有一条斗折蛇行的小河，叫石坎河。沿河躺着两个小乡，一个叫石坎，一个叫水观。
　　石坎水观与高村光二罐子沟同属一山的两侧，但两地的语言却有很大区别，真应了一句“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他们的语言属平武方言中独特的一支，所有第一声的字，他们都发第四声。有些an韵的字，他们发ang韵，这与古城龙安一带正好相反。古城龙安的人，把ang韵，全读作an韵。石坎话把干饭叫钢饭，把碗叫网，把筷子叫矿子，把开水叫慨水。有些发音，与北方话更接近，我甚至怀疑他们就是西北人的后裔。
　　这两个乡在08年“5.12” 8级大地震中，是极重灾区，山崩地陷，房倒屋塌，人员伤亡以千计，牲畜伤亡达数万。而山的西边光二村一带，就抖落了些瓦片摇垮了些石墙而已，无人畜伤亡，无房屋倒塌——直线距离也就三五公里啊！只是，水观石坎在“5.12”中名传全球了，而同属一山的罐子沟红岩沟，却鲜为人知。
　　“5.12”大灾难中，官帽顶这顶官帽，并没有——也许无法全部保佑山下的生灵呢。
2、养父的姓氏
　　养父家姓江。养父名发义，其姐，我的孃孃，名发珍。
　　江家祖父叫啥名，我不知道，听说他在很早很早就离开人世了。祖母是我读小学二年级时去世的。她活了80多岁，临死时，一口好牙齿，还能吃麻花，一幅好身体，临死前几天还爬坡上坎扯猪草呢。祖母叫啥名，起先我也不知道。我上初中后，每逢年节，养父叫我给先人们烧福纸。写福纸时，我才晓得她叫江文氏。按旧时女人家姓名的推算，她娘家姓文。在平武县内的文姓，就聚居在石坎南坝一带。也就是说，祖母的娘家也就在官帽顶山东麓的石坎南坝了，不过，我至今也未结识一位未出五服的文姓亲戚。
　　这文字，很让人想到文化一词。可罐子沟数百人口，无人读书识字。若干年后我在古城当中学教师当中学校长时，很想为罐子沟培养几个中学生，可都不如愿。过去的人只求填饱肚子，无缘读书；后来有饭吃时，他们还是不愿读书。因此，我怀疑这江姓，或许就该是姜字。土地改革时，工作队进驻，逐户挨家登记人口，养父家口头申报姓氏，工作队便写作江字，也未可知。若干年后，我看过养父当乡长时用的一枚印章，确凿无疑是江字。
　　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我读初中一年级时，跟一个姓冯的表叔到过南坝旧州后山的冯家山。那正好也是官帽顶山南侧。那里是养父的堂兄弟聚居的山村。我拜见了一大把年级的堂伯父，但叫啥名我没问过。我结识了几个我叫哥的人，他们的姓氏都写作姜。大哥邦礼，二哥邦义，三哥邦廉，四哥邦贵。我知道我这辈应该是邦字，下辈好像是定字。从礼义廉这些字看，取名的人是有文化的。从那时起，我就更怀疑养父应该是姓姜。但我少年时，没与养父讨论过这个话题。等到我后来读了点书，可以讨论时，“子欲养而亲不在”，养父又离世了。我分析，我养父一家就是从官帽顶山的南坡，或因灾祸，或因饥饿，搬到了山的西坡深谷里。由于没有文化，加之交通不便，与老家缺少来往，以致最后弄得姓氏不确了。这是旧社会里中国农民的悲哀啊。估计，在全国范围，类似的情况，还会不少呢。
　　祖母，我们这里叫婆婆，她说，养父先前是娶过媳妇，养过一个儿子的。解放前夕，母子相继病逝。听说儿子都已经是十多岁一条壮小伙子了。但祖母没告诉我那母子的姓名——或许压根都没有姓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养父在高村乡当乡长时，才娶了我后来的养母。她姓王，娘家是古城挨近高村的老垭山的。解放前作童养媳到了高村乡街旁边的李家坝。李姓丈夫病逝后，才被人撮合跟了我养父的。老垭山西边一个叫马桑湾的地方，住着我叫舅舅的王姓弟兄。我读小学时，去作过客，跟几个表兄还算玩得拢。那时，我们家住老垭山东边山脚观音寺，两地也就一个多小时路程。
　　其实，我还是很惦记南坝姜家的亲戚们。大哥邦礼早不在人世了。二哥邦义和三哥邦廉，十年前还见过一面。四哥邦贵是近四十多年没见过了。他们的后辈人，我都不认识。没与他们交往，客观地说，是没啥机缘，我自己忙着讨生活，无暇顾及别人。主观地讲，是我与他们在血缘上，真就不是太亲近。农村人在办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情时，往往要邀请本家亲戚来作客。但我出嫁女儿时，想邀请我牛家幺姑和江家的亲戚们，却苦于无法把请柬送到。
