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凭吊抗战纪念地走笔

　　7月下旬，市政协组织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凭吊抗战纪念地的活动，笔者和政协委员们一起冒着酷暑，先后到桃花山、新墙河和洪山、营田、青山三大惨案发生地及平江嘉义，寻访抗战将士们的足迹，缅怀革命先烈和死难同胞。每到一地，亲历亲见者就给我们深情地讲述那一个个抗战故事，愤怒地控诉日军残暴的血腥罪行，使我们心中受到一次次强烈的震憾。笔者将所见所闻记述如后，以飨读者。 银杏树下的故事 　　桃花山下的白果村，有一颗千年银杏树，据专家测算，这颗银杏已有1700多年的树龄。这颗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千年古树，恐怕在全国也是罕见。千年银杏见证了历史兴衰，也见证了当年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抗战的日日夜夜。今年71岁的易栋才老人，向我们说起那让人激昂的所见所闻时，还是那样记忆犹新，心情也是那样激动不已。当年，江南挺进支队到桃花山开辟抗日根据地，支队长杨震东就住在他们家里。他对我们说：那时候我才八九岁，还没有杨震东骑的骡子高，每天我都要给骡子喂草料。当时杨支队长来到我们白果村时，只有几十人，都驻扎在白果村里。后来部队不断扩大，发展到上千人，桃花山附近村庄都驻有部队，但总部还是设在我们村里。我们白果村三面都是山，白天各个山头上都有人站岗放哨，他们就在这颗银杏树下聚合，有的商谈作战策略，有的倒在树下睡觉休息，每到天黑时分，在银杏树下的官兵们就都不见了人影。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就回来了，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还有一些战士抬着伤病员。后来伤病员不断增多，部队又在这里设立了战地医院。那时候条件艰苦，大热天里，房子里酷热难熬，医生就让伤病员到银杏树下来歇凉。新四军们在这里的几年时间，和村里乡亲们鱼水相依，亲如一家人，日军投降后，部队撤出桃花山时，村里人实在有些舍不得，不少人送出好几里路程。 　　江南挺进支队的新四军老战士颜炳贵，今年已经81岁了。虽然他身体不大好，耳朵也有些背，但他讲起那段不平常的抗战经历来，还是那样绘声绘色，仿如昨日似的。他说他是本地人，华容沦陷后，日军大肆烧杀掳抢，在华容杀害了一万多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累累罪行，他痛恨日本人灭绝人性的残暴杀戮，他要拿起枪打日本鬼子。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进驻桃花山后，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了一名抗战的军人。因为他熟悉当地的地形，于是部队让他当侦察员，他每天要奔波几十里路，察看日军的动静，然后及时向上级报告。他参加过多次打击日军的战斗，许市和墨山铺等几次战斗，他似乎记忆犹新。他说许市那一仗打死了日军50多人，还俘虏了几十人，缴获了几十条枪。那一仗打得激烈，仗打完后，战士们全身都是泥土，脸都看不清楚了，但由于打了胜仗，大家心情特别兴奋，扛着战利品回驻地时，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唱起了抗日救亡的歌曲。 “血水塘”前的控诉 　　一口小水塘，长不过10米，宽不足5米，凝望着四面塘坎上长满丝茅草，塘中泛着黄水的小水塘，也许刚到这里的我们还不知它意味着什么？可就是这口十分平常的小水塘，却浸透了洪山民众的血水和深仇大恨。 　　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亲历了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他们是洪山血案中的幸存者，他们讲起那段屈辱的事件时，泪水润湿了眼眶，声音也哽咽起来。因为他们的父母和亲人都在那次骇人听闻的血案中被日军杀害了。他们站在血水塘前，控诉着日本侵略者杀人不眨眼的血腥罪行，那泛着涟漪的水波似乎也在哭洫、在呼号、在控诉。那是一个让人永远难忘的日子，1942年10月21日，日军在洪山制造了一起曾震惊全国的血案。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为了报复抗日武装和民众自发的抗日行动，将洪山、罗坳、昆山一带划为“游击匪区”，在这一带见人就抓，见屋就烧，见财就抢，并将数百民众五花大绑带到罗坳等地，进行集体大屠杀。那年秋天，干旱的天气使这口小水塘早已干涸，塘底也开了坼。日军把上百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带到小水塘边，将他们一个个推到干涸的水塘里，然后开枪射击，将他们全部枪杀在水塘中。一口当地农民曾经用来洗刷犁耙的小水塘，如今却成了这些无辜者的不归地。水塘中堆满了无辜民众的尸体，血水浸染了塘泥，让人不堪入目。可恶的敌人还不善罢甘休，又将数百民众赶往水塘下面的一块大田里，用机枪扫射，没有射死的又用剌刀捅死，然后在田中间挖了三个坑，将杀死的群众抛在坑中。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日寇还把一些老人孩子关在屋子里活活烧死。向我们讲述的一位老人的父母和弟弟就烧死在屋中，他拼死打烂窗户，从窗户跳了出来才幸免于难。六十多年过去了，老人提起这段伤心欲绝的往事，泪水双流，仍有些无法抑制。 笔架山下的怀念 　　原以为笔架山是一座高山，没想到车子从新墙河堤上开到山脚下，仰头一望，这座像笔架连着的三个山头，高度才不过百多米。可是，笔架山背靠沙河，面瞰丘冈，居高临下，是新墙河北岸的一道防守屏障。在第一次湘北会战期间，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在这里阻击曾几倍于自己的日军，一场激烈的生死争夺战就是在这座山头上打响，日军费尽了九头二虎之力，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才得以占领笔架山，渡过新墙河。 　　