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恶行之小姐

乡村对女性的称谓是有一定规矩的。年轻时叫狗狗娃，女孩儿；少妇了叫婆娘，娃他妈，女人；老了则叫婆，太婆。而唯独没有叫小姐的。

小姐是一个很富贵很雅致的词语。旧时只将大户人家的闺女，称做千金小姐，贫苦人家的没这个资格。那是很尊重的，蕴涵着汉文明的含蓄和深远。尤其到了民国时期，很盛行。解放后，一度同志、师傅之名风行南北，几乎淹没了性别所有的特征，就像罩了一件大统一的蓝色工作装。后来，又恢复了。但觉着别扭。到现在，叫人小姐，则是要遭白眼，或挨臭骂的。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变迁。在国人眼里，“小姐”已经从尊称变为特指，且等同于娼妓或其她种类了。

妓该是怎样的呢？媚艳，性感，招摇？是，也不是。

久居城市，回乡总觉得土。改革，开放，许多故人的身份我也辨认不清，还要靠母亲来解释。尤其到了过年时节，一些年轻且平日里见不着的女孩都返乡了。她们大多明眸好齿，花枝招展的，扎了堆聚着，悄悄谈论着私家话，一脸的兴奋劲儿。与她们的自由和情色相比，常年留在村里的女性大多是寂寥的，落寞的。一看就知道没有见过世面。

但是，那些女孩子也不像“妓”。她们不害羞，也不显得无耻。既不散漫，也不主动殷勤。没有电影电视里同类角色的风骚样，或专业相，更没有惯常所谓的风尘感。此刻，她们虽满身散发着廉价的脂粉气，但在我眼里她们还是村里某某故人的孩子，或少不更事的邻家姑娘。听母亲讲，这些女娃一年到头不回家，大多时间只用电话和家里联系。公开的身份是“打工仔”，其实她们就在城里当“野鸡”。父母邻人都知道。

而我却不知道。于是就露出一脸的惊诧。

野鸡，乡村也叫锦鸡，七色鸡，是区别于家鸡的禽类。它们往往出没于山谷河畔，草丛林间。雌的用一身土灰色巧做隐装，以求取枪口下的平静生活。雄的则满身锦装，张扬霸气，飞来飞去，潇洒飘逸。小时候，拔草割麦时在草丛深处经常能发现野鸡蛋。那是和鸡蛋一样的营养品，很金贵很稀缺的。现在不多见了，没想到却出现了替代品。

这要怪我自己的孤陋寡闻。我想起了贺知章和他的还乡诗句，心里泛起了一种诧异与糊涂。

我于是明白了乡村何以要把这些女孩子称做“野鸡”，或“摇钱树”的原因了。她们招摇，惹人，出卖姿色，挣钱养家，就像飞来飞去的锦鸡。

在城里的歌舞厅，洗浴中心我是见过“小姐”的。迷朦的灯光下，她们红着嘴吊着烟光着腿露着胸，懒慵地拥在大堂等待着客人的挑选。出入星级宾馆的就不一样。她们高挽云髻，身着莎裙，高贵而美丽。也有成群出没于小巷陋室的。黄昏的时候，她们乔装打扮后，粉墨登场，留下一股子香水味脂粉味让人指指点点。她们构成了一道令人叹为观止的城市景观。就像隐伏在城市深处的幽灵，让人觉得城市活着，并酿造着生命。

可是，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每当看到这样的一群女孩，总会有一种撕裂的疼痛感。那是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存在。一个可以唤醒记忆的符号。

邻家有女初长成。长成之后，大多却闲赋在家。务农，不会；嫁人，尚早；挣钱，没本。模样好的，学做演员，模特。机灵点的，去当服务员，侍应生。其次的，就外出打工。但她们没技能，体力差，只有上工厂的流水线。累不说，钱也不多，连养活自己都不够。于是，就看破，想开，走上了另一条不归之路。那是父辈们不愿也不想看到的一条路。

所以，她们只有偷偷去走。然后，将大把大把的钱寄回家，说是工资。

钱来了，家人也不过多问其来路。于是，就盖房修院，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亮堂起来。在母亲的引领下，我见识过那些新房。它们大多青砖红瓦，七间一排，或九间一排。门牌是“耕读之家”，“清逸居”等名号。贴了瓷砖，度了金黄，很醒目，很华丽。院子里也种着花，养着鱼，架着电视锅。显然，他们的生活已走上了小康。

母亲唠叨着，说些“读书有什么用”之类的话。我则无言。

那是一个凉爽的上午。阳光充沛，田野盈实，就像深埋在地下的金沙，宁静而不事雕琢。漫山遍野都是今天，就像李义山的诗句。“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原隔座看”。放学了，有半大不小的女娃涌出了校门。她们走路还没个样子，只叽叽喳喳鸟一样嚷着奔回家找饭吃。

我想起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的诗歌。哀婉，凄楚，让人泪湿。

小翠回来了，嘴唇涂的那个红，脸也白了，漂亮吆。

过年了，她带回了好多钱。

娘说种棉花不赚钱，明年不种了。

村里人说小翠没有我漂亮，她胆大。

小翠给我卖了口红，鲜着呢，上海的啊。

小翠身上来的比我晚，我们是好姐妹。

小翠变了，她说我什么也不懂。

她问我想不想去卖淫，我说想。

小翠哭了。我笑了。

娘，明年我也卖淫去。 [ 本帖最后由 何也 于 2009-6-22 16: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