　　但我沿袭了生父的姓。到上世纪末，这姓一度成了国姓皇姓。甚至，连养父给我取的名字，都跟伟人近了音。初中以前，我叫建民。一是我听一位老人说，这名太大了，恐担当不起，二是我后来喜欢文字，在平武师范就读时，我的语文老师廖顺华也说剑鸣二字有诗意，典出杜甫“匣中宝剑夜有声”。于是，我在师范毕业前，就改作了剑鸣。廖老师就是我学语文引路人和文学上的启蒙老师，虽已离世，我永远感恩。
　　接下来就该说到我的女儿的姓氏了。就因为考虑到这江姓有些置疑，养父用了几十年的江字，我又不能擅改作姜；又因为跟兄弟姐妹去从生母的强姓，似乎又对不起养父家；生父的牛姓，兄弟姐妹都没姓，也不能选。生父母虽有血缘亲，养父也有养育恩。我老婆姓李，完全跟她姓李，似乎又觉得不是太妥，我又不是抱儿子。最后，我决定新创复姓，让女儿姓了李江。如此一来，继承了养父的江姓，我也就心安了。

3、养父离开罐子沟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某一天，土地改革工作队走进了罐子沟。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访贫问苦，就访出了全高村乡（当时还未析出光明乡）最贫穷的一户人家，那就是我养父家。别的家再差也有一间茅草屋，可我养父家住的是岩窝，租种的是别人家的土地，真正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于是，工作队就把他请到了高村乡上，拟成立乡人民政府，安排他出任高村乡第一任乡长。就这样，他就走出了罐子沟。那年，是1950年，他30岁。从此，一直住在高村乡街上，住了29年，他59岁去世为止。
　　也许，是官帽顶山降了一顶官帽，降到了我养父头上。反正，在七沟八梁几百人口的光二村，迄今为止，他是唯一一个乡级干部，再没有谁的职务高过他了。据我所知，建国几十年来，养父南坝冯家山的堂兄弟侄子辈们，似乎也还没出过一个正乡级干部呢。
　　至于养父能当上共产党政府的乡长，那穷字肯定是啊关键的因素。整个罐子沟，在划分成分时，除了一户姓艾的外，全是中农和下中农和贫农了，连一户富农都没有。旧社会里，老百姓躲进深山刀耕火种，种出几粒玉米籽籽糊口，谁又能富祫到哪去呢。
　　养父戴着官帽离开了罐子沟。他把唯一的亲人他的母亲也接到了身边。红岩沟的岩窝自然就没人住了，自然就荒凉萧索。之后，也自然就无人知晓了。
如今的清明节，许多人路程迢遥地返乡祭祖，尤其是大户人家，有祠堂的做清明会，修家谱；有祖坟的，举行盛大拜祭。可我的生父牛家，养父江家和生母强家，解放前都是乡间最贫穷的人家，没有清明会可入，没有祖宗祠堂，连我的江家祖父牛家祖父的坟墓在哪儿，我至今都不知道。我生父生母的坟，埋在棕树河房后几十米处，算是守了故土。我养父的坟埋在高村乡街旁边的荒山坡上，连罐子沟都没回去成，算是异地孤魂了。他们的坟墓四周的野草杂树，已经郁郁葱葱，虫蛇出没了。而我这些年来，忙于生计，忙于养家糊口，也忙于良心和责任，一直在外奔波忙碌，竟然很少在清明时节返回家乡，为几座坟墓垒几抔黄土，内心着实有些惭愧啊。

第三章
在迁徒中成长
1、我到江家
　　养父到乡街当乡长时，他原先的老婆孩子早死了。和我的养母结合后，王姓养母又没有生育。她当初在李姓当媳妇时，就没有生育过。祖母看着江家无后，就很着急，于是托人打听，想领养一子。
　　即使我在生父家没被江家收养之前，他们两家也有亲戚关系。如果按生父家称呼，我养父的姐姐我后来叫孃孃的，就该叫做大伯母，我们乡下叫大妈。大约是大妈介绍，在我养父当了七年乡长的那年夏天，就把不足周岁的我从强家领养来了。
　　从此，我就姓了江。我就从罐子沟来到了磨刀河畔，从九元棕树河来到了高村乡街上，从强家来到了江家。
　　其实，我被从棕树河被领养到江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生活紧张，没吃的，家里我以上已有两姐一兄，生父母养不活我们，就企图将骨肉送人领养以解家中困境。把我送到江家，江家没有子女，自然能照顾好我，是我的幸运。说起来，江家救了我一命。那时候，江家婆婆还很健康硬朗，为我请了奶母哺乳，为我熬玉米糊糊喂养，为我浆洗缝补，一直把我经佑到我读小学二年级，她才撒手人寰的。
