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师范毕业，我回到了家乡，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那年我18岁。
　　当我独自一人背着行李走向深山深处的学校的时候，我的脚步很沉重，我不敢想我的梦想。
　　学校前的树上挂着一截铁管做的钟，老远就迎接我了。从此，钟和我的声音此起彼伏，年复一年。就这样，我便成了那棵粗大的苦栗树上的另一口钟了。
　　学校只有我一个教师住校。放学后，学生们都回家去了，剩下我一人忙碌着做饭、改作业，有时也砌墙盖房、挖地种菜。日子就这样在深山中悄悄流动着，不易觉察，只有那截铁管一丝不苟地用声音把时间切断，然后一丝一丝带走，没有半点痕迹。那棵苦栗树不知长了多少年，把一间教室遮了大半，那截铁管也不知挂了多久，锈黑的铁丝已嵌进树干深处，斑驳的树皮在铁丝上下隆起了鼓鼓的一个圈，像一具高深莫测的现代雕塑。
　　学校老师们轮流着值周，值周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按时敲钟。拿着小铁锤敲钟是学校最神圣的工作。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个小铁锤的手柄已经握得非常光滑细腻了，夏天握在手里凉冰冰的。起床、上课、下课的铃声各不相同，进校的人首先要熟记这十多种铃声。我也是在当值周老师时才真正领悟了这十多钟不同节奏的敲击的真正含义。当我重重地把铁锤敲在铁管上时，强烈的金石之声把我的耳膜震得嗡嗡直响，过了许久，我才改掉了掩耳敲铃的习惯。我偶尔听到有人在背后奚落着学校的老师：“当天和尚撞天钟嘛，天天回家种地。”可是我没有地种，我只有天天呆在学校里，其实我更多的是为了躲避母亲转弯抹角地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女朋友的烦心事。于是，我不得不想，我会在这里呆多久，这一生是否就这样一直到头？我开始梦想着我的梦想。
　　孩子们都住在学校背后的山坡上，或者山的那边。孩子们放学回家后，我常常独自在门口看远山、白云，也看书，等孩子们再来。夜晚，对面山坡的灯火和犬吠在黑暗中愈加清晰，可是，我的耳朵里总有类似鬼怪的歌声，让我在惊恐中一再失眠。星期天或雨天，孩子们到校不齐。我便停下新课，给他们读诗歌、散文、小说……我知道他们不会懂得太多，我尽量读慢、讲简单。孩子们总爱听，我想，他们是听懂了。
　　班上20多个孩子，冬天缩成一团，让人想起农家的母鸡和小鸡。看着他们不合身的牛仔裤、夹克衫和现代色彩浓郁的成人衣衫，就知道他们的父母在南方或北方的某个城市打工。一到上课时，每件衣服又重新在泥水里裹了一遍，每个脸蛋又蒙上了一层细细的尘埃，但没人会在意。因为每一片污渍，就是一份欢乐的痕迹，每一粒尘埃，就是一份不易注释的成长的印记。山里的孩子就在如此的贫乏中丰富地生活着。
　　4年里，我自学完了中文专科和本科的课程。在与孩子们的玩乐中，我坚实而平静地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当我请假离开学校，走过100多里泥泞山路，再赶车到成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第一次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以主人般的姿态坐进了其中某一个教室，深入那神秘的殿堂。我独自站在学校的大楼上，看着校园，我的心里闪过一丝疼痛，我只是一个只有两天机会的过客。我在校园书店买了一本书，在扉页写下“锦城虽云乐，还需早还乡”，权当作“到此一游”。然后，我便收拾东西准备回到深山的学校。当我跨出大学校门的时候，我知道，真正的大学将是我永远的梦想。
　　后来，我调离了那所乡村小学。又像当年一样，我背着行李走出大山的时候，我的脚步依然沉重。我不想评论我是一名世俗的逃兵，还是一名冲出命运樊篱的勇士。在我走后的第三年，那所乡村小学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只留下了3个班，空下了一大片校舍。再后来，听说有人在里面养鸡，我不知道，我住了4年的那间小屋现在是个什么模样。
　　当我走进另一所中学再调到县城机关的时候，有人问我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我想起了家乡小学的那个地方，叫麻溪寺。　　
　　 [ 本帖最后由 彭川 于 2008-11-5 20:54 编辑 ] 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