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境界

　　　　　　　　　　　　　　境界 　　一直以来，总是认为“境界”这个词儿，是那些“大人物”们的专利，平常百姓是与之无缘的，直到汶川地震灾难发生后，才感觉自己过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而天真的。 那个很平常的午后，那个很平凡的日子，灾难就这样突然降临了。举国同悼，举世同悲。默哀中，我们祈祷，我们对生命充满了敬畏，我们更加珍爱自己的生命；默哀中，我们渴望我们的同胞们能彼此相爱，能共同唱好那支“爱的奉献”。 　　那个向汶川遇难同胞默哀的午后，我特意用一件黑色亚麻胸前绣一朵白色牡丹的外套，替换下了上午那件‘玫瑰红’连衣裙，有人问：“你是特意为遇难的四川人穿孝吗”？我神色凝重且极其认真地点了点头。 　　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我关注着灾区的一切，无论看电视、报纸、或上网浏览，那些来自灾区的房倒屋塌、遍地烟尘的画面，那些失去亲人失去家园悲痛欲绝的人们……映入我眼帘的这些画面，让我的精神几近崩溃。那些可爱的孩子，那些娇嫩而无辜的生命啊，每一次我的泪水都止不住地倾盆而泄，常常流泪流到头痛，于是在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看任何关于灾区的新闻报道。 　　我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思想境界多么高的人。我想为灾区捐上自己一个月的薪水，也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但是我犹豫了，因为这让我想起了多少年前，在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一张《农村大众》报纸上，我发现有很多失学儿童需要救助，我把自己想救助几个失学儿童的想法和同事、朋友们讲了，没成想却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有的说我想出风头，有的说我钱多地花不了烧的，有的说我太年轻，有的干脆叫我大傻瓜……没想到这好人如此难做，我长叹一声。我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也不想出什么风头，更不想人家拿我当傻瓜，我不是生意人，我只是靠工资吃饭，我的钱也不是多的花不了，我自己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不想给人留下一个“爱出风头”或“傻瓜”的印象，我知道我的路还很长。在爱心与舆论面前，初涉人生的我眼前迷茫了。 　　我每天都在思考并盼望着尽自己的能力为灾区做点什么。 　　当上级发动捐款的文件终于下达时，我几乎是第一时间将自己所在单位的捐款送到民政局的慈善部门，我比文件要求捐献的又多捐了一倍。那个时刻，我感觉自己的心里稍微轻松了一些。紧接着，又下来一个通知，要求每个党员缴纳特殊党费。我问一个单位的部门领导交了没，看上去保养的面容姣好的这位政府官员告诉我：“我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这个职务是政府聘的我，而且我先前已经捐了100元了，这特殊党费我就不该再拿”。还有一个刚刚退了休的部门一把手，给他下了几次单位集体捐款的通知，他总是打着哈哈：“我已经退休了，你们还找我干啥，这款我坚决不捐。” 　　所谓“捐款”，本身就是自愿，就是一个善举，没有谁强迫谁。看着平时坐在台上指手划脚、慷慨激昂、声色俱厉地高喊着“风格、奉献、”等口号的这些大人物，这样的一种思想境界，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晚饭的时候，不经意的一抬头，电视上一个极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妈妈，妈妈，快看啊，那不是我老舅吗？”是的，电视上，那位满头白发身材瘦小的老人就是我的舅舅啊，站在捐款箱前的他，正在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我70岁的老舅，成长在一个革命家庭，是一位拥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的姥姥、姥爷、大舅、大舅妈、二舅妈都是中共党员，我姥姥是一位老革命工作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被发展为地下交通员，为我党做了大量革命工作，解放后，我姥姥曾长期担任乡里的妇女主任，当过全县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妇女代表。我姥爷在淮海战役和几个战役中扛过枪、抬过担架、抢救过伤员，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贡献。舅舅曾在村子里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在乡镇担任过负责人，“文革”期间回到村子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农民和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勤劳质朴、善良无私的性格，在周围的三里五村十里八乡是极具口碑的。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舅舅，身体非常不好，时常闹病，在一年的时间内，他竟然住了四次医院，身体稍微好些后，我表哥不愿再让舅舅种地，就在县城给他找了个月工资几百块钱看大门的活计。 　　舅舅这次共向灾区捐款1000元。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表哥有点不相信，他专门打电话询问我舅舅，在得到确切的答案后，表哥很是生气，“爸爸，不是不让你捐，人家局长才捐了100元，你却一下子捐了这么多，咱家又不是多么称钱，这不是成心让人家笑话吗，你留着钱给自己买点好东西吃不行吗，咋这么傻呀你。”其实，表哥平时是非常孝顺我舅舅的，他是位经营建筑工程的老板，从不拖欠工人工资，不管是谁，只要有事找到他，他总是尽力去帮助人家。 　　在看过新闻的第二天，我也去采访了我的老舅。老舅告诉我，自从四川地震后，他每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常常一个人对着电视屏幕默默地流泪，思虑再三，舅舅觉得，目前自己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快给灾区捐点钱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当时，他的存折上还有整整1100块钱，舅舅留下了100元做自己这个月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部捐给了灾区。 　　晚饭时，我们吃着舅舅煮的面条，我问：“舅舅，有蒜吗？”“有啊”。老人家从身后的篮子里抓出了一大把干巴巴的蒜，“舅舅啊，你为什么不吃新蒜呢？”我奇怪地问。“新蒜一块五一把儿，这陈蒜一块钱能买七斤呢。”舅舅非常知足地笑着说。