　　到我三十多岁时，养母不愿与我们在一起生活，独自从我工作的地方跑回高村乡街去。有人说，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抚养大的，你怎能让她一个人生活而不管她呢。其实，这当中误解大了。我咋会没管她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对她是生善养死善葬了的。但我读小学二年级之前，全是靠婆婆经佑的，养母根本就没插手——不是她不插手，而是她本身没生养过，根本不懂得如何养小孩，插不上手。
　　养父原先的媳妇儿子死了，重娶的老婆又不能生养，恐怕是他终生的遗憾。我被领养过来，健康地长大成人，读完书参加了工作，可能对他又是一种慰藉，至少，我如今是这样想的。

2、谢家院和茅坝
　　据后来婆婆告诉我说，我到江家时，他们一家住在高村街上一个叫谢家院子的地方。是租房子住。养父家原本是住岩窝的，没有房产。土改时分地主的浮财，他作为乡长，又带头不要，分给了其他穷人。他一个人平常就住在乡政府院子里，把家人安排在同一条街上的谢家院子里。这谢家院就成了我生命的第一个驿站。
　　把我领养来时，给我请的乳母，也是同院李家的媳妇，姓冉，刚带了小孩。给炖点猪蹄汤，奶水就够两个孩子吃。稍大一点，隔了奶，婆婆就熬米糊玉米汤一类，也就把我给喂大了。穷人家的孩子不金贵，好养活。在我记事之前，冉奶妈就病逝了，我连奶妈的样子也记不得，很是有些遗憾。
　　在谢家院子大约住到我三岁时，就离开了。期间，我还犯过一次险。大约是养母带我时，不负责任，我就跌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塘。至今，我的左手还有较明显的烧伤疤痕。我并不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我还不记事。但自我开始记事，就知道这疤痕的来历了。据说祖母把养母好一顿痛骂。
　　离开谢家院，我们搬到了离街三里外的茅坝，距街三里路，是一个有两三户人家的院子，在磨刀河河边，这是我生命中又一处短暂的驿站。
我开始记事也是在茅坝时。到茅坝的直接原因，是乡上要办一个敬老院，专门管理全乡的孤寡老人。乡上安排我养母作负责人，专门去照顾这些老人。当时生活很紧张，严重缺粮，把老人们集中供养，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老人们每天在院外田坝里种粮种菜，我随时都在他们中间穿梭来往，听他们讲故事，有些听得懂，有些听不懂。
　　后来改叫高村人民公社，养父不叫乡长了，叫书记。其实，我后来在县党史上读到，是副书记。他经常不在家，或在公社，或到各村去了。后来也不叫村了，叫大队生产队。婆婆一边带我，一边还要跟那些老人一起种地做事。偶尔，婆婆也背着我到乡街上走一趟。我有时并不想跟她一同上街，因为街上也不热闹，更没有类似水果糖之类的奖励。
　　不久，我们就搬家了。因为敬老院整体搬迁到离街只有一里多路的观音寺去了，我家也随同前往。

3、观音寺岁月
　　这观音寺，我一直住到十六岁，初中毕业后才离开，是我青少年时代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是我生命历程中一处重要驿站。
　　观音寺是一座四合院的大宅子。相传是一位杜姓翰林的私宅。翰林老爷在京城犯了事，就把这宅捐作了庙宇。解放初，掀了泥塑木雕，被乡上收为公家财产。现在，公社就把敬老院办到了这里。
　　这里的生活，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都写到过。几篇文章都编进了《遥远的酒香》。其中最满意的，当推《山上有座庙》。
　　这座四合院宅子，座西朝东，在乡街南山半坡上。我们一家偏安于东南角的转角房里，其余的全住着敬老院的老人们。庙宇常是八柱房。正规的庙宇都是八柱，坊间有“七柱民房八柱庙”的说法。我数了一下，其12间正房，四个大转角，比茅坝时宽敞多了。老人们每人都分得一个单间做寝室。我们家也自己开锅，不在敬老院大锅里一起混了。但我还是时常到老人们灶间去蹭锅巴。
