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



按说，早已超过了不惑之龄了，可生活的重轭常常把我脆弱的神经绞得吱吱作响，似蝙蝠乱舞，暗夜充斥了我的空间。我的身子似被人猛踹一脚，贴着悬崖下坠，下坠。我叫不出声来，喉咙里像插着一块铁皮，我无奈地闭上眼，听天由命。
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正对着窗户，我看见一片树叶落下来，没有预兆，我知道，死亡也会跟着落下来。就像我一闭上眼就会坠崖一样。这一片叶子在我孤独忧郁的背影里盘旋、闪动，然后轻轻地落到地上。花坛里，狗尾巴草，冰草，灯盏花，九月菊还在恣意地生长或怒放，它们听不到西风的消息，雪还停留在远方。它们无法知晓秋天来临的日子。还有寒冷，还有萧瑟，还有霜，还有冷清和落寞。这之后就会有千万片叶子落下来，就有秋风吹过苍茫河山，就有岁月的霜雪堆满枝头……
落叶。坠崖。纷争。疲惫。不断闪现、叠加，深深印进我的记忆里，但绝对不会发酵为醇醪。我的中年是一场疲倦的梦。

领父亲去张掖看病
即使在断粮的日子里谁都不敢撼动父亲在家庭的霸主地位，而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父母去奔波。年轻时，父亲被生产队派到祁连山中挖煤。口衔一豆油灯，挑一对芨芨草编的圆筐，一步一步艰难摸索于那个逼仄、阴暗、潮湿的巷道里，等喘着粗气的父亲从煤窑门出来时，能看清的部位只有一对灰灰的眼睛和两片紫红的唇。就是那么一个男子，就是那样一张落满风尘的脸，像出土的煤俑，在那个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摸爬滚打了五年，父亲因此落下了严重的矽肺病。全家人极力劝父亲看病，可父亲总以种种理由推辞。
终于撑不住了，父亲像秋风中的一棵枯树，风稍一大，就会嘎嘎作响，直至轰然倒地。全家商量好让我带父亲去张掖最好的医院看病。
第二天清晨，淡蓝的风中有紫色的蝴蝶盘旋、飞舞。父亲换好了新衣。刚要出门，母亲说今天水厂要放水，得去拾掇一下水龙头。我要进水窖，父亲不让。他得瑟着下去，谁知又把新衣服弄脏了，母亲见状嗫嚅着埋怨父亲，父亲明显的满脸不快。母亲的唠叨又升温了，父亲终于怒了。两人相互用世上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对方，全然不顾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我的存在。我喝退了母亲，劝好了父亲，两人一路来到张掖。
医院的走廊好幽深，像一口深井。我们杂沓的脚步声像在井里扔了些许石子发出的声响，空旷，悠长。由于不熟悉医院的设施，我们错过了门诊去走进了住院去。父亲说找个大夫问问。一位年轻的女大夫正和一位男子说笑，极投入的样子。两人都穿着白大褂，天使一般。我怯怯地问：“大夫，看病的大夫在哪里？”或许是掐断了人家的感情思路，男大夫头也不回地说在前边，我和父亲找了一圈仍摸不着北，又转了回来。等父亲再问男大夫时，年轻人几乎是吼着说：“我说你这老汉烦人不，你不识字，你儿子也不识字？抬起头来认！”说完“砰”地一声摔上了门。最终一位女患者给我们指点了迷津。
大医院的药单真长啊！透视的大夫说父亲的这种病只能当结核病治，回家好好休息，等待上天的裁决。可看病的大夫却开了多多少少十八种药。到药房取药时只给了十五种，我和取药的大夫理论着，那个一脸阳光的女孩极不情愿地退了款。父亲问我花了多少钱，为了不使父亲心理负担过大，我装作极轻松的样子说：“不多，也就五百元。”要知道，我那时在一个极偏僻的乡村中学任教，工资早就发不出来了，这次软磨硬缠总算向人借了八百元。父亲老大不乐意，恨恨地说：“宁进阎王殿，不进大医院。娃呀，你在糟蹋钱哩！”
出了医院门，太阳亮亮地照着，远处祁连山的雪浪飞溅下来，身边的商场或小店里播放着加速心跳的音乐。我和父亲急忙吃了碗牛肉面便乘车回家。一路上我劝说父亲安心养病，不要管钱的事。父亲一路无语。

