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乡土怀旧系列之二十六：生产队里开大会

　　　　　　◆乡土怀旧系列之二十六：生产队里开大会
　　　　　　　　　　 文/于文华 　　人的记忆就像一坛陈年老酒，经历的事情越多，日子越长久，越能散发出醇香的味道，也越能叫人咀嚼出往事中值得怀恋与珍藏的点点滴滴：比如看见生产队摞的高高大大麦垛时的喜悦，比如门外瑞雪飘飘屋内炉火温暖坐在温烫炕上休眠的闲适，比如队里开大会时社员们的嬉笑自在……
　　没有固定不变的场所，没有像模像样的会场，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客套，有的是小葱拌豆腐的清清楚楚，是石匠锻磨石（实）打石（实）的认真与憨厚。队里的上传下达，春播秋收，修渠铺路，浇水打坝，平田整地，割麦拔田，犁地拉粪……更不用说“文革”时的早请示晚汇报，计分员或者保管员庄户里大声呼叫几声：“开会了，开会了”，人们便一传二，二传十地招呼着、喊叫着，兴致勃勃去开会。 　　地点是流动的，视季节变化、天气好坏与队长的心情如何而定。要是在冬天，往往选择在饲养场大院的南墙根下，人们一边晒着暖暖的冬阳，或蹲或坐，或站或立，男人卷着旱烟渣子，互相传递着卷烟纸条，甚至缺烟渣的也可以伸手要点，边和一旁的几个年纪大的妇女开着或荤或素的玩笑话。妇女们，则低着头，边唠着磕儿，边纳着似乎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不时还回敬男人几句。甚至在队长未开腔前，几个身强力壮的老娘们，将那个出言不逊的家伙压倒在地，扬言要脱去裤子，摸个鸡鸡……队长见人群笑开了锅，适时地站起来，说起开会的内容，也给羞臊之极的男人解了围。夏天呢，村头大槐树下，绝对是最佳的地点，树荫像一个硕大无比的阳伞，遮挡的一大半人心里凉凉的，而孩子们，在人缝间兴奋异常地跑来跑去。白杨树萦绕的家园，泥墙土脸的房屋，像是亲切捻熟朝夕相处的伙伴，张望着、关切着，乡村里随意溜达的风，像身边顽皮的孩子，将邵八叔的草帽一把打下来，嬉笑着跑远了，将刚刚结婚的年轻媳妇有些紧把的红红的碎花衣襟掀开，惹得不远处光棍憨大眼里几乎要冒火。
　　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缘由，社员们不分男女，对开会表现出空前的积极与热情。一来可以互相说说开心话，联络联络感情与思想。虽在一个村子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的脾气、性格、爱好……都了如指掌，乡村长大的孩子，即或是有出息走出村庄，不管多少年回村，老一辈的人，都能够说出一些个性、话语乃至奇闻异事，但这样的气氛与场所，却不是天天有的。二来人们趁机可以了解了解形势与外面的事情。那时乡村信息闭塞，一般人看不到报纸，听不到收音机里的国家大事，更不要说电视里图文并茂地观看。队长传达的上级会议精神，就是唯一的外部世界的信息来源。三则是最实惠最划算的，也是最主要最关键的，开会也照样记工分，不出力不流汗，轻轻松松就可以挣到一个早上的工分，何乐而不为呢？听说要开会，任凭猪圈里老母猪饿的直叫唤，将吃奶的孩子抱上也要去开会，男人将吃了一半的半碗饭端在手里，边吃边去开会，反正又没有规定开会不能吃饭。 　　最高兴最喜悦的会是分粮食！不管是在麦场上按照劳力、工分与人口分麦子，还是在土豆地白菜地里分土豆与白菜根。人们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谁不乐意能吃的好一些呢？这样的会，队长简短说几句，没有长篇大论的繁杂客套，只有开门见山的直奔主题：听说有些人家几天揭不开锅了，刚刚打了一场麦子，今天分些粮食，精打细算……下面由长年（队里的计分员）喊一户，上来一户，放心，谁家都有份！ 　　最难过最沮丧的是年年的年终决算会！会计算盘一扒拉，贴出几张纸纸来，开会时说谁谁谁家超支了，谁谁谁家刚刚好。那年月几乎家家超支，一个劳动日仅仅值一两毛钱。尤其是家里孩子多劳力少的人家，（当时我们不知道家里孩子多与后来计划生育的关系）一些工人干部家属，一年四季的辛辛苦苦，苦扒苦挣，反而要给队里交清超支款，才能在过年时分粮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又不允许出外打工赚钱，唯一的指靠只能寄托在家里喂养的猪身上。养一头肥猪，还清欠队里的，剩余的只能是寥寥无几了。后来，有些胆大的人，偷偷摸摸去黑市倒腾鸡呀羊的，使贫穷的日子稍稍有些起色。 　　大概是1972年5月的一天，（按照我最小的弟弟年龄推算的，他当时一岁多些）队里的计分员挨家挨户张罗着、吆喝着：今天的会大老爷们就不要来了，光大老娘们参加，生过一两个娃娃的也不用开。听听，这是啥会？哪门子道理，凭啥不让一家之主的男人开会？嗨！这半边天快成了一片天了，连开会这等好事都不许掌柜的参加？以往，有些会议，队里开会是清一色的男人，绝对没有她们大老娘们份的。村子里的人们就议论纷纷，胡乱猜测。有好事者不请自去，从队长那里套口风：今天是啥会？这么神神秘秘。干啥？队长那厮嘴就像贴了封条，只字不提开会内容。