　　我常常跟着王和尚周大爷们在田地里穿梭。那时生活更紧张了。他们摘回些青菜叶，白菜叶，萝卜叶，熬一大锅，清汤寡水，每人舀一碗，就算一顿饭。有一次，我说胡豆叶那么嫩，应该好吃的，结果摘了许多煮出来，却粗得无法下咽。
　　生活的紧张，并不影响老人们的精神生活。他们也开玩笑，当然是我听不懂的。周大爷时不时还吼几腔川戏，“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当然也是我听不懂的。只有他吼的时候，颈项上的青筋鼓起老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到我七岁那年，公社下令解散了敬老院。老人们走了，就剩我们一家住在观音寺破庙里。原先，我一个小孩子，陪着一伙子老头老太婆，可以相互消解些孤独和愁闷；现在，我一个小孩子，在单家独户的观音寺，自己陪着自己，培养着儿童的孤独和封闭。
　　养父那年也从公社解职，解职的原因，不是我一介小孩弄得清楚的。公社把他安排在了畜牧保健站。因为他在当乡长当副书记期间，略学了一点中草药知识，虽无岐黄之术，华佗之艺，也算是专业较为对口了。
　　既然还在工作，养父的商品粮户口没吊销。可敬老院没了，我们一家的户口，就“压劳压销”压到附近的生产队去了。先是安排到寺南的强家湾生产队。养母去做了两天集体农活，那里一个姓薛的生产队长觉得她没劳力，又带着我祖母和我吃闲饭，就跑去公社闹，不要我们了。不得已，公社又把我们家安置到街上那个生产队。我们离街约一公里路，养母是个慢性子，乡下俗称皮瘩子，每天都赶不上队里出工。队上一个李姓的村支书，天天都骂她。但我们的农业粮户口，就扎根在高村公社五一大队一生产队了。

4、当学生的生活
　　到了秋天，我就上学了。高村小学就成了我生命中一处驿站。祖母把我带到学校，见的第一个老师，叫伏秀珍，年轻漂亮，是我头脑中第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列宁短装，齐耳短发，态度热情，作风干练。她叫我伸左手绕过头顶摸右耳朵，伸右手绕过头顶摸左耳朵，然后叫我婆婆回去，就把我领进了教室。从此，我就开始了读书生涯。若干年后来反思我的一生，说幸福，是始于这一天，虽没读出颜如玉黄金屋来；说糊涂，也始于这一天，因为人生识字糊涂始嘛；说苦难，更是始于这一天，因为读书到后来教书，作了大元皇帝划分的第九等公民，辛苦奔波，虽没饿死，却一辈子都吃不饱。
　　学校就在谢家院子背后。从观音寺到学校，就一里多路。如果从谢家院子穿过去，还要近些，但谢家院子里养着几条狗，凶得很，一个七岁少年是无论如何不会不怕的。从公社坝子绕上去，就要稍远几分钟的路。那时早上八点过才上课，不算早，可我就是天天迟到。比我远几里地的同学，都早早地到了校。因为我养母是皮瘩子，一早晨不煮早饭。祖母天不亮就出门扯猪草去了。养母起床也早，东张西望，见着一个过路人，就摆半天龙门阵。我催她煮早饭，她说：“忙啥，煮一两个人的早饭，好不快当！”快是快，就是她出工迟到，我上学迟到。以致迟到到老师都懒得批评的程度了。这迟到现象，作为我的保留节目，一直持续了九年，我初中毕业离开这个学校为止。以致我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心里都不是嗞味。
　　养父作为一个乡村医生，医人，但主要医兽。后来，他们保健站干脆改名叫公社兽防站了。他每月有多一半时间在乡下。全公社九个大队四千多人口，他几乎是深入到每一个农户。他很少回家，更谈不上一家人围坐吃饭，说话交流的事了。
　　这学校，叫高村小学，是一所完小。文革期间又附设了初中班。我就是在这学校里读了九年书的。当然，那时不叫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许多老师令我难忘。小学时，教语文的伏秀珍老师，教算术的薛淑秀老师，初中时教语文的刘顺学老师、周官本老师，教数学的何育英老师，教工业基础知识的汪顺烈老师。那时，不成天读毛主席语录老三篇老五篇，就已很不错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工基”课，就是物理。伏老师刘老师早已作古了，我还专门写过文章悼念他们。健在的老师们，也都早已退休，安享晚年去了。