送儿子去上小学
或许是没有一串好的缘故，我五岁的儿子竟常常在别的孩子放学后被老师扣留在教室。我问过儿子，他漠然地告诉我在写生字，尔后低下头虎着脸，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若在以前，依我的脾气，几个“大饼”早赏给他了。可十几年的高中班主任生涯已将我刷磨得浑圆光滑，我已没了半点脾气。眼下，面对学生日益叛逆的心态和疯长的自尊心，我更注重不怎么见效的说服教育。况且，大家知道，体罚学生到底是件不体面的事。
拉着儿子的手，我慢慢鼓励他：“我们的儿子多优秀呀，三岁时就能背下50首唐诗，现在不可能连个‘山石土田，日月水火’都写不到黑板上吧？”儿子满脸的委屈：“爸爸，不是我不会写，一上黑板我就发抖，脑子里啥都没了。老师一批评，我差点尿裤子了。”我相信，在这个没有工业缺乏企业，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的弹丸之地，儿子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凭经验，我知道儿子是紧张所致。于是，放学回家，我把生字写在大白纸上，挂在客厅里，儿子进门后，我扮作老师让他写生字，小家伙居然都能写对，还注上了拼音。我开始有点怀疑遗传了。
过了几周，语文老师还表扬儿子有了进步，我心中窃喜。谁知有一天中午数学老师打电话让我去她的办公室一趟，我心里惴惴的。
进了老师的办公室，数学老师似乎余怒未消。我们象征性地打个招呼，数学老师开始了她的数落:“你的孩子怎么搞的，连7加8等于几都不知道，这可是我见过的最笨的孩子，你是高中教师，就不会教教孩子？”说完乜了我一眼。从此，儿子回来，客厅里又多了加法算式。送儿子上学的路上我把车骑得极慢，一路上不忘来个及时巩固，我忙不迭地问儿子。
“7加8是多少？”
“15，爸爸。”
“那8加7呢？”我追问。
“还是15，爸爸。”
“还有哪些数字相加等于15呢？”
“1加14，2加13……”
我放心了，上班的路上哼着自编的小曲儿，冬天灰暗低沉的天空也仿佛一下澄净了许多，路旁的树静默着，像在为我祈祷。中午，我早早地回家，准备分享儿子回答上问题后被表扬的喜悦，妻子也准备了一只烤鸭。
楼道里终于响起了细碎的脚步声，我和妻子几乎是同时去开门。儿子脸蛋红红的，印着泪痕，不像受了表扬的样子。还是妻子眼尖，急急地问：“娃娃呀，你的裤子怎么湿乎乎的？”儿子回答 ：“做清洁洒水时不小心弄湿的。”我细一瞧，儿子的裤管从膝盖以下齐齐地湿了，他的小腿在隐隐抖动，这一点我能明显感觉到。我问：“你洒水也用尺子量得那么齐吗？撒谎！”儿子“哇”地一声的道出了原委：“一进校门，我就心慌，数学老师在教室门前拦住并抽查我，我脑子里只有嗡嗡声，什么也没回答上。爸爸7加8是15呀，我咋就不会说了呢。数学老师狠狠地训斥我，她好像余怒未消，找几个大男生牵着我的双臂，把我插进雪堆里……”我的心凉了，比雪堆还凉。末了，儿子坚定地说：“爸爸，我想转学，数学老师似乎死盯住我不放。”我拍拍儿子漂亮的小头：“老师是为你好，她是负责的，你不应该紧张啊。”
下午，我去与学校的老师彻底的沟通。我先是检讨自己的不敏不聪，失职疏懒，然后委婉地说出孩子的紧张，最后表下狠抓孩子学习的决心。老师们似乎被我的苦楚感动了，终于让我回来了。
此后，儿子的紧张稍稍好转。我们松了一口气。每当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我脑海中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瘦小的孩子，背着沉沉的书包，愁容满面地走在上学的路上。进校门时，他下意识地低着头，佝偻着身子，怯怯的目光迅急地向四周扫视一圈，然后迈着坚硬的步子，思索着如何应付马上就要到来的提问，他嫩嫩的脸上写满了茫然和无奈……
毫无疑问，我教出了好多重点和名牌大学生，曾引以为荣。然而越过中年快届天命的我却教不会自己的儿子，我不知道，是褒扬自己的奉献，还是痛责自己的失职无能。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骑着单车去三里外的学校上班，中午十二点半时才能和儿子见上一面，晚自习跟班回来时又是十一点半。我确实是有心无力呀。望着同事们考上大学的孩子志得意傲的样子，我脑中总是不断浮现出那个走在上学路上瘦小的身影。我多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可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崇高但又虚妄的幻想。
我常想。一个家庭的生活就像在搞一场接力赛，第一棒是父母，第二棒是我和妻子，第三棒是儿子。我们一边要搀扶跑完的父母下场，一边还要等待儿子的出场，甚至儿子还要等待儿子的儿子出现。第一棒跑不动了，第二棒义不容辞地去替代，第三棒紧接着跟上，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人到中年，不断地在儿子、丈夫、父亲三种角色中变换游移。无论哪种角色出了问题，都将引起哪怕是一阵短暂的混乱。得小心翼翼地把老的扶下山去，再如履薄冰殚精竭虑地把小的扶上山去，一切都让人觉得天经地义不容辞卸。此外，得去应付各色人等和永无尽头的工作。
中年，握满把的累。
[ 本帖最后由 吕永红 于 2008-11-18 15:3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