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昨

往事如昨
　　我是个记忆不错而悟性又不怎么好的人，经历或接触过的许多人和事，它们至今依然十分鲜活地贮存在我的记忆中，出现在我的梦里，但我仍不能说出个究竟。我想，这也许正是它们永远生动地存在或频频地出现的理由，于是终于发现，所谓的记忆其实大都源自于惑。
女特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又是指头捧绿的春天；满城尽飘忽着牵情惹绪的风絮。举目满大街熙来攘往行人，又有几个于自己相识？正感慨间，忽闻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子，遂不由停下匆匆脚步。果然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子。我循着声音转过身去，那人紧跟几步追上前来，“我看着走路姿势像你，我想，要是喊你的名子你停下来，就说明真的是你。”

　　站在我面前的是位中年汉子，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也不瘦，穿着一身不新也不旧的西装。单从他的长相和着装上一时很难判断出他的身份职业。我仔细打量眼前这位男人，似曾相识，却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哎，高升了怎么的，不认得老同学啦？！”
　　不知是因为刚才赶紧了几步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儿。这一点倒很快地激活了我的记忆，我的脑海里迅速地闯进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常青！”我冲口叫道。与此同时，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久远的一幕。
　　那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我们都还是一群少不更事的一年级小学生。学校就在我们村上，班主任是常青的父亲。常老师一向谦恭和善、温厚宽容，感情上倒像是我们亲生父亲。尽管如此，由于他的地主成份，我们还是叫常青“地主羔子”。
　　那时的我浓眉大眼，一头卷曲的头发，天生的一副“特务”像。这倒不是我自己给定义的，而是看电影《铁道卫士》时我的姐姐给总结出的。你看，你看，就是拿着一本书的那个女的。姐姐用手指着扯在打麦场上的银幕，把嘴里的热气喷到我耳朵根子上。或许因为我的年龄太小，整部电影看完后，我的大脑里只记下了那个女人和她手里拿着的那本叫做《自由之路》的书。不久以后，我们村又放了部名为《原形毕露》的电影，里面也有一个女特务，名子叫白桃花。
　　事情就发生在看完电影第二天的课间休息时，我们几个男男女女撕扯在一起打闹。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一个男生的头发不放，而那个男生则两手抱着头往我身上撞，一个叫李磊的男生一边揪住我的衣领一边高声叫喊：“打死你这个女特务！——白桃花。”……正玩在兴头上，一旁看热闹的常青也加入进来，边跳边挥舞着双臂鹦鹉学舌似地喊叫“女特务！女特务！……”常青的喊叫声，让正打得火热的我们几个顿时愣住了，像是突然被谁施了定神法。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都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突然感到那是一句骂人的话，懵懵懂懂中，第一次把“女特务”和“坏女人”画上了等号。我一甩胳膊，然后收拾好书包哭着冲出教室。
　　常老师截住我，把我连拉带拽弄进办公室。办公室的门口立刻就被挤得水泄不通。早有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报告了老师。
　　“同学给你闹着玩的，没人理还好？你怎么能因为一句玩笑话说不上（学）就不上（学）了呢？”常老师满目慈善，和风细雨说。
　　“李磊跟我开玩笑，常青也说干嘛的？”我不服气地分辩道，而且还边哭边拼命挣扎着欲从老师手中挣脱出去。

　　常老师的脸“腾”的红了，额角上还暴突出青筋来。“把常青给我叫来！”常老师对着门口吼道。
　　常青刚一到办公室门口就被常老师一把薅住耳朵拽了进来。

　　“我叫你不懂事！……”常老师抡起皮带一边怒斥一边抽打。随着皮带的起起落落，我的心在一阵阵地抽搐、颤栗。常青却始终低着头，默默地承受着，脸和脖子像蒙着块红布。一种说不清的心绪攫住了我的心。及至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彼时正是贫下中农上讲台管理学校的非常时期，而我的父亲恰恰就是我们村贫农协会的主席。我也终于明白，当年的那样一种心绪叫做自责，悔恨，负疚。而且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这负疚感在我内心深处日趋沉重，历久弥新。以至于成为负累我近四十年的一个隐痛。感谢上帝总算没让我把这块心病带进棺材里。
　　当我把这一切和盘托出，请求常青的宽絮和原谅时，不想眼前的常青却扑哧一乐，一脸的惊讶和狐疑说：“有过这事吗？我怎么不记得呢？！不过，”他狡黠地眨巴一下眼睛，“那时候你头发又弯又长，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真像个女特务。”我刚要声讨他，没想到他的脸上紧接着呈现出一副无限神往迷恋的神情，“那时候真天真，起一个外号，甚至知道谁的外号都能兴奋好几天。哎，多想再回到那无忧无虑的童真时代啊！” 聪明人

　　许多年没有回老家喝过喜酒了，不仅因为忙碌，更主要的是已经习惯了电波、车轮子的速度，惧怕起乡下那种近乎凝固了的时间和生活节奏。这一次，姐姐特意将外甥的婚礼安排在寒假里的一个周末。——她怕我再找借口推托。姐姐还再三安排我说，她干妹子说过，只要我去参加婚礼她就一定到场。言下之意，是我决定了她干妹子的出席与否。姐姐的干妹子是我从小一起长大，且三十年没谋面的中小学同学，其老公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他们的出现一定能给婚礼撑些门面出来。这样，我如果再逃脱的话，用句家乡最通俗的话说，那简直是太“没人味儿”了。