　　我自幼就是一个热情的喜好交往的人。原先在敬老院时，接触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虽没童趣，倒也催促我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早熟。敬老院解散后，我一个小孩，那孤独油然而生。自上学后，这孤独又日渐减少了。因为我首先结识了附近邻居中的同学，强桂毓，肖永斌，肖永明。放学后我和他们一起扯猪草，放牛，背烧火柴。有时也到小河边捉鱼，洗澡，或者还偷吃别家的桃子李子。岩嘴上杨家房后的六月桃是最好的选择。他家的一条大黑狗很凶，但总归没有我们的办法多。趁它巡游到房前时，就是我们上树的好时机。当然，我们仅仅偷点生桃果木而已，远比卢梭的手干净得多，虽然我没有卢梭那样的人生境界，但我有他那样的勇气和坦荡。
　　观音寺旁边一条小山沟，叫庙湾沟。背后一脉大山，就是老垭山，当地人叫老鸦山，把鸦读着娃，干脆就叫了老娃山。上山五里路，山西面就是古城。我很小的时候到过老垭山西面的马桑湾，那是养母的娘家。但没到过古城街，还有十多里路远。真正意义的走出高村，是若干年后的事了。庙湾沟老垭山就成了我童年少年的主要活动区域。
　　有一年，学校闹革命，老师和大点的学生先是搞大串联，写大字报，揪走资派，后是抄家搞武斗去了。学校先是天天背毛主席语录开讲用会，后是干脆天天无老师上课，放了敞羊子，根本没正规学啥东西。适逢兽防站弄来一头配种的良种公牛，无人放养。公社给这头牛每月配发几十斤粮食。养父便牵了回来，叫我不上学了，去给他放牛。他说到学校反正也学不着啥。我就每天陪着这头比本地牛高大出两倍的秦川公牛，在庙湾沟老垭山虚度着我的青春岁月。直到后来复课闹革命，我又回原班上课，没留级。只是早晨和下午放学后，就自然多了割草放牛一类的事情。所以，我在高村小学实际并没读够六年小学。
　　说起我读书，那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早晚要扯猪草或放牛，白天没时间做作业。晚上，全家人共用一盏煤油灯，昏黄昏黄的，养母在灯下剁猪草或做针线活，我在灯下看书做作业。养母说点灯时间太长浪费煤油，不准点灯太久。一张油渍渍的饭桌，晚上就是我的书桌。没有多余的作业本，就用包挂面的纸裁来自己订。从肖永斌那里找来的几本书，有《说岳》、《隋唐》、《烈火金刚》，我就只能星期天在山坡上放牛时偷着读。
　　那时，白天上学、放牛、扯猪草，晚上，就上街看热闹。生产队里每天晚上都开会，一度时期，我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二字，就是要天天开会，这社会生活中原本就是每天要有人批斗有人被批斗。白天，大人们促生产去了，晚上，大人们就轰轰烈烈地抓革命。先是揪当权派批走资派，后来是批斗地富反坏右。红卫兵造反派夺了权，可以任意揪斗别人，甚至诉诸武力既触及灵魂又触及肌肤，所谓在灵魂深处浅处一起闹革命。天气不冷时，社员们一边剥玉米，一边开批斗会。被批斗的人被基干民兵反剪了双手，押到墙边的高板凳上站着，在一片“低头认罪”、“老实交代”、“若不老实，砸烂狗头”的吼声中接受批斗。若是天冷，在保管室屋中生一塘大火，社员们围坐三方，把被批斗的人押到火烟头上熏燎着。有些心黑的人，还故意翻动柴火，腾起烈焰，呛得被批斗的人没法出气。我们小孩只管看热闹，听不懂造反派们罗列的陈谷子烂芝麻的罪状。有时，我们寻几个洋芋在火塘里烧着吃，也是一大享受。养父不让我参加红卫兵，我是不坐不右的逍遥派。尽管书记社长武装部长们都靠边站，那些造反派夺了大队和公社的权，俨然就是公社干部，一条街宽都不够他们走的样子，似乎很神气。养父却说，过些日子，他们该种地的还得挖地盖，该卖油盐的还得卖油盐。
　　养父的预言没多久就应验了。街上一对兄弟，哥从父姓甘，弟随母姓强，是全公社最洋盘的造反派头子，没过多久，真就成了批斗对象，还被关进了黑屋子。我以前叫他们甘哥强哥，他们连鼻子都懒得哼。沦落后，每天扛把锄头走在社员们身后，灰溜溜的。我任然叫他们甘哥强哥，他们又似乎很不好意思答应。后来，那位甘哥精神失常，成天敲着两块竹板满街疯唱。前些年我回去，见他已经不唱了，只坐在街沿上痴痴地看人。最近，听说他去世了。儿女都在外地，他一人孤零零而去的。回忆起他当年的风光，我不禁想起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俗语来。
