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

　　　　　　　　　　　爷爷

　　　　　　　　　　　　　　　杨友泉 　　吃是一个问题。尤其孩子，先玩，山里水里，河里田里，天高地也阔，都是乐园。接着是吃，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嘴特别馋，嘴里整天空落落的，似有什么东西，专在里面镢，吃进去的东西，不一会就被镢走，又想有东西放进嘴里，似乎要不停地嚼着，人才实在，才有快活，馋变得很普遍。捉河里的鱼虾，掏地埂上的地瓜，挖沙地里的草根，摘山坡上的桑葚，用石头打刚挂果的苦桃，小心翼翼用棍子拍山坳里的仙果，仙人掌上的仙果，我是没有份的，往往是在我到达之前，就被摘光。 　　父亲是县城里的邮递员，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就呆在县城里。早上八点，钟鼓楼上的喇叭，准时播报整点新闻。声音从旧报纸裱的木格子窗里漏进来，聒噪两三分钟，我就差不多醒了。醒了过来，我怔愣地盯着屋顶出神。这与乡下不同。乡下这时只有鸟在叫，鸟往往喜欢在一些高大的树上，叽叽喳喳叫，隔得远，在吟唱，它们叫它们的。
　
　　与乡下不同的另外一点是，乡下孩子们那些满山遍野吃的，在城里，统统消失了。 　　没有办法。有得就有失。 　　一个叫二狗的，他有两颗小虎牙，他呲着虎牙在掏嘴里的东西，他掏出一片纸屑。
　
　　你在吃纸？ 　　你们乡下人，就会大惊小怪，吃纸怎么了？纸好吃！ 　　二狗的母亲在邮局里煮饭，我跟他第一天就认识了。 　　他说，你愿意吃，我给你一片，说完他拿出半张小楷纸，撕开一个角，递给我，我放在嘴里，一股强烈的甜味窜入舌苔。这种味道不同于乡下任何一种味。 　　尽管我很兴奋，想想吃纸，还是有点恶心。 　　恶心归恶心，我吃上了纸，当然我不仅爱吃，而且还学会了怎么弄来吃。二狗带着我跑到药材公司，让我买了一小瓶几分钱的育桂油。我们到了一块避静的地方，二狗说，你爱吃小楷还是爱吃信笺。二狗说，小楷会嚼出渣，味呛，信笺没有渣。你最好跟你爸要一张信笺。 　　第二天，我把信笺和攥了一夜的育桂油递给二狗，二狗拉着我到一个背静处，坐了下来，然后他让我平摊着信纸，他则打开封着蜡的瓶口，轻轻把瓶里的液体滴在纸上，滴到的地方，渍开一片，纸湿过的地方，亮汪汪的，可以看到纸的背面。二狗说，在太阳下晒干，你就可以装在兜里，什么时候想吃，掏出一片，就可以吃。 　　我又吃了帐页、单据和信封。 　　我有了种老鼠的感觉。老鼠就爱把纸片嚼成碎屑。所以我边吃边呸呸呸，但我不会把嘴里发甜的唾沫吐出去，我只是在满足一种心理上的厌欲。 　　一天，我跟父亲到北街的观音阁里做客。这是我第一次进观音阁，过了一个小天井，进入了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子非常清幽，有种冷落和荒凉的感觉。院子里肃穆着几棵柏树。东边一个比戏台还宽敞的台面，应该在某处站着，或者是坐着从像，但是，没有。这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在一个布置得清雅异常东边的天井里，镂空的茶案上铺着洗得发白的扎染布，白瓷杯上有蓝黑的花鸟，我们坐在天井边上的小屋里，这与外面的世界简直是天攘之别。坐定后，父亲让我一一称呼她们，她们坐着，有三四人。她们清瞿雅静，年纪四十五十不等，根据入赘在这户人家的男人，即我称老老（爷爷）的那人来叫，我一律称她们为老太太，这我已经习惯了，我总是把大不了我多少的人，称为奶奶，我们家的辈份的确非常小。接着父亲拉着我走到东面，一个头上戴高筒黑帽，身穿黑袍，眼睛瞎了的老婆婆面前，让我叫她“爷爷”。

