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年[修改]

过　年
●梁星钧　
　　过年的时间近了。我们的心绪紧了。繁忙、拥挤、凌乱的气氛也渐浓了，人们辞旧迎新的步履也加快了。下周我要先回故乡，给母亲送年货，给父亲的坟上挂纸，献上他生前喜爱喝的白酒，然后再回单位，值过年的第一班。我要从容不迫地做好这一切，就须先静下来，先理清思绪，然后有条不紊去落实它，不得乱了方寸，避免繁乱带来一些莫名的愁滋味。

　　现在过年不热闹了。人们感觉不到过年的气氛了。现在虽说多了自由和富裕，却又少了纯朴的温情气息。现在过年的方式变得很简单，城里人疏散了，尤其是小县城，街上冷冷清清，关门锁店，根本没有平时热闹。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他们或远走他乡异地，走亲访友，或躲在家里打麻将斗地主，当然赢钱输钱的刺激大，也易消磨时间，甚至有的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最终几家欢喜几家愁，久了费心伤神。我过年一般要回故乡，与一块长大的小伙伴一起玩，但人家主要也是热心打牌，恰恰孩子又不喜欢回去，所以过年对我来说，意味着憧憬里的迷茫，希望里的失望。

　　过年为什么不热闹？看起来是因人少，人们生活好了知足了对精神的需求淡漠了，实际是人们随着市场化和物质化的推进，人们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人们的精神出现了困惑和危机。同时也是因为物质富有而产生的空虚和惰性，极端商品化、物质化给人的直接负面效应是精神的异质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法码的天平出现严重倾斜，所以人们懒惰、淫逸骄奢心里加重。
　　过去人们物质上越匮乏，越简单，精神上却越富有，越充实，当然这不是穷开心，自我满足陶醉，而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是一种知足常乐，是一种人生乐观主义精神。如今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经济也活跃了，人们普遍感觉物质上的压力小了。现在人们更重物质利益，所以过年有人没事也会找事做，甚至初一也不歇着，初三四就上工或外出打工了，使过年的进程加快或提早结束，草草收场。

　　小时过年的滋味好。那时大人们常常说，孩子想吃肉，大人想使钱。当然孩子对过年是非常指望的，大人们也可放下手中的活，完全放松下来，筹办一切尽可能办的诸如贴春联、放鞭炮、做汤圆、烧猪头之类的年货，全家都积极忙碌着，欣喜和愉快着。因为那时大家的视野小，见的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孩子们过年不外是第一想穿新衣，第二想吃好的，第三想要新年钱，第四想放炮、朝山和小伙伴玩等。随过年的脚步临近，这些愿望渐渐变成现实时，孩子们的脸上笼上了欣喜激动的光芒。那时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是怕被父亲硬逼着去认对河的“干老子”，我也不是全嫌他是秃子和家里穷，他是舍得如数或多给我新年钱的，甚至还给我全国粮票，打竹鸡给我们吃，我主要是想在家和伙伴们玩，或下街买甘蔗，或在家荡牛绳做的秋千，或随大人上山去朝圣“黎山老母”，祈求五谷丰登，全家幸福，还可以在山顶那个平坦开阔的草坪上见到久违的老同学，我们一起晒太阳，济济的一草坪，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有卖香纸火炮的，有卖甘蔗的，好不热闹快活。

　　其实现在人们更在乎对于过年的感觉。过年也不在于人有多少，气氛有多热烈，因为这些都是表面的，而在于人们的精神、心灵有多富有和充实，在于人的正确健康理想幻想的付诸实施程度。尽管现在过年冷漠，但是人们还是尽力希望过好。不然那些远道打工者不会回来，他们是想回来看一下，毕竟是自己的家和故乡，再多的钱也买不回这份亲情。大家也尽力想办法，除了吃穿不愁外，也尽力沿袭和新辟一些不同方式，让这个年过得更充实，更温情，更详和。我认为故乡凯哥的这一方式就不错：初一上午在人户集中的他儿子现富家门前的土坝里烧一大堆火，请大家都去，或烤火摆龙门阵，或打牌，或孩子骑车玩，中午不管吃不吃他家的饭，但都盛情难却。这个方式虽然有点古朴传统，但很真诚亲切。 　　今年过年我的节奏变了。我要先从心态上调整好，认真搞好春节值班，今年我不厌恶过年值班，因为轮我值了，兴趣爱好如写作、象棋等取得的成绩让我欣喜，我也可以在几天的值班里忙写作、下棋和读书，再说我把过年也看淡了，再没以前那样的热情和激情了。何况初三我就回去，与故乡的亲人们团聚，然后走走亲戚，一个详和的过年春节就差不多了。今年除夕我要认真看好春晚，今年的春晚据说中央台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备了。演职人员和排练都很辛苦，节目挑选异常严格苛刻，但是，努力了不一定有好效果，往年的情况最终都是众口难调，褒贬有之，而且非议还相当多，觉得春晚越办越差，每况愈下，我也曾开玩笑说，为照顾大众性，干脆一省一个推荐节目，其余的中央台出罢了，今年春晚怎么样呢？但愿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给我们一个惊喜和大惊奇。
　


[ 本帖最后由 梁星钧 于 2009-1-17 15:2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