　　虽然和强桂毓肖永斌他们接触多，但毕竟不是一个生产队的，他们是强家湾生产队的。当我能够在生产队挣4分5分工分的时候，就利用农忙假和寒暑假，到队里挣公分。因为我们仅靠养母一个半劳力挣工分，自然是超分户。超分户是在队里受歧视的。那位李姓书常常黑风秋脸地骂超分户。我去队里参加生产，自然就结识了队里的人。接触最多的，当数肖永清和赵文金了。他们两家住在法堂坝，在观音寺到街上的中间，我每天上学都从他们檐下往返。
　　法堂坝这名，后来被叫做黄桶坝。其实，这里是旧社会做大型祭祀的法堂。如今，已经是高村新乡街的正中间了。原先那个由几个院落组成的老街，已经退出了商贸中心的历史舞台了。
　　这两家人本都姓赵。姓肖，是因为赵姓儿子入赘过肖家，改换了姓名。这赵家，与我养父家是亲戚。肖永清赵文金都把我养父叫大老子，也就是族内大伯的意思。赵文金把我叫哥，我比他大一岁多。我把肖永清叫哥，他比我大两三岁。
我和肖永清赵文金一起到队上做农活，春天打青，薅草，割麦子，冬天砍玉米杆，铲地盖头，修农堰。但不管怎么卖力，到每天下午评工分时，那李书记就压我的工分。给肖永清评9分，给赵文金评7分，就只给我评6分。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李姓书记，在我养父当乡长时，被我养父狠狠理麻过。如今，养父丢了棒棒，我们就遭他这条狗咬。中国这种丢了棒棒遭狗咬的事很多。这位大队支部书记的家与公社兽防站隔壁而邻。他每天见着我养父，还笑嘻嘻地招呼一声江书记。幸好兽防站不归大队管，否则，还不知他要如何报复呢。那时的劳动日值，才一毛多钱。全劳力一天的工分，买不到一包春燕烟。他居然还压我的工分，想起来真令人生气。
　　我们一直称李书记，若干年后，我才弄清楚，他是村上的党支部副书记。好像别的村没这个职务。大队有革委会时，他是大队革委副主任，但人们仍习惯称他李书记。而且，我还弄清楚，他家划分成分时，本与地主沾边，他做了些手脚，混成了贫农。文革时期，他最忌讳谁说他家成分。他是建国初就任了村里的副支书这职务，一直任到上世纪80年代土地重新分下户后许久。文革期间，上到公社干部，下到生产队三员（会计员、出纳员、保管员）两长（正副队长），中间的大队干部，人人都遭批判斗争，带高帽子，跪瓦渣子，游街，画花脸，甚至还挨打。可这位李副支书，不但自己没遭过一次，似乎还很红，有时还主持批斗会。成立大队革委会，他又是副主任。他上面的正支书换了十几个，而他一个村支部副书记，一当当了三十多年，在中国农村，恐怕也少见。
　　磨刀河沿岸有好几个非常开阔的大田坝，每个都有上百亩甚至几百亩的良田。从南而北，代坝，茅坝，强家湾，五一，水桶坝，民主。五一，就是乡街所在地。与强家湾，就隔着观音寺这道山梁。庙子在山梁上，强家湾上街的路在河边上。起先是小路，后来是公路。磨刀河蜿蜒流过代坝，便又钻进了大山。也就是说，代坝下边的青坪大山，就挡住了我站在观音寺南望的目光。我随时站在观音寺院坝盖上，向着四周的大山张望，想象着山外的情景，想象着从电影里看来的生活，对平原、城市一类词语的内涵作一些毫无参照物的想象和憧憬。或早晨，或傍晚，甚至是月夜，我经常这样，数小时地张望和思考。
　　这几个开阔的田坝，是全县有名的粮仓。我站在观音寺高地上，检阅磨刀河两岸。向南看强家湾，茅坝，代坝，向北看五一，水桶坝，民主。民主又叫任家坝。初春时节，田坝里油菜花金黄，麦苗田油绿，黄绿间驳，庄稼飘香。暮春，金黄的麦田在微风下翻起金黄的波浪。夏天，层层梯田里水稻碧绿，秋天，沉甸甸的稻谷又泛起金黄。咋看都充满诗情画意。但诗情画意是不能填不饱肚子的。生产队的粮食，交了公粮，卖了余粮，也就没啥给社员分的口粮了。那余粮的余字，是硬加上去的，其实是由上级给规定，你这个生产队必须卖给国家多少多少战备粮。虽说瓜菜半年粮，可房前屋后的地又全是集体的，没地方种瓜菜。自留地就巴掌大，种点葱蒜海椒都不够。年年缺粮吃，是最令人头痛的。养秦川牛那阵，还挤点牛粮吃。当然，牛是没有也无法去告我们贪污的。牛嘴里抠饭，估计卢梭也未必理解。后来，那头牛交到县上了，也就没了补充。养父的27斤国家粮，成了一家人的主要指望。看着满田坝丰收的小麦和黄谷，我就想不通，我们为啥吃不上白馍和米干饭，革命形势大好，我们为啥还饿肚皮。