　　我想是父亲搞错了，这样一位老婆婆，怎么会叫爷爷。我们家辈份小，根据辈份往上推，有叫不出辈份的，比如，我叫院子里的三员的母亲为老祖祖，三员的父亲应该叫什么，大人们说叫老公公，但是，按照辈份，老公公是叫三员的，叫三员父亲怎么能和叫三员一样？大人们商量了半天，同意把三员的父亲也叫成老祖祖。 　　那是特例。 　　这位戴高筒黑帽，穿黑袍的老婆婆，根据我对辈份的认识，完全可以叫老祖祖。叫成“爷爷”，我想，与性别不符。 　　我低声叫过“爷爷”后，坐在木格子窗下喝水，剥葵花籽，不觉间，爷爷从门外进来，拄着拐，父亲忙起身去扶，她示意不用，熟练地来到我面前，伸出修长枯瘦的手，手里躺着两颗长方形的糖，这种糖不多见，即使是椭圆形的普通果糖，在那种年代也见得不多。她说，孩子，拿去吃。 　　这一天，我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 　　这是额外的收获。以前，父亲回家，我会获得一种份内的幸福，父亲是周末回家的。那种幸福跟这种幸福有所不同，这种幸福更让人觉得美妙。 　　在我开始想吃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手心里躺着的两颗糖果。 　　我开始远离吃纸，那时，信笺纸是最高级的，但不是很能容易找到，能吃上小楷纸已经不错了，不然就是吃金沙江、红樱烟纸，那种纸很容易吃出烟瘾，二狗说，他的几个同学已经由吃烟纸，改抽烟了。有时，迫不得已，也吃灰纸，那种纸很辣，很冲，和吃烟纸不同的是，这种纸吃过后，会觉得更丢人。 　　我先把爷爷送的糖纸，着上桂油，一点点吃掉。第一口，就有所不同，有股沁人心脾的奶香。 　　接着再吃糖。奶糖。 　　吃了这两颗糖后，我就不想再吃纸了。我还想再吃两颗。 　　我独自来到观音阁，过了那个小小的天井，遇到谁我都会脸红，还好，院子里还是很空旷，很寂寥，这合我意，我蹬蹬蹬几步，走过过于宽敞的院子，来到东边的小天井里。一位太太在做饭，旁边就是爷爷，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让爷爷听到我，然后想起我，这样才能满足我的心愿。但是，我的目的太明确，只要我一出声音，就会把自己给彻底暴露了。正在我犹豫不绝的时候，正在做饭的太太看见了我，让我进去，问我一个人来吗？ 　　我胡乱答着，眼睛不停地朝爷爷那边看，爷爷坐在一边的高椅上，边听我们说话，边站了起来，笃笃笃，很熟练地朝门外走去，我跟着她来到门外，她已上了靠天井的楼梯，我在院子里玩了一会，爷爷就从楼上下来了，黑帽黑袍，听到我的响动，她叫了起来，孩子，来拿去！她伸开枯瘦的手，掌心里躺着两颗长长的奶糖。 　　我还没有见过那种黑色的高帽，如果它是戴在一个眼睛瞎了的老太太头上，我心里会有种恐惧，如果这个老太太身上还长年穿着长袍，这种恐惧无疑会加深。如果再加上一个更加古怪的“爷爷”的称谓，就会让人心神不宁。 　　我一次又一次地和自己较劲，最终我还是去见这位危坐在太师椅上的老人。 　　有时整个大院，整个东天井，只有她一人危坐着，像是特地等着什么，我觉得不是等我，可是我却一次次地出现。后来我知道，她是在等她的重孙。那个重孙还在来的路上，那个重孙只有她在黑暗中能够看见。 　　有一次，我跟着她上了楼，从有阳光的院子里进入黑夜一样的楼房，恐惧又出现了，但它占据不了我的心。我很快就从这个黑夜里找到寄托，在一溜深黑里，我看到一盏静止不动的青灯，像一幅画，贴在黑暗上。我觉得这才是属于她的地方，到处关闭，紧锁。永远的黑夜。仅仅是增添了黑，这楼房，就有无限的幽深，看不见边沿的宽敞。 　　那一盏青灯，贴在黑暗里。 　　这样的长明灯，我家的家堂前也有，天黑时点上，第二天天亮将它熄去。这样，家里就没有了真正的黑暗，只有真正的光明。 　　以后，我又去了几次，她一听见我的脚步，就上楼梯，很默契，好像她就是等我。她要等的没有来，却等来了我。这种只保持在我们俩人间的关系，延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我回乡下。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叫她“爷爷”，父亲说，我也不清楚，大家都这样叫，我们也这样叫。 　　后来，长大后，有人把伟大的女性称为“先生”，我突然想起，那位老太太，人们称她为“爷爷”，也应包含这层意思吧。
　　　　2009、4、27于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