说起笔架山，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坚守笔架山阵地的史恩华。史恩华是守军国民党五十二军一九五师第一一三一团第三营营长，这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军人，以其坚强的军人品质和毅力，在笔架山和一个旅团的日军血战了两天两夜。1939年9月20日，史恩华营进入笔架山防守，日军采用重炮轰击，步兵轮番冲击，一次又一次向笔架山发起猛攻，史营官兵坚守阵地，用手榴弹和剌刀一次又一次将敌人压迫在山下。当部队伤亡过半，师长覃异之电话令史“如无法坚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时，史营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表示要坚持到底，效死疆场。9月22日拂晓，敌人调来骑兵连，在飞机的配合下，分两路包抄笔架山。一路走新墙冲周家屋场前小港经胡杨毛家屋场绕到笔架山西侧穆家渡对岸，另一路从小塘沙家冲包抄到笔架山东侧，再次向史营发动冲击。史营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史恩华仍然没有后退，而是带领全营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史营长剌死剌伤了几名日军，自己也身负重伤，当勤务兵背着他撤到南岸胡中屋场后面枫家塘坎下时，奄奄一息的史营长苏醒过来后推开勤务兵说：“不要管我，快速转移”，说完就停止了呼吸。这次战斗，史营全营壮烈殉国，战后当地群众收埋尸体，在笔架山和沙河等激战过的地方，共有280多具，尸体上刀痕累累，血肉模糊，可见战斗之惨烈。次年春天，国民党五十二军派军官杨再兴等前来笔架山，在对岸南墩桥边为史营长等建墓树碑。 　　让人遗憾的是，六十多年过去了，史营长的墓地已夷为田园，“中华魂史恩华营长之墓”墓碑也不知去向，作了何用？我在想：200多位抗战勇士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九泉之下的烈士们若是有灵，不知作何感想！ 烈士墓前的沉思 　　肃立在“平江惨案”烈士墓前，我的心里感到十分沉重。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等烈士们，不是战死在抗日战场上，而是死在我们“同胞”的枪口之下。熟知这段历史的彭以达老人，向我们讲起“平江惨案”的前后经过时，我们在为这些党的优秀儿女惋惜的同时，也对国民党内的反共者生出几分愤慨。 　　1939年6月初，驻扎在平江的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接到由陈诚、薛岳转来的“速将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黄耀南、涂正坤处决”的蒋介石密令，即派特务营营长何所植率两个连和手枪队，另加一个重机枪排进驻嘉义镇，第九十二军的一个连开往平江县城，追捕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黄耀南。6月12日，何所植率部完成对通讯处的包围部署后，以通知开会为由，骗出通讯处上校参议、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将其杀害于门口。通讯处秘书吴渊出门见涂正坤被害，因抗议其暴行，也被当场杀害。随后将通讯处全部工作人员逮捕，其中包括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曾金声、通讯处干部吴贺泉、赵绿吟等，并在审讯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罗梓铭等4人于当晚活埋。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彭以达老人告诉我们，虽然在国民党内有一股反共力量，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发挥了作用。当时通讯处主任黄耀南正在平江县政府，县长余达美得知涂正坤等被害的消息后，便找到黄耀南，悄悄地告诉他，家里出了事，你不能回去了，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吧。黄耀南身上没有钱，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找到开明绅士唐炳初家并诉说了缘由，唐炳初二话没说，给了他十五块光洋，叫他赶快逃出平江。黄耀南化装辗转逃往武汉，然后向延安党中央发电报。党中央对国民党反动派此举进行了声讨，并通电全国，公布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的万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讲话，指出这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的行径，并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顾虑团结抗战之重，昭雪本案冤狱，严查主使，惩办凶犯，并保证不再有此类惨案发生。 　　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唤醒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也唤起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力量，虽然后来国民党反共摩擦不断，但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