　　在观音寺那些年，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背柴，供全家煮饭煮猪食和冬天烤火。那时给猪喂熟食，每早晨要半背篼干柴烧开一挑水，煮三四桶猪食。自九岁起，我就负责了全家的烧柴。养母从哪听来一句话，说是“养儿烧干柴，养女穿花鞋”。似乎家里的烧柴，理应我这当儿子的全权负责。我和强桂毓肖永斌涉水到对岸李家山去背，跟赵文金肖永清从街上过桥到白梁垭龙池坪去背。有时拾干柴，有时砍活柴。往返都十多二十里。不管到哪儿背，我都最远。他们都到家了，我还要背到观音寺这半里路倒坡路。有时也到老垭山大梨儿树老鹰窝等地去背，不背倒坡路，但路程不近，好柴却不多。冬天天气短，早上出门，傍黑才背回来。大人们说，背柴打铁，一天到黑。打铁，是说乡下人到街上赶场，到铁匠铺里等着修锄头砍刀一类的农具，常常要等一整天时间。背柴路上，渴了，就喝山溪水；饿了，有时去别家地里偷拔一根生萝卜，在裤腿上擦几下泥巴就啃。常常是嚼一满口带着辣味的冰渣。即使是冰天雪地，我们也都穿草鞋。脚后跟皴裂出能陷进筷子宽的裂口。我们用轮胎废片做成的塑料草鞋。鞋耳断了，就扯根葛藤拴绑在脚上。一背柴背回观音寺，又累又饿，常常眼前冒着金花去揭锅盖，锅里啥也没有，只好舀瓢冷水咕噜下去。
　　劳累、饥饿，是我当时的主要成分。当时是痛苦的。现在想来，那是我人生中一种难得的历练。
　　没粮吃，缺柴烧，工分低，受李书记挤兑，这是我初中毕业后离开观音寺的众多原因中的几个。

5、又回罐子沟
　　我十六岁初中毕业。那时是推荐上高中，全班三个名额。老师推荐了我，但养父叫我放弃了。
　　之前养父很少与我说话。父子间的交流跟路人一样。主要是他少言寡语。在干部位置上混了多年，对社会上的事情看得透彻，他不愿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因为言语被抓去批斗一番，或戴个高帽子游街。身边是些不值得交谈的人，我那时又年幼，他就只好沉默了。
　　初中毕业时，他和我彻夜长谈。那时政策规定，知青们都得至少在生产队劳动两年才能被推荐招工招生。他是主张我被招出去，要跳出“农门”的。但在街上这个大队，挤的人太多，轮不上我，再说，还有李书记的挤兑。街上这个队，劳动日值太低，口粮分得太少。我们每年都要从罐子沟的亲戚们处求许多粮食来度饥荒。不如搬回罐子沟去，那里劳动日值高，工分值钱，那里亲戚多，会得到照顾，那里中学生少，到以后推荐时，没人挤，便于早些跳出“农门”。
　　无疑，养父的考虑是长远的。
　　我们家又搬回了罐子沟。这回，没搬进光二红岩沟，那毕竟太偏远了。我们投靠了一个叫赵文海的亲戚，我叫他哥。我们搬到了光一村四队，即唐家河生产生。光一大队的支书强天礼，是我生母的族兄，住在这个队。队长马国书是养父的亲戚，赵文海哥当副队长。就这样，我离开了生活了16年的磨刀河畔，离开了我生命历程的重要驿站观音寺和高村小学，迁徒到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新驿站唐家河。那时，初中以上的学生都叫知识青年，从城里来的叫下乡知青，本地的叫回乡知青。我到唐家河插队落户，像许多下乡知青一样，开始了一个回乡年轻人的“知青”生活。
　　那是春节过后的某一天，大约年还没过完。一辆大拖拉机载着我们不多的家具和全家三口人，离开观音寺。俗话从来都说，高山石头往河坝里滚，我们却是从产大米的田坝里往只产玉米洋芋的高山里搬啊。观音寺附近的邻居亲戚们来送行，都抹着眼泪。养父说：“这叫穷奔高山富奔厂啊，等有饭吃了，我们还回来。”
　　唐家河生产队的中心，就是我前文中叙述到的谷歌卫星地图上查得到得干板田。队里给我家在一个叫马家沟的小山坡上盖了两间茅草房。平常，养父仍在街上兽防站住着，偶尔回家一趟。养母在家养两头猪，年底交生产队，折算成工分。养几只鸡，算是自家的。在房子旁边开一块荒地，算作自留地，虽然每年只产一季庄稼，但面积却是在观音寺时的十几倍。我每天到山下干板田一带跟社员们一同出工，中午和晚上一般在马家、赵家、强家混饭吃，晚上要出夜工或开会，很晚时才摸黑爬三里坡路回家。那时，我啥农活都干过，耕地，担粪，割麦子，铲火灰，砍耳棒，开火地。工分也基本与人持平，更重要的是不受别人歧视，心情愉快了。