“这……与你们大有关系，等开完会，不就啥都知道了”。 　　也罢，不去就不去，不就是一次会议吗？又不是公社礼堂开，或是去县上开“三干会”。（生产队、公社与县三级干部会议）该干啥还干啥，反正开完会一切会明白的。妇女们乐滋滋的，头一次在男人们面前占了先，神气十足地出了门，像是去赶集，又像是去看大戏，一路上嚷着、说着、笑着、喊着，去队长家的院子里开大会。 　　晚饭前，开过会的人家，饭做熟了，除了孩子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抢着吃以外，各家的男人女人好像对吃饭失去了兴趣，心事重重，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让我爹我娘不高兴！这事一定与今天生产队的会议有关。很想张口问问，又怕自讨没趣，只在心里只犯嘀咕：到底是啥事呢？让他们闷闷不乐，愁眉苦脸，茶饭不思。晚上，全家七口人挤在唯一的书房炕上睡觉时，半夜熟睡的我，被父母的小声议论“吵醒”。“队长说这是上头说的，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你说的轻巧，伤筋动骨都一百天呢，何况是肚子上划一道口子，伤了人的元气，以后你怎么劳动养家？”“没事！队长说哩，就像谯小猪一样，一点都不疼。”“站着说话腰不疼。不疼他去试一试？”“听说队长老婆要带头做手术，还说是国家为咱老百姓做好事。不计划生育，生下十个八个怎么养活？”父亲半天不再言语，好像触动到他的心坎上。“四个孩子一天天长大了，还挤在一个炕上，以后还要盖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不把你累个半死。再者说，队长说头次结扎，一律记四十天壮劳力的工分，还补助三十元钱，五斤红糖。要是以后做，估计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也对，这次跟着队长老婆沾个光……”我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只隐隐约约记着“计划生育……结扎……什么的字眼”也不知父母的心事解开了没有。 　　隔天，放学后，父亲已将架子车收拾的齐整，还铺上了褥子，说是要和我去公社医院拉母亲。我没有问，估计和他们那天晚上的喧话有关。到平日不大去的公社医院，父亲扶着一脸倦容的母亲躺在架子车里，然后在前拉车，我在后面扶着车子，小心翼翼地拉着动完手术的母亲回到家里。 　　母亲像生了小弟一样疲倦，而父亲果真像伺候月婆子一样精心周到地服务着，整天熬着小米汤，喝着红糖水。（我们这里的风俗把生育了孩子的妇女叫做月子，月婆子也就当仁不让成为一种称呼。）父亲安顿我们：你母亲做了手术，得缓一个多月，往后要听话，不要惊扰你们的妈妈，让她多休息。几天以后，我从同学口中探听到，全村生育了三胎以上的妇女，都主动去公社医院做了结扎手术。那些天里，我们村子像过年一样，常常碰到端碗的小孩，他们端着可口的饭菜，或是提着几个鸡蛋，给做完手术的妇女下奶。往往，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片，母亲只吃上半碗甚至几口，就被我们几个争着抢着吃个干干净净。
　
　　当时不知道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是基本国策。后来渐渐明白：我国人口众多，且基数大，经济发展还不够发达，人民生活不够富裕。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的实施，无疑是绝对科学正确的高瞻远瞩之举。当初的人们也许是形势所迫，母辈们主动结扎是心甘情愿的，但后来计划生育就成为乡村干部最难啃的骨头、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些地方将超计划生育农户家抬值钱的家具抬走，将口粮弄走，甚至拆房子。再后来听说移风易俗，也给男子做手术，但仅仅搞了几例，农村里男人是一个家庭的栋梁与支撑，所以女人一般不会让自家男人做手术。 　　现在，村民依旧开会，但人们缺乏那种高度的热情了，村子里除了夏收与过年时节，其余时间都空落落的，开会成为村干部的头痛事！而计划生育的观念与意识也深入人心，从各种各样的变化与实际感受中，农民也不再硬和政府怄气，不论男女，最多生两个就不再想着生育，至于“超生游击队”早已成为历史。尤其在改革大潮洗礼下，人民生活水准也一步步地提高，人们的文化观和生活观不断变化，对基本国策二十余年的磨合也有了模式性的认同。 　　
　　多年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村子里的人们，其乐融融到生产队开会的情景，虽然生活贫穷，物质生活不丰裕，日子清苦，缺衣少吃，但无论做人还是处事都乐观向上，心态平和，从容娴雅， 形成淳朴的民风，宽厚的乡俗，以及忧伤中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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