　　我终没敢冒家乡之大不韪。
　　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姐姐家得连摆三天喜筵。乡下没有什么御寒条件，实在冷得不行，就扯些柴火烤烤手。尽管我将所有最保暖的衣裳都套在身上，仍不免浑身瑟抖。就这样，我在寒冷中等待了一天零一个夜晚，终于在婚礼那天中午见到了姐姐干妹子的身影。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心里一直在想象着她现在的模样。
　　那时候，她梳着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滴溜溜乱转，是集老师和同学宠爱于一身的几个“好学生”之一。我们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后来临近初中毕业那一段，国家“拨乱反正”开始重视教育，学校也开始强调学习成绩。可不知为什么？我的这位同学、好朋友每天都要逗我，和我打闹一番。先是由她来挑逗，激起我的情绪，待我要还击她时，另一高个儿的女同学便趁机来袭击我的头部——我腹背受敌，护左而顾不得右。在整个过程中，我还发现她们常常互丢眼色。每次课间操过后，上课铃响，我总是带着满眼金星和满脑子的蜜蜂轰鸣回到教室。
　　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位蓬头垢面的精神病患者。这人偏巧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且同住一个村。本来好好的一个人，就因为和人家打架，突然间就变得精神不正常了。当时村里许多人都一致认为是被人打伤了脑子里的哪根筋所致。我立刻恍然大悟，莫非她们是从这个人身上受到了什么启发？从那以后，任凭这位同学再怎么挑逗，我一概置之不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又背井离乡一路奔波到今天。
　　时隔三十余年，我的这位同学除了身体有些发福之外，其它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至少，我一眼就从人群里把她给认出来了。保养得很好的脸上，那双大眼睛失却了往日的神采，眼睛的周围密布着蛛网一样的皱纹。我们手拉着手说了一会儿家常。她看来很了解我的底细，把我的现状掌握得一清二楚。当提及我的女儿出国留学，且获得美国全额资助时，我的这位同学立刻眼波一闪说：“随你。学习好，聪明。”
　　我大谔，茫然附和道：“我聪明过吗？”似问她又似问我自己。 王老师
　　多少年来，王老师的身影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多少次教师节，我都有送他一束鲜花的冲动；只可惜王老师已经调离了教师队伍，这个特殊的节日与他似乎不再有太深意义。然而一张贺卡又实在太轻浅，太单薄，载荷不了内心如海深情。于是，感念之情就这样被年复一年地积压至今。
　　王老师是我初二时的班主任，代我们化学课。回想起来，我的记忆还一直定格在王老师那富有时代特征的装束上：半旧不新的黄军装上衣，咖啡色针织涤纶裤子，黑色松紧口布鞋……这身组合在那个时代的乡下已经算得上是时尚了。那时候，王老师还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我小时候的最大梦想是参军或者进公安局当警察，英姿飒爽一身戎装。不想小学二年级时得了一场大病，那场病足以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梦想不能成真，于是心里头便留下一个无法消弭的痛。不仅如此，从那以后，我再也无缘于那种荣誉加身的鼓舞，班上每次评三好学生或选拔共青团员，都近乎于被过了一次堂，上了一次刑。我自觉卑微的内心敏锐地感觉到创伤被一次又一次地揭起。初二的最后一学期，班里又要评选三好学生。当王老师将这一消息公布以后，我心里一阵痉挛似的乱跳。我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两只发涨的眼睛只盯着自己的一双脚尖。在开始无记名投票之前，王老师在讲台上给我们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含义。最后，王老师又将诠释的重点落在一个“体”字上。王老师说：“体”是指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就是指现在没有什么病；比如有的同学过去生过病，但是现在好了，好了那就是身体健康！就像咱们班的方小刚，不能因为他脸上有个麻子就说他身体不好，不健康；也就是说，如果他思想品德和学习成绩都很好，我们不能因为他脸上有麻子不选他当三好学生。
　　方小刚是我们班同学，阳光而又帅气；只因去痣，白净的脸上留有一颗黄豆大小的疤痕。同学们遂送他个“麻子”雅号，并且因为雅号而几乎忘记了他的真实姓名。但是该同学却一直不以为意，每每以“白璧微瑕”自谑。
王老师最后这句话让教室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我不知不觉地被融进这气氛中。我至今还记得王老师讲那番话时的情形，他的脸上满是真诚、温暖、和善的笑容，温脉、明亮的眼睛里灵波一闪一闪的。我暗牖的内心顿时洒满了阳光。
　　投票的结果可想而知——那是我自患病以来的第一次当选。
　　说起来也许令人觉得可笑。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起初，正是出于今天能够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这一幼稚想法。当事时，王老师还是位高中毕业不久的民办教师，远非来自名牌高校、学问高深的教育家，但是，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高大起来，并对其人生产生深远影响。以至多年以后，当我面对许许多多尚且充满稚气的面孔时，内心里不断提醒自己：要注意呵护孩子们的心灵！


[ 本帖最后由 高迎春 于 2009-4-11 16:3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