　　那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和批林批孔运动。公社派工作组驻在每个生产队，天天晚上开会，学文件，批斗地富反坏。我前文叙述过，除了光二有一户艾姓的地主外，罐子沟就没有可批斗的人。上级之前就从清漪江豆叩那边迁移了一户姓张的地主，我们几个生产队才有了轮渡斗着玩的对象。但队里的人都是些纯朴农民，不像街上那些人残酷地整人。所谓批斗，也就做做样子走走过场而已。
　　这户张姓地主，为人很好。他有一个儿子，在我插队劳动的日子里，成了铁哥们。甚至许多年后，我的胞妹兴秀嫁给了他，他就成了我的妹夫。而且，几十年之后，他还是我兄弟姐妹中最撇脱的，与我来往走动最多的一个。
　　生产队里还有三户成都女知青，表现都很好，埋头挣工分。队里要办大批判专栏，学习小靳庄，要办政治夜校，要表演文艺节目时，她们却打不出粮食。书记队长就叫我挑了头，白天办专栏，晚上排节目，开会读报纸。我那不上秤杆的水平，居然还很很受工作组的赏识。队里又折算成不低于一线社员的工分。我还被抽调到别的生产队协助工作组开会查账解决问题。那时，全国农业学大寨，各大队从各生产队抽人组织成抬田改土专业队，到指定地点垦荒滩造水稻田。工分高，我很想去，可工作组都不让，叫队里给我与专业队一样的工分。我就只好花大部分精力抓革命了。

5、走向新的生命驿站
　　到唐家河年把时间过去了，离被推荐招招生，仿佛还遥遥无期。我虽然每天乐呵呵的，但心里对前途充满了担忧。农村俗话说，养儿不学艺，挑断粪桶系。学啥呢？木匠泥瓦匠似乎都不吃香。养父半路出家的医术，倒还受人尊敬；大队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也很风光。当时我很想去当赤脚医生，但位置早被人家占着挪不了窝。养父也见我单薄的身体在队里熬得恼火，就给大队和生产队打了招呼，叫我到兽防站去学药剂，一边也学些赤脚医生治个伤风感冒的三脚猫医术。
　　虽然家仍在唐家河的马家沟，可我又返回了高村街上。高村兽防站也算我生命历程中短暂的一途。白天，我负责抓中药配西药，晚上，就读些养父规定的如同天书般的药性脉诀和汤头歌括：“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卫~~~~”站里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在各生产队活动，给人畜看病或防疫。每年要给猪牛打两次预防针。就是因为参加打预防针，要深入到每个农户的猪牛圈道，我得以走遍了纵横五六十里四千多人口的高村公社，走遍了当时的每家每户。
　　公元1975年秋天，我在公社兽防站学了半年手艺后，就等来了推荐招工招生的机会。赵文海强天礼马国书等亲戚们共同努力，我就被顺利推荐，作为工农兵中专学员，走进了中专校门。从此，我就算跳出了“农门”，离开了罐子沟唐家河，离开了高村乡。真正意义的，因为，我的户口按政策已转为非农业人口，登记在城里我就读的学校里了。
　　那时，统称中专校，没分出中师来。填报志愿时，又必须填明服从分配。没想到招生的干部就把我分配到了我压根都不愿去的师范学校。无奈，我从此当上了娃儿头，在涪源山区的几年中学间，不断迁徙。我的生命从此开始了漂泊，有时，简直是居无定所。我的生命在许多新的驿站停泊，日月如梭，一晃就过了三十多年。
　　如今，年龄大了，我总常常想起些当年的事情来，既想起青少年时代的苦难，也怀想青少年时代的欢乐，想起罐子沟磨刀河的热土，因为我心中还有着炽热的爱，尤其是在喧嚣浮躁的红尘世界中，我常常想起生命中那些驿站，想起生命中那些根和本。
　　有些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可我敢说，任何一家城里人，往上追溯三代，莫不是黄土地上的乡巴佬。不忘本是一种优秀的人生态度。我以我很乡土的根和本骄傲和自豪。

2009年夏于龙安
[ 本帖最后由 jiangjianming 于 2009-6-18 12:4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